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阿毛
編輯丨歷史國編輯部

現在人們常以封建二字形容任何落后、不合時宜的思想，但嚴格來說，封建是一種特定的政治制度。封建制的君王在名義上統治全國，然其直接管轄的區域通常僅在首都一帶。遠方疆域則分封與宗室或功臣管理，讓他們在各自的領地建立國中之國，也就是諸侯國。

諸侯國的領主有責任對天子納貢，發生戰爭時也必須出兵支援王師。但除此義務之外，諸侯們的自治權限很高，對領地內的臣民握有生殺大權，亦可如君王一般將自己領地繼續往下分封，形成卿、大夫或士等階級較低的貴族。

在通訊與科技都不發達，行政效率相對原始的古代，國家權力難以集于一身，封建制便是一種權宜之計。君王將權力下放，經由諸侯與士大夫等一層層的貴族，間接性地統治全國，但維持君臣關系的依據只是最初的血緣或建國之功，以及之后漫長而僵硬的世襲承傳。

世襲制是維持封建的必要手段，各個階層的貴族特權必須代代相傳，永世不變，國家乃得久安。然而流傳數代之后，分封初時的親屬關系必也淡薄，各層諸侯、大夫之間都疏遠為同宗不同心的家族。各家實力差距漸大，自然有人無視古法，羅織各種名義恃強凌弱，侵奪土地。此時王室若衰，無力震懾諸侯，各地強豪傾戈相爭的現象就會越演越烈，直至整個封建制度瓦解為止。

中國于西周時期（公元前1046~前771年）大行封建，維持了270余年的安定。后至前771年，蠻夷犬戎攻破首都鎬京（今陜西西安），殺害周幽王，迫使周王室遷都雒邑（今河南洛陽），是為東周之始（前770~前256年）。

此時周天子的威儀已大不如前，東周前期便也是諸侯們競相爭霸的春秋時代（前770~前476年）。春秋近三百年間，共有52個諸侯國遭兼并覆滅，大小戰事480多起，周初形成的封建秩序顯已邁入崩壞。

封建雖壞，那為了維系封建而必須堅持的世襲傳統，則在講求顏面的特權階級間催生出比秩序更強韌之物，使一種類似西方騎士精神的榮譽感，能夠持續于春秋而未壞。春秋期間的戰爭基本便是貴族間的戰爭，十分講求禮儀。即或捕捉敵國國君，亦需請禮客套，一旦粗魯則為諸國所不恥。

春秋多車戰，戰國多騎戰，原因之一是春秋時中原馬匹體型可能較小，或不宜騎乘；之二也因為戰車是更加精貴、頻需保養的武器，非華族不可多有，車陣會戰便是貴族子弟的立功良機。正式交戰之前，有時雙方還會各派一臺戰車出陣決斗，彼此輪流互射箭矢，稱作“致師”，更是一項貴族間逞威風的儀式。

春秋時期戰車還原圖

春秋多會戰，戰國多攻城，也是因為攻城戰中攻方死傷必重，駕駛戰車的貴族不愿承受，戰事多以圍城談判而了。戰國時期國家權力強化，可廣征百姓為步兵大軍，命其冒死蟻附敵城，攻城破城之例乃多，戰爭亦愈漸殘酷。

但起碼在春秋初期，戰爭仍帶有貴族間的矜持抑或傲慢，不時尚有優勢方“讓手”的案例。譬如在前684年的長勺之戰，齊魯兩國車陣相對，當時齊軍便以大國之傲讓利于魯，兀自鳴鼓而不沖魯軍。此間意思，是先讓魯國戰車開始奔馳加速，齊軍戰車再沖，在戰術層面為很大讓步。

但魯軍主帥曹劌卻是個聰明小人。他讓齊軍接連鳴鼓兩次，使其以為魯軍不敢迎戰，第三次齊軍鳴鼓時才下令魯軍沖鋒，大破齊軍于其不備。后人多贊曹劌，乃有“一鼓作氣”這句成語，講的是魯軍最終出手果決，其實卻是先被齊軍接連讓手，隨后再攻人不意。

