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燕梳春秋”公眾號，原載《傳記文學》2020年第6期，選自《從師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5月版。旨在閱讀分享，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小編刪除。

1977年12月10日，我在北京遠郊密云山區參加高考。這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試，《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就是北京地區語文考試的作文題目。那天，試卷展開，我一下子就興奮起來，感覺那題目好像專為我準備的，一年來的往事就像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地浮現在眼前：我代表全體下鄉知青在動員會上的宣誓，下鄉頭一天的不眠之夜，第一天干活的情形，“龍口奪糧”的日日夜夜，還有復習高考的點點滴滴、分分秒秒。一年來的希望、一年來的苦惱、一年來的歡樂，瞬間都涌向筆端……

這年初春，乍暖還寒，北京三里屯第二中學租用兩輛大公交，把我們送到密云山區。一大早出發，大概走了五六個小時才到達塘子公社。前焦家塢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棟早已等候在那里，他簡單地向大家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就陪我們到了前焦家塢大隊。進村的時候，差不多已是傍晚時分。大隊黨支部書記辛守臣迎接我們，介紹了一下大隊的情況，宣布了分配名單，把我們一行八十多人分散到十一個生產小隊中。知青宿舍還沒有蓋好，先暫時住到老鄉家里。那天晚上，我和好幾位同學睡在老鄉家的大炕上，全身爬滿虱子，瘙癢難耐，沒有睡踏實。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我們是在臨行前幾天才確知要到塘子公社插隊。任務下達后，很多人憂心忡忡，不愿意離開城里。我則異于是，很高興有機會到“廣闊天地”去實現自己的夢想。離校時，到派出所辦理戶口轉移手續，看到介紹信寫著自己的身份是非城市戶口時，內心還是狠狠地緊縮了一下，突然覺得自己已經沒有退路可走了，只能勇敢地走下去。

臨別之際，母親傷心落淚。她不僅擔心我的未來，更讓她難受的是，我父親憑借著自己的不懈努力，終于把祖輩傳下來的農民身份轉為城市戶口，到我這兒又變成農民，他們一輩子奮斗的結果現在歸零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得下地干活。我們從小在城里長大，讀書期間雖然有過學工、學農、學軍的經歷，但畢竟還是學生，人家還有所照顧，而今不一樣了，學生裝已經脫下，要和當地農民一樣干活，沒有人會認為你是城里學生，就會照顧你。日出時分，所有社員一早就集中到麥場上，由小隊長派活。我們春天來到農村，起圈、撒肥、春耕、播種、間苗、除草是最主要的活兒。生產小隊長根據你的勞動技能、身體狀況來派活。間苗鋤地、跟車撒肥，是比較輕松的活兒，通常派給女社員。即使這樣，女知青也受不了。每人一壟，一蹲就是半天。老鄉很快就干完，收工回家。女知青哪里蹲得住啊，最后干脆跪下來干，褲子都磨破了，膝蓋處血跡斑斑。

男社員多是臟活累活。譬如起圈，兩腳踩進泥乎乎的豬圈里，用大方鐵鍬往外鏟肥，身上全是豬糞。我下鄉的目標比較明確，所以干勁十足。那年5月，我們在潮河邊上的黃狼峪山坡上開墾條田，手磨出五六個血泡，就用手絹包起來，繼續干活。當時勞動按工分計算，壯體力通常10分，知青通常6到8分之間，我表現不錯，很快就被定為9分，在知青里是最高的。我們大隊算是比較富裕，工分值九毛錢。如果天天出工，每月可以掙二十多元錢。一年以后，我離開農村時，扣除頭年口糧，還剩下七十多元，便是我全年的純收入，給父母、妹妹買點衣物，也就所剩無幾了。

后來，大隊蓋了三排磚房，知青集中在一起住，一個房間三到四人不等，隊里還派了一位管理員負責我們的食宿。我們的管理員個頭很高，黝黑的臉龐，溝壑縱橫。他總是弓著腰，出門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我們都叫他“老管”。他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做飯。同寢室的王志剛擅長做飯，也派過去當二廚子。我們的主食只有窩頭，青菜加咸菜，還有漂了幾片油花的醬油湯，很少見到油腥。只有農忙的時候，才能吃到白面饅頭。那時，我一頓能吃五六個饅頭。我們小隊的李志華飯量不大，常把省下來的飯票給我。在農村，這樣互助的事很多，在孤單勞累中還可以感受到一絲溫暖。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我們實在太饞了，胡小力就偷了一只雞。王志剛借職務便利，從食堂順了一點佐料，深更半夜，我們用洗臉盆把這只雞給燉了。

