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陵湖石刻是“昆侖”的地理實證嗎？]

——《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一文的10大疑點

作者：劉毅

一大早就收到了不同學科、不同背景、不同行業的同一篇文章討論——《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有歡呼雀躍者，有冷靜旁觀者，也有果斷質疑者。如北京大學辛德勇教授即以“高度懷疑乃今人偽刻——石刻造假新高度”一則小文以嗤之。

一篇關于“昆侖河源”的媒體文章，竟然引入如此熱議，以致于讓筆者幾乎懷疑之前對“昆侖”一詞熱度的懷疑。“昆侖”所在是一個熱門話題，但還不至于如此之熱，以致于從來未曾與筆者討論“昆侖”的朋友都看到此文。

筆者暫不討論該文之熱的原因，以及該石刻是否今人偽造，因為缺乏證據。單就該文對于石刻的考證，便有諸多疑點。

作為一個考古領域的職業學者，如此草率就斷定為“昆侖”，實不應該！

試列舉疑點如下：

01

半“日”不能直接肯定為“昆”，

更不能直接確認僅失一字

“昆”字為臆測，原石刻已經脫落，僅剩半個“日”字，其實并不能完全確認是否為“日”，更不能確認是否為“昆”，甚至不能確認是剝落之處為一個字還是多個字。

事實上，作者并沒有詳細解釋復原剝落之字的推理過程。

原石刻作者譯讀為：

對比原石刻拓片，帶?的字為作者推測，但所有的推測，作者并沒有給出詳細且明確的推理過程，包括形、音、義的多重比對，以及與后世文獻的比對。這不符合風化石刻一貫的考證方法。即使這是一篇媒體文章，對學術規范要求不高，但最關鍵的“昆”字如何得出，著實不該省略。

筆者稍作揣度，應是根據后文“陯”為“侖”而倒推而出，因為“侖”在秦漢及以前，并沒有獨立使用的痕跡，均為“昆侖”一詞專屬。如果是這樣，那么這個推論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該字可以肯定非“侖”！

02

“陯”可以肯定并非“侖”，

更可能為“隃”，遠地之意

首先，從字形上看，石刻中的這個字，并非作者提及的“陯”字。

秦書“陯”如下：

注意上面的筆畫，應為五豎而不是四豎！

更不可能是“侖（侖）”！

秦書“侖（侖）”如下：

《說文解字》載，“陯（lún）”為“山陷也。從侖聲”。“（fù）”為“大陸，山無石者。象形。凡之屬皆從。”而在《說文解字》中，“侖”為“思也。從亼從冊。”

“陯”在《說文解字》阜部，“侖”在《說文解字》“亼（jí）”部。

很明顯，“陯”和“侖”是兩個字。

2017年曾有新聞報道稱湖南出土了秦始皇“下鄉”的政令，上書“瑯琊獻昆陯五杏藥”，由于始終未見一手資料和高清晰度的圖片，因此該“昆陯”是否為“昆侖”，暫且存疑。

事實上，將其認為是“陯”字也有硬傷，前文已述。

筆者認為，這個字有可能是“隃（yú yáo shù）”字。

“隃”，意為地名或人名。《說文解字》載“北陵西隃，雁門是也”。《集韻》解為“遠”的意思，今天來看，很可能其最早是“偏安一隅”的“隅”近義。

更神奇的是，“陯”一字只出現在“藤花榭”本《說文解字》之中出現過，并不見其他文獻，以致于無法進行對比考證而判斷半“日”可能是哪個字。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個字絕不可能是“侖（侖）”字，因為“陯”與“侖（侖）”差異如此之大，以致于在任何一個版本的《說文解字》中，甚至都排版不到同一冊里。該石刻煞費苦心選擇了這個無法通過文獻相互比對的字，其篆刻之人的用心，不得不令人遐想。

心有“昆侖”執念，所以看什么都像“昆侖”！

一個字的筆畫和刻紋即使再簡化、再潦草，也不可能在識讀的最關鍵部分出錯，將五豎變為四豎！

03

原文有意寫的模棱兩可，以致于

不加細讀者容易不自覺地望文生義

即使不按照正確順序或者歧義表達，在上下文的影響下，也不會影響某一句話的理解，這是漢語的獨特之處。

原文寫到“昆侖之‘侖’字偏旁為阜旁，寫作‘陯’，這些特征都是秦代刻石及簡牘文字的典型特征。”

