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的一生像一部鏡頭未停的長片，從家族榮光，到時代亂流，許多場景都是真實的。

他沒講過太多自己的事，留下的只有劇本、手稿、舊詞抄本，還有一代人記得的聲音。

書香門第的少年時光

1921年，孫道臨出生于北京孫家，這是一個典型的書香世家，祖父孫訥思，清末翰林，曾主講于天津北洋法政學堂，主張新學。

父親孫文耀，早年留學比利時，回國后在教育部任職，通曉多國語言，母親范念華，是江南望族之后，幼年習詩抄經，做菜也講究蘇式刀工。

這個家有一個對聯掛在書房門口：“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不是裝飾，是規矩。

每天吃飯前，孫道臨都要念一段《論語》才能動筷，冬天抄書，抄錯一字，抄整頁，筆記本用的是祖父留下的舊賬本，紙質發黃，字跡整齊。

父親孫文耀重病那年，家中變賣了一處祖宅，地址在北京宣武門一帶，祖上四合院，開過私塾。

賣房的錢只做一件事：供孫道臨讀完燕京大學，臨終前，孫文耀囑咐子女，把剩下的祖產捐給政府。

“你要記得，不靠祖產，要靠腦子。”

1936年，孫道臨15歲，那年他在《世界日報》副刊發表了短篇小說《母女倆》，文風干凈，情節有懸念，像是成人寫的，編輯后來得知他還在念中學，嚇了一跳。

他沒有寫自己家的事，只寫街頭遇見的苦力、坐車碰見的售票員。

17歲，考入燕京大學哲學系，英語極好，也能讀德文，課余參加話劇社，排的是曹禺的《雷雨》《日出》。

黃宗江是話劇社指導，第一眼看到他，說：這個人有戲，不是臺詞，是眼神。

他不多話，排練時站最后，進場后，動作最準確，第一場戲《窗外》，演一個軍閥的養子，旁人說他太斯文，他自己不吭聲，臺詞一字不漏。

1942年戰亂起，燕大停課，北平淪陷，學校遷到四川，他沒趕上，滯留在山東濟南，身上只有一張學生證，一本書。

他靠在鄉下放羊為生，白天喂羊，晚上躲在磚窯看書，后來在濟南遇上劇團巡演，跟著去了上海，沒有演出經驗，最開始只負責看道具。

1944年進了中國旅行劇團，后加入國華劇社，沒工資，排戲時飯是合吃的，三個人一碗。

從舞臺到銀幕：藝術道路的轉折

1948年，孫道臨主演《大團圓》與《烏鴉與麻雀》，成為銀幕焦點。

那時的電影工業剛起步，多數導演來自話劇背景，器材簡陋，布景粗糙，靠的是演技撐起來的真實感，他演的角色多是書生、教師、青年知識分子，話少，眼神多。

《烏鴉與麻雀》里，他飾演“趙大叔”，一個租戶代表，形象瘦高，穿灰布長衫，頭發整潔，眼神堅定，臺詞只有幾句，觀眾卻記住了他遞鑰匙那一幕。

文化部評選“優秀影片獎”時，這部片拿了獎，有人說他像是從書里走出來的角色，不像演出來的。

1954年，《渡江偵察記》是他的轉折點。

這是他第一次扮演軍人，角色名叫李連長，很多人懷疑他能不能撐起這種形象，導演傅超武選他時，放棄了幾位真正當兵出身的演員。

拍攝地選在江西南昌一帶，野外取景，衣服上都是泥，一場涉水戲，水深到腰，他堅持不用替身。

李連長的形象徹底顛覆了他原本的“文弱書生”標簽，軍帽壓低，軍靴泥濘，臺詞硬，眼神狠。

首映后，《解放日報》刊文稱其“演出了人民軍隊的剛毅與沉著”，他沒回應這些評論，只把劇照貼在工作室門上，底下寫了一句：“這一回，我像個兵。”

1962年，他與越劇名家王文娟結婚，婚禮很小，只擺了兩桌飯，地點在長樂路一家熟人開的飯館。

有人送來一套劇照集，里頭是他們合作時留下的工作照，他站在布景前，她坐在燈下補妝。

家中布置簡單，家具多是舊的，兩人每年只有一次出遠門，就是春節回浙江嵊州王文娟娘家。

1964年，女兒出生，那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夫妻商量后，給她取名“慶原”，寓意“慶祝原子時代開啟”。