不久，我被選為大隊團總支副書記。團總支書記劉建新和我年齡相仿，給人的感覺很憨厚。另外一位副書記是女同志，叫宋立君。她和劉建新一樣，都是返鄉青年。三人組成了一個團支部，經常在大隊廣播室碰頭商量工作。宋立君臉上略有雀斑，總是很嚴肅的樣子，說起話來一本正經，有點像劉心武《班主任》中的女班長謝慧敏，讓我敬而遠之。廣播室的女播音員很招人喜歡。下鄉的第一天，就聽到她甜美的嗓音，不免很好奇。她愛穿紅衣服，個頭不高，圓圓的臉蛋，紅撲撲地放著光，笑聲爽朗，充滿青春活力。中學時，男女同學不敢單獨說話，怕人笑話。到農村后，逐漸打破禁忌，開始有了接觸，相互照顧，難免產生各種復雜的情愫。那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我創作了一首《知識青年懷念毛主席》的詩歌，她在廣播站作了配樂朗誦，叫我很感動。我有事沒事，總是找機會和她說話。母親來鄉下看我，很敏銳地發現了“敵情”，嚴肅地跟我說，與女生要保持距離，決不能在農村談戀愛。母親的提醒使我一激靈，我感覺到問題的嚴肅，從此便克制自己，盡量少往廣播室跑。多年后，聽李春波唱《小芳》，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位穿著紅衣服、愛說愛笑的女播音員。可惜，她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記了。

再后來，我又被選為知青先進代表，到公社參加大會，事實上成了這里北京知青的領袖。此前，北京密云二中的部分知青在這里插隊，他們常常抱團欺負我們這些后來者。見此狀況，我們合計著也要抱團爭奪地盤。經過幾次比較“血腥”的群毆，我們人多勢眾，最終占據上風。以后的日子，波瀾不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時光平淡無奇。

過去把農村想得很美好，真正當了農民，才感到落差太大。春天已經夠累，到了夏天，特別是6月中下旬，要趕在雨季來臨之前，十天內將小麥全部收割完畢，運到麥場上脫粒。我們管這叫“龍口奪糧”。那些天，通常凌晨兩點出工，晚上八點多才收工，有時通宵干活，非常緊張。剛下鄉那會兒，我還趴在炕頭寫一點文字，個把月以后就堅持不住了，一天下來，累得一點勁兒都沒有。在嚴酷的現實生活面前，理想啊，抱負啊，其實都不如待在家里吃一頓好飯。

我常常躺在地頭，望著藍天遐想：什么時候才能回城呢？因為渴望回城，就拼命干活表現自己。越是這樣，文學的夢想就離我越遠。那年“三夏”最高潮時，我剛吃過晚飯，正準備下地搶收小麥，大喇叭突然喊我的名字，我踏著月光來到大隊部，會議室有副書記劉棟、團總支副書記宋立君，還有幾位不認識的干部模樣的人，看樣子，就等我一人了。

剛落座，劉棟就說：“躍進，交給你一個任務，后天是‘七一’，你寫篇稿子，全大隊要印發，公社要用。這幾位就是公社來的……”

只有一天時間了，怎么寫呢？劉棟看出我的心思，說：“明天不用出工了，集中寫稿子。”

我理解領導的好意，但我想，作為一名團干部，在這樣一個“龍口奪糧”的關鍵時刻，是不能落在別人后頭的；而這又是一個表現自己寫作能力的機會，我必須接受任務。于是我當即向領導表示：照常出工，不能耽誤工作，一定完成寫作任務。

這天夜戰回來，已經是凌晨兩點，我借著微弱的燈光，趴在炕沿上起草文字。第二天午休片刻，繼續寫作，終于按時完成了任務，文章的題目叫《以實際行動向“七一”獻禮》。那時，我幾乎是一種無我的狀態，不知疲倦，即使脫皮掉肉，也心甘情愿。“七一”過后，精神略有松弛，身體就垮了下來。躺在炕頭，我想到了那些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風吹不著、雨淋不著的，真叫人羨慕。在商店里當售貨員也是我向往的工作，每天打醬油、賣雜貨，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該是多么愜意！經過“三夏”磨煉，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勞動改造，爭取到工農兵學員的資格。至于文學的夢想，早已像天邊的游云，漸漸散去。