而齊國終究大魯甚多，貴族相爭又不多至死戰，長勺之戰兩年后齊魯遂又和好。齊國國君齊桓公娶魯國公主為夫人，之后更成為諸侯霸主。

之后又有個宋襄公，部分史料亦稱為春秋五霸之一，則是比齊桓公更愛自稱仁義。前638年，宋楚戰于泓水。時楚兵強大，人勸襄公趁楚軍渡水之時截殺，襄公卻讓手楚軍，待敵兵皆渡，又妥善列齊陣式，才上前與戰，結果導致宋軍大敗。宋襄公大腿受創，來年亦死。

可想而知，當時間越接近戰國，如宋襄公這般天真的人便越少。戰國中行政最有效率的秦國，最終統一天下，建立各地官員全由皇帝指派的郡縣制。世襲貴族不可長久盤踞一方，講求禮數的戰爭便與封建制一起消失。

歐洲的中世紀（500 ~1500年），也曾如西周一般大行封建，兩者社會結構曾經相當雷同。和中國的周天子一樣，西方的國王也將親屬封以公侯等爵位，各于王國中分據領地，宛如自己的小王國。

國外教學軟件介紹歐洲封建制（feudalism）的截圖，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從上至下分別是：國王與王后（kings and queens）、領主與夫人（lords and ladies）、騎士（knights）、平民與農奴（peasants and serfs），與西周的中國如出一轍。

這些高階貴族又再將領土往下分封，最后分至騎士，也很類似中國古代的“士”這個階級。兩者均屬最低階的貴族，同時又是戰爭時的主力。中世紀的戰史便也類似中國的春秋，帶有重視榮譽的騎士風格。

位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國王路易一世（Louis I of Naples 1320~1362）授予騎士爵位。

而中、西貴族雖然都在各自的時代里主導戰場，他們體現優越感的方式卻有不同。中國的強大諸侯如齊桓公、宋襄公等，是以過度禮讓來展示自信。西方的王公侯爵，則是相當介意自己的名譽受損，絕不可忍受被稱作懦夫，受到侮辱就必須還以武力。

這是因為歐洲尚武精神強于中國。中世紀之前，羅馬人已在歐洲建立如秦漢一般的集權帝國，由中央派官治理各地。之后羅馬被日耳曼等蠻族的騎士消滅，歐洲這才倒退回較為原始的封建制。

擊敗羅馬時的軍功，是中世紀歐洲貴族們的特權依據。騎士階級的子弟可以不識字，但不能不會打仗，武勇方面的評價乃是至關緊要之事。

1890年法國畫家Sylvestre的油畫，描繪了五世紀時羅馬遭蠻族攻陷的情景。

并且歐洲封建制的維持時間又更久。中國以一夫多妻之故，貴族人口增長過快，民地不足供養，封建制便只在西周行使不到300年，春秋之時就因貴族間的爭霸而使秩序崩壞。

反觀信奉基督教而一夫一妻的歐洲人，則讓他們的封建續存了將近千年。代代世襲爵位的貴族們，也因家世悠長而極端注重名譽。即使會在戰爭上遭受不利，名譽受損時也非得上前決戰不可。

譬如十世紀的東法蘭克王國（約今德國）曾發生內戰，國內弗蘭肯與撒克遜這兩處地方的公爵起兵相殺。當時的弗蘭肯公爵名叫埃貝哈德（Eberhard 885~939），他攻打一座被撒克遜人占據的埃里斯堡（Eresburg）時，就親至城堡門前叫喊，說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撒克遜人不敢出城決戰。

1670年代的埃里斯堡，當時位于山丘頂部的城堡與高塔已經荒廢。

這話是在羞辱對手無膽，只知龜縮。若是冷靜地分析形勢，撒克遜守軍應該無視這項挑釁，繼續守城，求戰不得的埃貝哈德公爵就只有三條路可走：圍城、攻城、或著退兵。圍城將消耗大量時間與糧草，攻城將帶來重大損傷，退兵則等同認輸，不論哪項都對守方有利。

這般情景亦曾出現于中國的古戰場。楚漢相爭之時，漢軍長期堅守廣武城，楚霸王項羽便親至城下邀戰。根據史記所述，項羽見到劉邦立于城墻上，直接對他喊道：“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愿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

