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光明日報》11版刊登了題為《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一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

報道稱，近期，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瑪多縣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據介紹，這一石刻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留下的唯一一處還現存于原址的刻石，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同時也是青藏高原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石刻題記，其意義十分重大。

石刻位置 圖片轉自光明日報

該石刻鐫刻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所刻內容大意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于該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黃河源頭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里（到達此行的終點）。

石刻線描圖

釋文圖片

石刻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處凸出的玄武巖基部，石刻為摩崖之屬。刻文巖壁為中間高、兩端低的菱形，壁面總長82厘米，最寬處30厘米。巖壁表面上方有輕微剝蝕，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壁面磨蝕風化較為嚴重，下方有多處殘損剝落。

文中提到，昆侖在中國古代歷史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關于它的傳說和神話很多，但其具體位置在哪里，是千百年來一直困擾學界的謎題。黃河源石刻的發現地點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畔，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顏喀拉山脈，因此石刻中提及秦使及方士“采藥”于“昆侖”等字眼，當指巴顏喀拉山脈及其周邊區域，它無疑就是大部分先秦文獻中所指的“昆侖神山”。這一重要發現證實了唐代劉元鼎及清康熙年間勘定河源時，對昆侖山地望的推定，與《山海經》《禹貢》等先秦文獻關于昆侖山的最早記錄“河出昆侖”“昆侖之丘……河水出焉”等重要地標特征非常契合。

報道稱，該石刻內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決了國人千古爭訟的關于“昆侖”“河源”的精確地望（地理位置）問題，見證了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后遣使向昆侖山尋覓仙藥的歷史事實，這在文獻中不見記載。它也實證了隋唐時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時期已經打通了最為關鍵的環節，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內地使團挑戰青藏高原高海拔險境的一次成功嘗試。

該消息已得到了包括中國新聞網、青海日報、光明日報在內多家媒體的報道或轉發，引發了廣泛關注。許多網友表示，這無疑是重大發現。但這一消息卻引發了考古學界的新一輪爭議。包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辛德勇、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等知名學者卻對該石刻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

辛德勇于8日在其微信公眾號上發文質疑稱：“銘文若如釋文所釋，敝人高度懷疑乃今人偽刻，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但其并未詳細說明其認為石刻系偽造的依據。辛德勇9日再次發文質疑道，報道稱原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可我認識的和了解的考古人員，對待這類東西，態度都不是這樣”。

公開資料顯示，辛德勇，現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他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研究，兼事地理學史，并旁涉古代政治史、地圖學史、水利史等領域。其代表作包括《隋唐兩京叢考》《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簡明黃河史》等。

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劉宗迪教授也就石刻的真實性發出質疑。劉宗迪8日在其個人微博密集發文，分別從石刻的年月、撰文、所在地等多方面提出質疑。

在坊間還流傳著一份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院長曲安京的文章，就石刻的干支日期提出質疑，但這一文章是否為曲安京所寫，目前尚未得到證實。

此外，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9日在其微博轉述了一段來自青海師范大學侯光良教授的話。侯廣亮指出，石刻本身并非偽造，但其偏向于認為石刻屬于元代或者清代。

據侯廣亮所述，這塊刻石他于2020年7月便發現了。其表示，“當時在扎陵湖北岸距離湖邊大約幾百米的凸起巖石上，巖石很大也很突兀，我就想看看有沒有巖畫，結果看到的東西，讓我大吃一驚，直接是漢字，而且是篆體，我頭一昏，這地方怎么能發現這東西呢，再仔細一看，上面有皇字，非常興奮，連忙拍照記錄，回來進行整理研究，并上報相關單位。有這么幾點是共識，首先這是古代遺物，不存在偽造，其次這石刻是國家行為，并非個人之力所能完成，字體造詣深厚，非常規范，并有車行到達非常遙遠難以到達的河源，而且伴隨有奏樂，這架勢，非國家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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