那年七八月間，盛傳要恢復高考，當然還有很多政策限制，說報考者必須有兩年以上的工作經歷。我們剛剛下鄉，自然沒有希望。9月，得到正式消息，應屆畢業生都可以報考。二十多年后，我整理資料，看到羅建華采寫的《劉西堯：小平重啟“高考之門”——教育部老部長劉西堯回憶恢復高考》（《長江日報·長江周末》1998年2月6日），知道實際情況和當時的傳言差不太多。實際情況是這樣的：1977年8月4日，鄧小平組織召開科教界座談會，有代表正式提出恢復高考的建議。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招生會議，正式決定恢復高考。同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意見》，決定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大學生，不再由群眾推薦。當然，所有這些也是后來才知道的。我是那年秋天才明確自己可以以同等學力報名考試。屈指算來，距離考試已不足兩個月的時間了。

10月下旬，我借口到縣里開會，悄悄地翻墻頭，走小路，就像小偷一樣，溜回家中尋找復習材料，還抽空拜見了來北京改稿的復旦大學王繼權、潘旭瀾老師，略微知道了一點高考的知識。他們回到上海，還寄我一些復習材料，囑咐我如何復習，怎么答題。二十多年以后，我曾多次去復旦大學看望王、潘兩位老師。而今，他們業已離世多年。撫今憶昔，叫人感念不已。

初秋時節，休整農田，主要任務就是推土方。每人有固定的土方，完不成扣工分。扣工分倒無所謂，關鍵是怕有損名譽，影響未來分配。所以，我白天要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晚上還要到各生產小隊參加揭批“四人幫”第三戰役的活動，每天晚上幾乎要到十點以后才開始復習，困了就和衣而睡，凌晨三四點用涼水沖沖臉，繼續復習。從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是我最為艱苦的時期。后來，為了找地方復習，我便把知青點值夜班的任務包下來，一天到晚，沒有按時睡過覺，困了就瞇一會兒，每天的睡眠不足三小時。

北京的高考，統一安排在1977年12月10日開始。

那兩天，密云山區，晴空萬里，但寒冷異常。考試那天，東方剛泛起一抹魚肚白，我就從被窩里爬起來，獨自漫步在寂靜的西陶，想讓自己清醒一點，再突擊一把。不遠處是連綿起伏的燕山山脈，那樣孤寂；還有那條白練似的水庫大壩，有些凄冷。遼闊的麥田里，麥苗在寒風中戰栗著。就像臨戰前的寂靜，遠處不時傳來幾聲寒鴉的啼叫，也會叫你莫名驚悚。在空曠的原野，我大聲地背誦著備考的題目，寒風不時地把我噎得喘不上氣來。

裊裊炊煙升起來的時候，我回到知青點。這時同學們也都陸續起來。前焦家塢大隊參加高考的有五十多人，我們相約到汽車站集合，結伴步行，雄赳赳，氣昂昂，走在清冷的大路上。考場設在塘子中學。我們到時，早已人山人海，叫人感到無形的壓力。

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文科生考史地；第二天上午考數學，下午考語文。中午沒有地方休息，大家就蹲在墻根下，啃著涼饅頭，享受著寒冬的陽光。平時，都要出工下地，回來就啃窩頭，哪能享受這樣的閑暇！下鄉前，看了很多描寫農村生活的小說，挺向往。真正當了農民才知道，那是作家筆下的虛構。最后一門是語文，打開作文試卷，那題目確實讓我百感交集。作文是如何構思的，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是題目卻牢牢地印在心底，無法抹去。1977年的經歷，對我來講是戰斗的一年，是我真正了解社會的開始。

走出考場，已是夕陽西下，天還是那樣寒冷，但我們的心熱乎乎的，忘記了時間，忘記了饑餓。回去的路上，見山說山，見水說水，看到什么就說什么。十幾里的山路，似乎凝聚著過去一年的風景，不知不覺地就走完了。“有客放船芳草渡，何人吹笛夕陽樓。”二十多年以后，北京師范大學為郭預衡教授祝賀八十大壽，我們前去祝壽，先生給我寫了這個條幅，告訴我說，1977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題目就是他擬定的。當時，我就像找到了“芳草渡”一樣的激動。