孫道臨是一個節省到極致的人，洗臉水留下來拖地，衣服穿到破了才補，但女兒長身體那幾年，他每頓都會夾雞蛋和豬肝給她吃，自己只喝湯。

“你媽教你善良，我教你獨立。”

這句話他只說過一次，女兒后來寫在回憶文章中，落款是“孫慶原”，沒有多余的話。

與梁波羅的師生情誼

1959年，梁波羅進了上海電影制片廠，只有18歲，那年他剛從中戲表演系分配下來，長得白凈，帶點書卷氣。

第一年沒戲拍，只能做助理，孫道臨注意到他，是在一次朗誦排練，梁波羅發音標準，但氣不足，念到“風卷殘云”時聲音抖了一下。

孫道臨叫他過去，遞了本詞典，“查一下‘卷’這個字。”梁波羅以為被批評了，低頭去查，孫道臨卻說：“聲音要卷進去，字也要翻進去。”

他不是教課出身，但方法直接，，一旦覺得某人有料，他會拉一把，不是靠鼓勵，而是靠訓練。

他給梁波羅爭取了一次正式朗誦機會，是在《解放日報》主辦的紀念晚會上，作品是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紗帳》。

他站在臺下，沒說一句鼓勵話，等朗誦結束，只說一句：“下次換掉‘嗯’聲。”

1960年，拍《51號兵站》，主角定的是梁波羅，飾演交通員，孫道臨親自要求客串政委，一共五場戲，不露臉的也演，導演問他為什么愿意“降咖”，他沒回答。

拍攝現場，他會站在攝影機后看梁波羅走位，走錯了不吼人，回放時自己重演一遍動作，政委角色不搶鏡，但臺詞精準。他只說“命令就是橋”，觀眾記住了整場橋段。

梁波羅火了，被稱作“小老大”，專演地下黨員、偵察兵、交通員一類形象，有人說他像孫道臨接班人，他不接受這種說法。

“他是字典系演員，我還在背詞。”

孫道臨很少批評梁波羅的戲，但會指出動作問題，一次看《51號兵站》，他突然說：“你槍拿反了。”梁波羅一愣，回去查資料，果然反了，拍完戲他請孫道臨吃飯，被拒絕了。

“你不是請我吃飯，是買我一句話。”

他們常討論劇本，也討論文學，孫道臨反復強調：終身不離字典。梁波羅受這句話影響極深，隨身帶詞典成了習慣，哪怕只演一句臺詞。

2003年，某公司未經授權，擅用孫道臨配音作品，他已退休，身體不好，不愿意出面打官司，梁波羅堅持聯名起訴。

在庭審現場，他帶著劇本原件，朗誦了一段《早春二月》的旁白，語速不快，斷句準確。“他是我師父，這是我還的賬。”

晚年生活與藝術遺產

2004年，孫道臨突發腦出血，送醫晚了，搶救回來后部分失憶，短期記憶受損，長期記憶保留。

女兒孫慶原辭職，回家照顧，一住就是三年，家里藥品盒疊滿了半個書柜。

王文娟沒離開過他的床邊，晚上照顧他翻身，白天為他讀宋詞。

她發現他枕頭下藏著幾頁手稿，是手抄的《聲律啟蒙》，字跡抖了，但結構沒變，每一頁右上角寫了一個“D”，是他自用的初稿標記符。

家里有一只紅木小箱子，從不外借，2006年，王文娟打開過一次，里面是幾十本朗誦稿，多為未公開作品，部分有批注。

用的是藍黑墨水，旁邊標記“起”“收”“頓”字樣，有時附上導演名字，還有一份計劃表，寫著“2008紀念白先勇《游園驚夢》”，從未實現。

2007年12月28日，孫道臨去世，消息出來，上海龍華殯儀館門前擺滿花籃，多是匿名署名。

梁波羅站在最前面，拿著一本《早春二月》劇本，書頁發黃，角落貼著便簽，是孫道臨當年留下的語氣備注。

梁波羅含淚回憶道：“他不僅是全才藝術家，更是一個不屈的靈魂。”

孫慶原沒學藝術，她讀的是工科，在上海交通大學上學時，從未主動說過父親是誰，她選專業是電氣自動化，因為父親的錄音筆常壞，她想自己修。

后來她在內網寫過一篇博文：《父親教我獨立，母親教我善良》。

文中沒提演藝圈，也沒提病房，只是講她小時候，每晚睡前父親給她背《登高》：“無邊落木蕭蕭下。”

她寫，“他從不教我成為什么樣的人，只告訴我別做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