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莊相提并論，不僅緣于他們在政治上均與儒家立異，還在于他們都把道樹立為最重要的思想目標，并以“無”為立道之本。不過，莊子并非老子的簡單重復，他有自己的世界圖景。《齊物論》中兩則關于“無”的論述，恰好從空間與時間兩個角度，展示其對世界的基本觀點。先看空間：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物雖然以時空為條件，但給人的第一印象首先呈現在三度空間中。莊子這一關于物的觀點，不是對作為對象的物的任何斷定，而是劃分認知主體對物的不同態度，并予以價值上的褒貶。這四個等級中，最高的是“以為未始有物”，其次是有物而沒有區分（封），其三是有物有分別，但沒有取舍，最次是對物惹是生非的態度，是對道的傷害。最高的“以為未始有物”即“無”，便是對道的遵從或維護。因此道不是似無實有的對象，而是一種立場。再觀時間：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這段繞口令般的引文，是莊子為表達“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即說明事物區分的相對性，從而伸張“齊物”立場而做的論證。既然按世俗的觀點，事物都是有開端的，那么，開端之前便會有一個未開端的時段，并且這個未開端之前也應有它另一個未開端的時候。有無問題也然，如果有之前是無，那無也有未開端之前，而且，其未開端本身也應有個未開端的時候……如果按任何事物都有開端的教條，斷定我們面對或生活于其間的萬有必須以“無”為前提，循此邏輯，便會“冤冤相報”，進入一個無限循環的無意義推論。這個詰難顯示了莊子這位古典哲人令人驚嘆的思想高度，兩千年后穆勒和羅素就是用相同的邏輯否定了上帝創造世界的說法的。該說法同老子無中生有的觀點明顯抵觸。莊子不是否認“無”的價值，而是拒絕接納通過追溯原因讓其成立的理由。其實，有與無如果沒有分別就等于“無”，因為任何“有”都必須有分別才能得以確定。在莊子看來，“無”未必是世界的實況，但應該是得道者的立場。

《知北游》中有一則關于道“每下愈況”的問答：“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后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這很容易讓現代讀者把道理解為事物的客觀規律之類的觀點。其實不然，莊子進一步的解釋是，道在廣袤的宇宙無邊無際，“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不知所處，就是因為無法給予具體的時空定位，只能是“無”。道之所以隱身于物，是因為它與物沒有界限，故能作用于物，此即所謂“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而物的界限存在于具體事物上，從道的觀點看，只能是沒有界限的界限，或表面有差別而實無不同。莊子要表達的，仍然是把道當作理解事物的一種態度或立場：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小不齊是物的自然特性，人類無法改變這一物理事實。關鍵是要撤離物我對峙的立場，才不被物欲所誘惑，消除相應的是非貴賤的念頭。這就是齊萬物以至齊物我的境界，就是得道的表現。所謂“以道觀之”，就是讓得道者的眼光像陽光一樣灑遍萬物。故道“無所不在”，便不是物理規律的普遍性，而是平等價值的普適性。

莊子是要拒絕任何一個確定的東西作為世界的開始或者本原，這個世界是沒有開始也沒有本原的，因此它是變化無常、終始無端的。經由這個否定和拒絕，老子那個變化有常的世界就變成了一個完全不確定的世界，而純粹的無就在這個完全不確定的世界中得到了確立。

中文的“世界”一詞雖然同英文world指稱相同，但含義不一樣。世是用生命量度的時間，界是生活或生產利用的空間。世界就是時空視野中的人類社會秩序。莊子對有之開端（始）或物之界限（封或際）的解構，在意的不是不著邊際的宇宙，而是人類社會即世界。只有人類世界，才受大小、貴賤、是非即所謂價值問題的困擾。“以道觀之”，即以無觀之，就是通過世界觀的確立重新審視、塑造社會生活秩序。所以，同是以無言道，老子的重點是建構宇宙論，莊子將其替換成一種世界觀。如果兩者都有對確定性的追求，那么老子的確定性焦點在于把握“物”，莊子的確定性則是端正“心”。莊子的道論具有強烈的心學色彩。

摘自《對“無”的想象：從老莊到玄學》《社會科學》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