考試結束，轉眼就到了1978年。

那年春節，我是在忐忑不安而又異常忙碌的狀態下度過的。一過元旦，很多知青早早回到北京準備過年。而我不知考試結果，是否還要在農村奮斗，我猜想快有消息了。于是我決定春節和老鄉一起度過。那年春節好像是2月7日。我名義上是看守房子，實際上是等通知。

大年三十那天一大早，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棟突然找到我，提出想到北京城里做知青家訪，責我陪同。于是我在年三十回到城里。

除夕之夜，劉棟住在我們家。家里人都感覺不自然。突然來了一個可以決定兒子命運的領導，父母不知該怎么款待才好。我又在忐忑不安地等待著考試結果。總之，好像過得很不自然。正月初一、初二、初三這三天，就是挨家挨戶地走訪。各家的招待大體一樣，都是三兩瓜子、半斤花生，然后就是一點點水果糖。生活好一點的，還備點水果。印象比較深的是到一個張姓同學家，父母格外殷勤。那年參加高考，這位同學起得晚了一點，步行已經來不及，就想搭車，在路上截了一輛手扶拖拉機。為此，他與司機發生口角，動手打了司機。結果耽誤了考試，還受了處分。這在當時，就意味著他很可能比別人要在農村多待上若干年，甚至終身務農。父母見到大隊領導，如同見到救星，幾乎是哭著向劉棟反復賠禮道歉，懇求原諒自己的兒子。那場面給我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了。可憐天下父母心啊！時隔三十年，我又回到了當年插隊的地方，才知道劉棟也早早離開了人世，已無法知道他當時是怎樣想的。

2008年12月，中央電視臺10頻道播放了一部名為《似水流年》的專題片，選擇有代表性的事件、人物，記錄二十世紀中國人過春節的特殊經歷和心態。其中，1978年春節的第一個鏡頭就是采訪我，旁白說：“1978年的春節，京城有個叫劉躍進的人，在焦慮地等待著大學錄取的通知。”

此后十多天，還是沒有任何消息，我心里越發忐忑不安。2月27日，借口去公社遞交團總支匯總的入團志愿書的機會，我借“老管”的破自行車趕到公社，看通知是否下來了。公社知青辦公室曹淑英老師說，通知已經發出，取信的人還在路上。聽到這個消息，我的血液幾乎一下凝固了，什么都想到了，什么都不敢想，總之是胡思亂想，腦子里一片空白。

走出房間，徘徊在塵土彌漫的大道上，凜冽的寒風讓我感到略微清醒。我踱步走進小郵局，坐在長凳上，做了幾下深呼吸，拿出紙筆，信口胡謅了幾句詩。剎那間，我感到時間停止了，地球也不轉了。回到知青辦，信使還是沒有回來，但屋子里已擠滿了人，多是其他大隊的干部，也來等通知書。有幾個人開會時見過，我心不在焉地和他們打聲招呼。其中一人對我說：“小劉，你就等通知吧，沒有問題。”

我趕緊答道：“不是不是，我是來交大隊匯總的入團志愿書的。怎么，你也等通知嗎？”“是啊！”他很神氣地點點頭，“據可靠消息，我已被北大錄取。”瞬間，我被羨慕感融化了。正說著，取信的老孫走進辦公室。人們一擁而上，把他團團圍住。老孫不慌不忙地從兜里拿出一大摞信件，一個一個地念著名字。我躲得遠遠的，不敢靠近。人就是這樣奇怪，你渴望的事情突然降臨的時候，往往會產生錯覺。我正發呆，突然一個聲音喊道：

“劉躍進，南開……”

我不相信，站著沒有動，喃喃自語道：

“別起哄了……”

公社知青辦的曹老師拉著我的袖口，興奮地說：

“真是你的，快去接通知啊！”

我這才相信，好事就這樣降臨了。我小心翼翼地接過通知書，反反復復看了好幾遍，半晌說不出話來。跑出知青辦，直奔郵局，給家里掛了長途，報告這個好消息。

在返回大隊的路上，我手舞足蹈，引吭高歌，恨不得要把自行車舉起來。

進了村口，看到紅磚灰瓦的知青宿舍，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切感。第一排是食堂、倉庫，第二排是新知青的男生宿舍，第三排是老知青的男生宿舍，后兩排是女生宿舍。剛走到第一排房前，就碰到好幾個同學，都知道我去取通知，一下把我圍了起來。

