世緣一念，便等閑、游戲人間

——宋代 京鏜《漢宮春（壽李都大）》

今天討論的主題是古鎮生產，所針對的是如今全國各地大同小異的古鎮旅游以及同質化的古鎮商業街。

這一話題首先喚起的是我對曾經生活過的環境的記憶。在安徽蕪湖市的青弋江河畔有一座因沿河水運碼頭而興盛的集鎮，叫做方村鎮，曾是蕪湖的4大古村鎮之一。這是我父親從小成長的地方，也是我經常度過童年假日時光的地方。那里有一條方村老街，自東吳起，歷時千年，是典型的江南風格，青石板鋪路，兩邊是沿街磚瓦房屋。我父親自小在方村糧站長大，方村鎮作為貨運碼頭，一直是周邊地區的糧食集散中心，與作為四大米市之一的蕪湖市共生。方村鎮在差不多十幾年前經歷過一次重大轉型。當時由于陸路交通發展、繁盛水運落寞，方村鎮將居民從老街整體遷出，建了一條更具現代城鎮面貌的方村新街，老街建筑則作為廢墟一直衰敗至今。與此相對照的則是蕪湖的另一座古鎮——西河古鎮，這曾是徽州地區茶葉、竹木器具等商品的水運集散地，當地的策略則是進行另一種轉型，以商業街的方式將古鎮進行了保留。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面對西河古鎮的旅游經濟學，自認為歷史更為悠久的方村老街居民常常會羨慕和嘆息。

2025年4月13日，安徽省蕪湖市灣沚區西河古鎮。

兩種決策的不同及造成的后續發展，引起我的思考。方村老街的衰敗，使無可歸家的居民別無選擇地沖向外地謀生，而西河古鎮的商業旅游，卻也并沒有將本真性（Eigentlichkeit）保留，它成為旅游經濟學中的一種擬像（simulacra）。因為本真性需要本地性（locality）的支撐，就方村老街、西河古鎮而言，這種本地性當然與當地整個水運的商貿生態相關。當這種自然生長的本地性消失之后，古鎮即使存在，也已貌合神離，成為一種擬像。對于這種擬像，旅游經濟學將村落納入了一種外部的回路中，其商業要點在于懷舊，古鎮居民如同電子游戲中的npc，與前來游玩的游客互動，這一點在現在的古鎮旅游經濟學中越來越明顯，這時甚至懷舊本身都已不再是游玩的目的，古鎮直接化身為一種大型的游樂場，漢服游客與古鎮居民共同置身于一個cosplay的現場。我們簡單可以列舉出三種類型的cosplay游樂場：第一種是美國的迪士尼cosplay；第二種是日本的動漫cosplay；第三種是中國的古鎮cosplay。

關于旅游經濟學的討論，當然還可以和旅行作對比。無論是旅行還是旅游，都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從某處到某處。用語用學的方式加以思考的話，它由四個要素構成：出發地、目的地、游覽內容和意義感受。

而旅行（travel）與旅游（tour）的區別在于，旅行這個概念的前提是遠離人們所熟悉的“地方”，它蘊含著某種冒險意味，試圖逃離慣常的平庸生活，通過一番冒險的旅程（journey），在與陌異事物的遭遇中使個人的身心得到提升，從而獲得某種教育的事后（après-coup）意義。例如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貴族青年就經常會進行的一種歐洲傳統的外出游學，叫做壯游（le Grand Tour）。蒙田就曾在1580年9月從法國博蒙出發，途經瑞士和德國，進行了為期十七個月又八天的意大利之旅，并寫下了一本《意大利游記》。因此，旅行涉及到一個陌生的外部和一個熟悉的oikos（家園、家政、家宅），而oikos一詞正是economy（經濟學）一詞的古希臘來源。其意義在于：在旅行、游歷（peregrination）之后，回返家園，一切已大不相同。也就是說，旅行作為一種冒險，總伴隨著失去家園的焦慮，其目的在于與事件相遇。通過事件，這時對家園的回返以失去家園為前提，被重新激活為一種重復的差異。就像喬治·阿比勒（Georges Van Den Abbeele）在《旅行作為隱喻》（Travel as Metaphor, 1991）[1]一書中所指出的，這時，旅行這一概念實際上也成為一種隱喻，一種哲學的隱喻。在這種隱喻之下，生命，從母體中誕生，直至遭遇絕對他者——死亡，也就會被視為是一段沒有回返的旅程。

但旅游（tour）很顯然就不再有這樣一個冒險的外部，無論是出發地還是目的地都是在同一種熟悉的內部中，它封閉在了一種熟悉的oikos也就是economy的回路中，如今的宅文化、御宅族正是在這樣的處境中誕生的。那么在沒有外部之后，如何在旅游經濟學的封閉回路中依然能夠感受到某種意義感？利奧塔的思考是：在外部消失之后，堅持認為在我們慣常的oikos內部依然存在某種不可磨滅的他異性（altérité），有一位永久居住在我們oikos中的熟悉的陌生人，一位永久客居在我們家宅中的他者，他會稱之為非人，也會稱之為“幼年”。這是利奧塔對作為擬像的旅游經濟學的哲學思考。很顯然，利奧塔的思考是一種事件哲學、他者哲學的視角。與此同時，我也對東浩紀的《觀光客的哲學》[2]進行閱讀，我好奇的是東浩紀會如何將旅游、觀光、tour的問題與哲學關聯在一起。在這本書中，東浩紀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依然是“他者”，不同之處在于東浩紀將“觀光客”（tourist）本身作為一種“他者”來進行考察。

