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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全球極端天氣增加，自然災害頻發，對我國經濟，特別是農業生產造成嚴重影響。據，6月1日起，我國全面進入汛期，南方地區進入主汛期，局地暴雨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發生幾率加大，防汛任務艱巨。探討我國古代應對洪澇災害的豐富經驗，及其對現代災害管理的借鑒意義，至關重要。本期人民論壇讀史， 帶您了解 我國古代應對洪澇災害的智慧 。

古代洪澇災害呈現出明顯時空分布規律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洪澇災害多發的國家。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我國水災共發生1058次。先秦時代，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對洪澇災害的認識和防御能力有限，洪澇災害往往會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孟子·滕文公上》中記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進入秦漢時期，隨著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和鞏固，國家開始建立制度化災害治理體系。政府修建水利工程，如堤防、水閘等，以應對洪澇災害。然而，由于技術水平限制和自然災害的不可預測性，農業生產仍面臨周期性的洪澇威脅。

洪澇災害在中國歷史上呈現出明顯的時空分布規律，這些規律不僅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還受到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

從時間分布上看，洪澇災害在中國歷史上呈現出一定周期性。例如，從公元前602年到公元1938年，黃河共決溢1590次，較大改道26次，平均三年兩決口。頻繁的決口改道不僅對沿岸農田和村莊造成破壞（如沿岸的山西榮河縣載“按邑西濱黃河，近河灘地坍，漲靡常坍”），還導致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據歷史記載，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11年，長江共發生大范圍洪災214次，平均10年一次。這些周期性特征可能與氣候變化、降雨模式，以及河流的自然變化有關。

從空間分布上看，洪澇災害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區。這些地區地勢低平、河流眾多、降水充沛，因此成為洪澇災害的高發區。例如，黃河流域的決口改道多發生在中下游地區，長江流域的洪水也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區。此外，由于地勢低洼、排水不暢，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也頻繁遭受洪澇災害侵襲。據明清史料統計，海河流域在540多年中，共發生水災360次。17世紀以來，共發生19次大水災，平均20年一次，受災一般均在100個縣以上，淹沒耕地少則2000—3000萬畝，多則6000—7000萬畝。

除地理環境、氣候變化外，過度開墾、亂砍濫伐等人為破壞植被的行為，也會造成水土流失加劇，使河道泥沙含量、淤積程度增加，降低河道行洪能力。例如，清代曾任湖北按察使的趙仁基在《論江水》中提到：“水溢由于沙積，沙積由于山墾。”

古代洪澇災害的預防與應對

災前預防與準備。古代先民深諳防災備患、防患于未然的方略。災前預防與準備，既可以減少社會恐慌和混亂，又可以減少災害損失，增強社會應對能力，保證搶救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

古人通過觀測天象和水文變化來預測洪澇災害。他們觀察星辰運行、云雨變化，以及河流的水位和流速等，判斷災害是否臨近。《呂氏春秋》載，古人將云分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種，通過云的形式對降雨進行占卜。一旦預測到災害可能發生，預警信息就會通過特定的傳遞機制迅速傳播。比如，明朝著名治河專家潘季馴曾總結出一套方法，如果出現險情，要立即懸旗、掛燈、敲鑼，發出緊急搶救信號，提醒搶修，并安排群眾轉移。這一做法在古代被廣泛應用于洪水預警中，以便民眾及時采取防范措施。

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澇中至關重要。都江堰、大運河等，是中國古代水利工程典范，其“因勢利導”的設計理念，開創性地解決了灌溉、運輸與防洪排澇難題。其“旱則引灌、澇則疏導”的調節機制，在促進農業灌溉和交通運輸發展的同時，也構建起可持續的防洪排澇體系。《王禎農書》載，“溝洫之于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干之患”，通過修建堤防、疏浚河道、設置溢洪道等措施，洪澇災害的發生頻率和民眾損失顯著降低。

古人通過選育抗澇作物與創新耕作技術應對洪澇災害。《史記·夏本紀》載，“禹令益予眾庶，稻可種濕”，說明水稻具有耐澇的特性。《呂氏春秋》《齊民要術》《馬首農言》等古代文獻詳細記載了輪作、深耕細耙、中耕除草等耕作措施，以及因地因時耕作的規律、翻耕與免耕相結合的輪耕方式、水田整地排水技術等。此外，古人還積極推廣抗澇作物種植技術，如選育耐旱、耐澇的品種等，北魏《齊民要術·種谷篇》中提到：“種谷必雜五谷，以備災害。”

古代中國注重修建與維護道路、橋梁、堤防等基礎設施。早在先秦，中國就已經有了修建堤防以防御洪水的做法，《禮記·月令》載，“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這些基礎設施的完善不僅使交通運輸效率大大提高，也使地區抗災能力進一步增強。

災時應對與救援。洪澇災害發生時，政府與民間都迅速行動起來，采取各種措施進行應對與救援，以減少災害帶來的損失。

古代政府在災時應對中發揮核心作用。洪澇災害一旦發生，政府會立即啟動賑災政策，派遣官員前往災區進行勘查和評估損失，以及調配物資進行救援。例如，萬歷年間，面對溫州府“永嘉、樂清、瑞安沿江亦皆沒”的洪澇災害，朝廷立刻“詔遣吏部主事羅寔等至郡設祭，賑恤被災人戶”。政府還會根據災區的實際情況，進行減免稅收、提供貸款等經濟支持，幫助災民重建家園和恢復生產。又如，通過救荒貸賑等方式，對“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存”的貧民或流民實施救濟。此外，政府還會組織力量進行搶險救災，如加固堤防、疏浚河道、轉移受災群眾等，以防止災害進一步擴大。