趙軍問：“接到通知了吧？”

我說：“是。”

隨后就聽到周圍嘖嘖不已的贊嘆聲。

王小剛、蔣朔見到我，問是哪個學校。我興奮地回答說：“南開大學。”那一瞬間，感覺真好。

我正要回到宿舍，張玲拿著飯碗過來，一見我，先問了我的學校，然后又問：“沒有其他人的通知嗎？”

聽說大隊僅有我一人的消息，她臉上頓時布滿陰云。我后來知道，她報考復旦大學數學系，同濟大學曾征求她的意見，問她是否同意調劑到同濟大學土木系。她當然同意，但怎么沒有通知書呢？我趕緊告訴她說，明天還有一批。她沒有說什么，低頭離開了。

第二天上午，大隊黨支部書記辛守臣見到我，拿著信封問：“你知道張玲住在哪個房間嗎？這是通知書，給她送去吧。”

張玲接到通知，很平靜地問我：“你什么時候辦手續？什么時候回家？”

我說：“就今天下午，辦完了就回去。”

張玲說：“你到我家說一聲，叫他們來幫我拿行李。”

后來，她又決定和我一起回去。2月28日下午，我們到大隊公社辦理了各種關系。本想趕下午五點的火車，辦完手續已經四點多了，只能再多待一天。那天晚上，幾乎全體知青同學都來為我們送行。

眾人散去后，我又到大隊部，正好大隊黨支部書記辛守臣、副書記劉棟、團總支書記劉建新等幾個大隊干部都在那里，又和他們談了很久。他們同樣給了我很多祝福和希望。

回到宿舍，我收拾好簡單的行裝，上床睡覺。想到一年來的經歷，想到這是以知青身份在密云山區度過的最后一個夜晚，思緒萬千，根本無法入眠。夜里，我走出房間，望著夜空，胡謅了四句詩：

擔心復擔心，

片刻不安寧。

心緒亂如麻，

彳亍月下行。

終于熬到天亮。王志剛、胡小力給我買了點心，章駿還把他心愛的鋼筆送我留作紀念。他們陪著我，王小剛、蔣朔等同學陪著張玲，一起到東柏巖火車站。

那天上午，初春的陽光，明媚怡人，天空湛藍湛藍的，空氣中都彌漫著香甜的味道。火車啟動的瞬間，我的眼眶濕潤了。

1977年3月24日下鄉，1978年3月1日，我終于離開“廣闊天地”，告別了“戰斗的一年”。

從此，我的人生翻開新的一頁。那時，我還不到二十周歲。

【附記】

（一）

我到南開大學報到的當月，就向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按照組織原則，前焦家塢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棟還代表當地組織給我出具了一份鑒定意見。他來信說：“你的鑒定已給學校黨組織郵去了。鑒定里的內容都是實際情況。的確，全體干部群眾對你評價很高，這都是和你自己的主觀努力分不開的。望你繼續努力，在新的單位一定靠近組織，團結同學，發揚成績，克服不足，也就是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斗爭中鍛煉成長。雖然和你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對你比較了解，相信你在任何地方不會出現問題，能夠遵守各方面的規定。但這還不夠，還要在社會上多開展活動，多經受鍛煉和黨組織的考驗。在黨中央華主席的領導下，做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可靠的接班人。原來準備把你放在這一批（發展黨員），可是工作需要沒能來得及，已經把你的情況和支部的意見寫給學校黨委。”這是組織上給我的鑒定。

（二）

1979年9月3日，接到大隊團總支書記劉建新信。他告訴我，他已被落實政策，從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1979年參加北京招工考試，被北京公安學校錄取。后來他在縣政法委工作。2006年，我回到前焦家塢村尋舊。原來的住房早已翻蓋多次，而今，這里已經成為幼兒園的所在地。當年的老支書辛守臣就在這里看門，當年的副支書劉棟早已去世，團總支副書記宋立君現在密云三中任教。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叫劉進的婦女告訴我的。她當時在六隊，現在也在縣里工作。臨別，我們還互留了聯系電話。我心目中的那個“小芳”叫什么，我都忘記了，自然也就打聽不出她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