旅游業的興起與旅游業之父托馬斯·庫克（Thomas Cook）有關，他將啟蒙事業與鐵路交通、大眾旅游緊密結合在了一起。由此，自18世紀興起的現代旅游不再是只屬于歐洲貴族的壯游，而是成為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但在這個問題上，在流行文化、消費主義盛行的當下，我們需要做一些延伸。這里存在“公民”（citizen）與“民眾”（demos）之間的差異。如果說托馬斯·庫克的目的是啟蒙公民，并滿足其欲望。那么在流行文化、消費時代下的旅游業所針對的則是民眾，一種進行觀看的大眾（mass），即觀光客。在這種大眾文化中，文化工業在將旅游作為一種商品提供給大眾時，大眾也被這種商品所制造。旅游業與觀光客本身都是文化工業生產線的組成部分。利奧塔因此在《對流行文化的簡要反思》（Brief Reflections On Popular Culture, 1985）[3]、《民眾與非人》（Le demos et l'inhumain, 1995）[4]等文章中認為需要在這種文化工業內部引入某種抵抗（resistance），通過某種擾動來抵抗這種文化生產的平滑生產線。那么就觀光、觀看而言，利奧塔的方式是一種抵抗凝視的方式，對同質化的感知方式、觀看模式進行越界。這也是為什么如今也日益從大眾旅游中分化出了小眾（minority）旅游的原因。

如果說利奧塔對文化工業所生產的“觀眾”還持有某種批判和警醒意味，所要喚起的是民眾內部的非人、民眾內部的他者。東浩紀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將賭注完全押在了“觀光客”之上。東浩紀的“觀光客”需要放置在經濟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同時并行的時代背景中加以理解，他將其稱之為一種“雙層構造”的時代。對東浩紀來說，觀光客類似于本雅明所說的都市“漫游者”（flaneur），帶著渙散的目光，走馬觀花，游蕩在城市中。東浩紀從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出發，認為將人群維系在一起的方式除了國家、法律之外，還有商業精神，由此“觀光客”作為商業的組成部分，本身就會承擔起將各地連接在一起的功能，這時“觀光客”實際上就成為了一種媒介、一種信使。這種信使和媒介意義上的觀光客，不再是科耶夫、施密特、阿倫特各自理論所建構的屬“人”的存在，觀光客越出地域和國界，沒有朋友也沒有敵人，沒有行動也沒有勞動，是一種諸眾（multitude）意義上的“非人”存在，東浩紀將其界定為一種無目的的、不斷處于“誤投”中、不斷激發偶然的“郵件性的諸眾”。

在時間上，這種“觀光客”很顯然是臨時性的。觀光客獨自一人，或三五成群，從一處來到某處，與人邂逅、攀談，偶然相遇又偶然結束，它并不構成一種共同體的實際存在，總是在事后性的回溯中構想出一種團結、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結。那么“觀光客”是否能成為一種新的身份認同？這實際上構成了我對東浩紀的提問。如果它可以如此，也就意味著一個人在時間上長久的保持一種“觀光客”的心態，無論是在家還是在外都始終持有一種游客心態。如果給出一個倉促結論，也許我會說這種觀光客意味著“游戲人間”，游戲人間構成了觀光客的獨異性（singularity）。

最后，我想再次回到旅游經濟學的問題對這份講稿快速總結：古鎮作為旅游經濟學發端于一種懷舊心理、一種懷鄉病，但現在這種古鎮的旅游經濟學實際上也開始讓人審美疲勞，古鎮的旅游經濟學現在正在轉變為古鎮游樂場。在古鎮游樂場，懷舊已不再是古鎮旅游的目的，游樂場里發生的是cosplay現場。但另一個問題在于，懷舊情緒并沒有消失，當古鎮游樂場不再提供懷舊情緒時，它會以另一種方式發生，在城市中，廢墟探索如今正在悄然興起，一種廢墟美學、夢核美學接管了古鎮的擬像。

2025年5月24日

同濟，彰武

(本文為作者在“古鎮生產工作坊”上的發言講稿。)

注釋：

[1] Georges Van Den Abbeele, Travel as Metaphor: From Montaigne to Rousseau,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p.xxii-xxiii.

[2] 東浩紀:《觀光客的哲學》，黃錦榮譯，臺北：唐山出版社，2023年。

[3] Jean-Fran?ois Lyotard, “Brief Reflections on Popular Culture”, Postmodernism: ICA Documents 4&5,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9, pp.181-182

[4] Jean-Fran?ois Lyotard, “Le demos et l’inhumain”, Chimères. Revue des schizoanalyses, 1995, 24, pp.147-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