當時中國已經歷了戰國與秦朝，距離春秋時代那種講究武德的戰爭已很遙遠。市井小民出身的劉邦當然不可能出城去與霸王單挑，便只是厚臉皮地笑著回答：“吾寧斗智，不能斗力。”

然而在中世紀的歐洲，名譽卻可以比戰術考量更重要。前述的埃里斯堡乃是東法蘭克國王的行宮之一，而當時的國王奧托一世（Otto I 912~973）原本正是撒克遜地區的公爵，前來攻打的埃貝哈德則為叛臣。

撒克遜人出身的奧托一世又被稱為奧托大帝（Otto the Great），是中世紀著名君王之一。上圖為其鍍金雕像的復制品，原作造于1240年，今已不存。

守城的撒克遜人已懷王師之傲，又盡為騎士階級的貴族，便無法忍受這份來自逆賊的侮辱。全軍在盛怒之下放棄一切防守優勢，沖出城門決斗。

埃貝哈德雖然成功誘敵出城，最后卻被斗志高昂的撒克遜軍慘敗。中世紀的史官記錄此戰役時，便沒有批評撒克遜人輕佻無智，反而贊許他們為了榮譽冒險出戰。

然而即使因為忍不住挑釁而戰敗身死，歐洲史書對這類人物的描述也大多帶有同情。譬如在885至886年間，北歐的維京人攻打西法蘭克王國的大城巴黎，久圍其城而不去。

886年八月，身為國王親信的亨利侯爵（Henry the Margrave ?~886）率援軍來救。此時維京人扎營城外，已在營地周圍挖掘塹壕作為防御。亨利軍至時，幾名維京散勇沖出塹壕外，對騎在馬上領兵的亨利投擲標槍，并出口辱罵。

亨利大怒，立即率領騎兵對維京營地發起沖鋒，結果墜馬壕中，其人尚未爬出至平地，即遭維京長矛刺死。亨利死后，其部眾隨即敗退，巴黎之圍故不得解。直到同年十月另一支法蘭克大軍來援，才終于將維京人驅散。

1830年代法國畫家Schnetz的油畫，描繪了圍攻巴黎的維京人最終遭法蘭克騎士擊退。

已見深溝在前還縱馬硬沖，亨利在史書中便不免魯莽之名。但歷代史官卻都認同他在受辱之后必須出戰，只是出戰的手法不夠聰明而已。要是不做出任何反應，亨利就會被當成一個懦夫，傷及自身名譽之余也將重擊士氣，在中世紀的貴族文化里或許是比戰死更糟的結果。

這種觀念直到中世紀后期也依然根深蒂固。譬如1410年，德裔貴族所領導的條頓騎士團與波蘭開戰，兩軍在格倫瓦爾德地區（Grunwald，今波蘭中北部）對峙一段時間，后來也是因為其中一方受到嘲諷而開打。

當時波蘭國王約蓋拉（Jogalia 1362~1434）有意拖延，按兵不出。騎士團大團長烏爾里希·馮·容寧根（Ulrich von Jungingen，1360~1410）遂派遣使者，往波蘭軍營贈送兩把長劍，說是要幫貴國國王壯膽，使其不畏戰場。

如此的激將法中國亦有。蜀漢、曹魏戰于五丈原時，魏軍主帥司馬懿堅守不出，諸葛亮便向魏營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只是司馬懿老謀深算，收了女裝也繼續維持守勢，但波蘭王收了雙劍之后卻是為了名譽而別無選擇，即與條頓軍鏖戰。挑釁成功的騎士團最后也沒占到便宜，終究被波蘭軍打敗，大團長容寧根亦于此役陣亡。

爆發戰役的格倫瓦爾德位于波蘭，該市鎮至今仍以條頓騎士贈送的雙劍作為市徽，以紀念當年的勝利。

而上述案例多為高階將領之間的嘲諷，用語尚且比較含蓄。前線的士兵在列陣相對、尚未開打時，亦有上前互相叫罵的習俗，英語謂之“flyting”，中文或可譯為“對罵”。

春秋時期兩軍開打之前，也有先派猛者駕車出陣，互相射箭單挑的致師。歐洲人的flyting也是有點類似的戰前儀式，只是把戰車換成了嗓門較大的騎士，又把羽箭換成了一無忌諱的粗言穢語。不論屎尿或性行為的相關俚語，抑或稱呼對方娘親為娼妓母狗，什么臟話都可罵。并且光是粗鄙還不夠，更要罵出創意，使對方一時不知如何回嘴，才是最佳。