民間慈善組織與個人也積極參與災時救援。在古代，許多地方都設有義倉、善堂等慈善機構，這些機構會在災害發生時提供糧食、衣物等救援物資給災民。《唐六典》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同時，許多富商大賈和士大夫也會慷慨解囊，捐資捐物，支持災區救援工作。

災后恢復與重建。面對洪澇災害，古代形成“政府主導、民間補充”的協作救災機制，既確保救災效率，又充分調動社會資源，最大限度減少災害損失。

為減輕受災地區財政負擔、鼓勵災民積極參與恢復工作，政府往往會實施蠲免賦稅的政策，同時，組織官員和專家實地勘查，制定基礎設施修復、農業生產恢復和災民生活改善的系統重建規劃。在此過程中，政府注重整合社會資源，調動各方力量參與重建，并提供心理疏導與社會支持，幫助受災群眾盡快恢復正常生活。《宋史》載，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河水泛濫，朝廷不僅給罹難者家屬提供喪葬用具，而且向澶州、涪州災民分別發放撫恤金，同時開倉賑濟。

在災后重建中，民間力量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許多民間組織和鄉紳等，通過捐贈物資、募集資金等方式，支持災區重建。光緒《嘉定縣志》載，道光二十九年，嘉定遭遇空前嚴重的水災。地方富紳秦溯萱主動倡議動用義倉本錢，發放臨時救助金，以撫恤民眾。

古代防洪智慧，帶來哪些深刻啟示？

中國古代在應對洪澇災害方面積累了豐富實踐經驗，其防災治水措施歷經長期探索與實踐不斷完善，對于有效保障農業生產和社會穩定意義重大。

應對洪澇災害的措施借鑒。都江堰、靈渠等古代水利工程，以其精妙設計，實現了防洪、灌溉、航運等多重功能，其順應自然、注重功能協同的理念，為現代水利建設提供了借鑒。例如，現代大壩工程在加固堤防的同時注重河道疏浚，正是對“治水之道，疏勝于堵”這一傳統智慧的延續。古代城市防洪體系中城墻、護城河及陂池的防洪智慧，已被融入現代防洪堤、防洪墻及排水系統的規劃建設中。此外，古代水位標記、雨量測量等方法，為現代衛星遙感、雷達測雨等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有助于提升監測預警能力。農業方面，古代耐旱耐澇作物種植、播種時間調整等經驗，在現代通過培育抗災新品種、推廣節水灌溉技術等得以轉化應用，提升了農業的抗逆性和適應性，為現代洪澇災害應對提供解決方案。在借鑒古代防洪經驗時，需秉持科學態度進行甄別與創新。例如，祈雨、祭神等迷信防災手段，因缺乏科學依據，無法有效抵御洪澇災害。此外，我們也應避免盲目模仿古代防洪工程。為保證防汛工程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要結合現代科學技術和實際情況加以創新、優化。

應對洪澇災害的思想借鑒。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強調尊重自然規律、減少人為破壞，這一理念與當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目標高度契合。在防洪減災領域，我們應踐行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理念，通過減少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干擾，從源頭上減少洪澇災害發生。在災后重建過程中，也應注重融入生態修復和環境保護措施，構建可持續發展的韌性社會。

我國古代社會應對洪澇災害，強調社會協同和集體力量。個體或組織無法獨自應對巨大的挑戰，政府、社會組織和民眾之間的協同合作，在古代社會尤為重要。因此，需強化政府、社會組織和民眾之間的溝通協作，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眾協同的現代防災體系，通過構建信息共享平臺、整合多方資源、優化協同機制，凝聚全社會力量，共同應對洪澇災害挑戰。

古代社會在災后重建中注重人文關懷，如官員引咎自責，就體現出對災民的情感體察與責任擔當。這啟示我們應構建完善的災后心理援助和社會支持體系，通過專業心理疏導、精準社會救助和家園重建等措施，幫助受災群眾重建信心和生活秩序。

總體來看，中國古代在長期應對洪澇災害的實踐中，形成涵蓋預警體系、水利工程、耕作制度、抗澇作物選育、基礎設施完善、賑災救災、賦稅減免，以及災后重建的完整防災減災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古代防災減災實踐中蘊含的前瞻性思維、生態智慧與社會協作理念，為現代災害管理提供了有益借鑒。這些歷史經驗印證了尊重自然規律、強化預警機制、凝聚集體力量的重要性，對構建現代韌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在汲取古代防洪智慧時，需秉持科學精神，對傳統智慧進行創造性轉化與運用。面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我們不僅需要進一步提高災害預測與預警的精確度，明確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角色與責任，更應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凝聚全球力量共同應對挑戰。

來源 |《人民論壇》雜志2025年第10期

原標題 | 我國古代應對洪澇災害的智慧

作者 |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國家農業農村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李軍

新媒體編輯 | 常嫦

新媒體美編 | 吳文迪

原文責編 | 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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