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提出了路徑依賴學說。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報酬遞增，指的是制度的得利者，越完善這種制度獲利越多。正是因為存在這種報酬遞增的機制，使得制度一旦走上某一個路徑，就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不斷強化，比如歐洲的分封、印度的種姓、日本的萬世一系，以及中國的利出一孔。

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在《管子》一書中說：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法家天才人物商鞅也《商君書》中說：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所謂利出一孔，就是只有一個獲利的渠道。無論是《管子》，還是《商君書》，它們唯一的受眾是君王。所以，利出一孔是給君王的建議，若君王掌控了全部的利益，那么他就是無敵的，而利益分散的越多，君王的地位就會越不穩。

管仲雖然提出了利出一孔的主張，但針對的是戰爭，也就是僅用于戰時狀態，而商鞅卻創造性的把利出一孔，升級成了常態。而且從此之后，利出一孔便成了兩千年的皇權統治法則，它既是帝國模式得以維系兩千年的密鑰，也是小農社會難以突破的枷鎖。

第一、官爵

商鞅的軍功授爵，讓君王壟斷了爵位，打破了世卿世祿的舊秩序，將個人命運和戰爭機器捆綁了起來，表面看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可是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讓這種進步性大打折扣。其實也很好理解，爵位是爵位，官位是官位。比如蒙毅因為家世的關系，入伍就是副將，而普通百姓只能是前線的士兵，他們的確都沒有爵位，但公平嗎。而且，要獲得最低的爵位公士，對普通士兵而言，條件非常苛刻，至少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秦國勝利，二是自己一伍中沒有人死亡，三是必須取得敵軍甲士以上級別軍官的首級。因此，這種制度設計，依舊是少數人的權力游戲。

科舉制度的設立，將利出一孔的觸角覆蓋到了知識階層，把做官的通道，集中于禮教倫理的狹窄孔道。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成為了知識階層千年不變的價值取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想要出人頭地，想要名利雙收，有且只有一條通道，那就是為皇權服務，俗稱當官。對知識階層而言，一切為了當官，當官就可以擁有一切。這種用利益規訓的手段，使得知識階層淪為了皇權的忠實附庸。

第二、商業

漢武帝的鹽鐵官營，將利出一孔的觸角，全面伸向了商業領域，朝廷壟斷之后，歲入鹽鐵錢二十三萬萬。后世的朝代更是不斷擴大官營的范圍，逐步覆蓋了各個要害領域，比如唐代的茶、宋代的酒，元明清的海外貿易，朝廷始終把控著暴利行業。1043年，北宋名臣范仲淹上書宋仁宗說：山海之貨，本養萬民，今盡屬公上。一語道破了鹽鐵官營的本質。這種利出一孔的經濟制度，既可以保證朝廷財政的需求，又有效壓制了民間資本的膨脹。

商人階層的命運沉浮，折射出了利出一孔政策的深刻影響。商人不得衣絲乘車，關卡制度、強制納捐、重稅手段等等，控制了商人的發展通道，商人必須依附權力才能生存。歷史上的富商，下場大都不太好。即便是晉商、徽商、南方商人集團等等，也是權力的附庸。比如明朝嚴控與境外的貿易，但晉商卻得到了戶部的憑證，還取得了邊軍的保護，其中的利益勾連顯而易見。

第三、工農

土地制度的演變，清晰地展現了利出一孔對生產資料的絕對控制。睡虎地秦簡出土的戶籍登記非常完備，家庭成員、財產狀況、牲畜工具等等一應俱全，唯獨沒有田地。也就是說，秦國的授田制，土地由國家授予編戶，但實際上農民依舊沒有所有權。后世朝代的均田制，將土地分配權完全收歸官府，土地無法流轉，農民無權交易，這種土地制度的目的，一是為了保證朝廷的稅源，二是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人口流動被嚴格限制在方圓百里之內，這種"畫地為牢"的政策，道出了農民階層作為稅賦根基的宿命。

工匠階層的悲慘命運，同樣映射出了利出一孔的嚴密控制。睡虎地秦簡記載，秦朝便設立了專門管理工匠的機構。漢武帝元狩四年，工匠身份便開始世代綁定，工匠的后代只能是工匠。隋唐將工匠劃入了賤籍。明代實施"住坐匠"制度，把工匠的活動范圍限制在30里之內。清代更是規定，工匠三代內不能參加科舉。

想要當官，離不開君王的賞賜；要想爵位，就要替君王上戰場；要想務農，離不開君王的授田；要想當工匠，需要接受君王的嚴密管理；想要經商，只能從事一些薄利的生意，還要依附于權力。就這樣，士農工商兵各個階層，全部被置于利出一孔的制度之下，再也沒有不受控的不穩定因素，從而打造了古代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為什么君王這么熱衷于利出一孔？西歐的發展歷程，給我們帶來了不同的鏡鑒，由于西歐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商人階層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自然而然想要謀求社會權力，在與老牌貴族漫長的交鋒之后，雙方成立了議會，從而限制了君王和貴族們的特權，進而逐步將全社會都置于了法治之下。

而古代的帝王，都有一條清晰的統治直覺，那就是一旦商人階層做大，存在不受控制的巨額財富，便可能威脅他的統治。而且，商業活動遵循的原則是自愿平等，這顯然與禮教等級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