換句話說，悠久的封建制度雖然讓中世紀的騎士極度注重名譽，卻不見得在意文化，所形成的貴族便比春秋時的士大夫粗曠許多。

而在進入文藝復興之后，歐洲諸國亦如秦漢一般開始集中國家權力，歐洲的封建制遂也走向沒落。尤其在火藥武器普及后，騎士們的昂貴鎧甲可被子彈輕易貫穿，戰場主力便逐漸轉為手持火槍的一般步兵。騎士這類專精武功的低層貴族，便和春秋之末的“士”這個階級一樣，慢慢退出歷史舞臺。

早期歐洲火槍還原圖

然而騎士階級雖然消失，公爵侯爵等高階貴族卻繼續存在。他們難以再像從前一樣手握重兵，霸據國中一隅，卻仍然享有相當的特權，時常以國王親信的身份擔任高官。這些貴族的職能漸與軍事脫節，變成類似中國郡縣制中依附皇權、世代為官的門閥望族。

此時歐洲的貴族便開始講求雅趣，就連flyting這種對罵也轉換成說笑性質的表演，出現在王公侯爺的宴會之中。原本對罵的作用，是在為即將發生的血腥戰斗鋪陳，此時爭斗的卻是機智與幽默。兩方用詞仍存穢語，但更加注重以巧妙的修辭來損人，且還講求音節押韻，好似一場對詩比賽。

1545年宗教改革時期的木刻本。書中收錄了一段調侃教會的對罵，其中有“對教皇放屁”這段詞句，故附此插圖。

早期戰場上的對罵，是前線士兵的即興發揮，詳文鮮少為人所記。最早被全篇記錄的對罵便源自中世紀末的1500年左右，互罵雙方是名叫鄧巴（Dunbar）和甘迺迪（Kennedie）的兩名蘇格蘭詩人。

這場對罵競賽據說是在蘇格拉國王面前的一場公開表演，對罵時每人還與一名裁判搭檔。裁判的工作應該是在參賽者被罵到生氣時上前制止，此時卻也不會有人在對罵中當真動怒，兩名裁判便成為參賽者身邊的陪罵角色，并且也都為詩人。

甘迺迪對鄧巴開罵時，說出了以下三句，是最早在文獻中出現“fuck”這個單詞的案例之一：

Poorly-fucked foundling, that nature made a runt, Both John of Ross and you shall squeal and grunt, If I hear aught of you ever writing more. 肏的很差勁的愛撫， 那就是（你這個）窩囊廢的德性， 你和約翰羅斯（鄧巴的陪罵裁判）都應該嘰嘰慘叫， 如果我聽到你倆還敢寫出任何東西。

這三句是在罵鄧巴身為詩人的文筆極差，每句長短都是10或11個音節，前兩句以runt和grunt押韻。和戰場上騎士相殺之際的叫囂相比，此時的對罵不過是貴族間的一項游戲，用語應已斯文不少，兩方互相挨罵也不以為意，但現在聽來仍很低級。

但如果不是說笑，而是正格的出言侮辱，則還是會引來劇烈的反應。因此歐洲貴族間經常為了保護名譽，而私下動起刀劍或手槍決斗，直到19世紀都屢見不鮮，這也是從前講究武勇的中世紀遺風。

中國的封建制度僅在西周運行不到300年，如今貴族階級便徹底消失了。而歐洲的封建在中世紀維持長達千年，便時至今日也還有人以貴族頭銜自居，并以此世襲身份為傲。

時下小說戲劇對歐洲貴族的描繪，總是偏向典雅從容。而若溯往追源，這些貴族的祖先則大多是臟話連篇又經不起挑釁的莽夫，不打仗之后還曾流行以低俗言語對詩互罵。歷史的原貌和今日的貴族形象對比，倒也有著不亞于flyting的一番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