這句話，細查之下，其實并沒有說“陯”是“侖”字，只是說石刻上的“陯”字，是“阜”旁加上昆侖的“侖”。

但在上下文的影響下，幾乎所有人認為作者在討論的就是“昆侖”二字。

但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心之失，不在筆者此文的討論范疇。

04

秦歷三月或為今十二月，

深冬時節人不可能進入扎陵湖采藥

古人以十二地支，對應月份。今天我們熟悉的農歷，是自漢武帝時期開始使用的太初歷，是以夏歷為基礎進行調整的，是以卯月、即正月為歲首。在此之前，秦用的是秦歷，秦歷以申月、即十月為歲首，“皇帝二十六年三月”，換算成今天的日期，為BC221年的十二月。

每年的十二月、一月，都是扎陵湖地區最冷的時候。2024年12月，扎陵湖平均低溫為-14℃，平均高溫為-4℃，其中最高溫為-4℃，最低溫為-15℃；2025年1月，平均低溫為-22℃，平均高溫為-6℃，其中最高溫為2℃，最低溫為-29℃。

根據竺可楨先生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提到，自春秋開始我國大部分地區進入溫暖時期，平均溫度比今天高大約2-3℃。即使是這樣，深冬季節的扎陵湖腹地仍可以理解為當時人類的禁區，況且深冬時節，白雪皚皚，又哪兒來的藥可采？采藥人完全可以等春暖花開之際，沒必要在一個最不適宜的季節進入此地。

一萬年來挪威雪線高度（實線）與五千年來中國溫度（虛線）變遷圖

雪線高度以米計

目前挪威雪線高度在1600米左右
溫度以攝氏計

以0線作為目前溫度水平
橫線時間的縮尺是虛數的，越至左邊縮尺越小

“采藥尋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仙人”也不會告訴采藥人，要遵循一個極其明確、過時不候的時間節點。徐福東渡入海尋仙，就沒有說要在準確的“幾月幾日”到達才行，仙人只會在某個具體的時間出現。昆侖山尋仙肯定不比東海尋仙要重要，以致于秦始皇下了死命令必須于此時進山，否則必有記載。因此，采藥人并不需要冒著死亡之虞，在如此困難之際進山。退一萬步，即使三月就是三月，那也是極為寒冷的季節！

05

秦始皇遣使向西“采藥昆侖”無任何文獻記載

秦始皇求仙藥的記載，秦漢文獻多有記載，但皆為東向入海，而非西向如昆侖。該文章也同意這一前提，但文章獨斷地提出“這對于癡迷長生不老的秦始皇，再結合當時濃厚的昆侖山神話信仰，似乎是不合情理的。”這樣的主觀性結論，下的似有草率之嫌，失之于嚴肅。

《史記·秦始皇本紀》明確記載了秦始皇求仙巡藥的事跡。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既已，齊人徐巿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

以太史公的嚴謹和細致，如秦始皇有遣人向西入昆侖山尋仙采藥，決不會故意忽略不記，從對徐福的記載來看，也不會確有其事而不曉不述。

司馬遷肖像

正如該文的作者所言，“當時濃厚的昆侖神話山神話信仰”，如果秦始皇確實派人到“昆侖山”，不可能不在后世文獻中留下一點蛛絲馬跡，而直到今天才突然發現這段頗為偉大的史詩般事跡，刻于2000多年來人跡罕至的石刻之上。

06

秦始皇不視“昆侖”為“仙”山，

而是“神”山，“仙”“神”大有不同

“仙”與“神”是有明確差異的，仙者，凡人得道飛升、或言長樂永生；神者，天神，引出萬物者也。換句話說，“仙”是普通人可以經過修煉或者服食丹藥而達到的境界，而“神”是于天地初開、萬物萌發之際的自在。

秦始皇非常清楚這其中的區別，因為他將自己的長眠之地——驪山視為“昆侖”。同出《光明日報》2013年4月30日的一文《秦始皇陵對應昆侖神山？專家觀點：帝陵是秦始皇“地天通”宇宙觀具體表現》中，認為秦始皇命人將自己的陵墓建成昆侖神山的樣子，就是希望通過此“天梯”進入神界。

由此可見，秦始皇對于“仙”和“神”的區別是有明確認知的：生前為仙、死后晉神。因此，秦始皇怎么可能遣人去死后只有他這樣的尊貴之人才能踏足的“神山”采藥尋仙呢？

由此回看該文“不但證實了秦始皇曾遣方士向昆侖山尋訪長生不老藥的史實，而且還通過這一探訪昆侖的官方行動，將中原文化的影響力向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帶拓展和延伸，填補了文獻記載的空白”的論斷，顯得尤為蒼白。

07

該石刻的年代考證過程，疑點重重

原文如下：

“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這一黃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留下的唯一一處還現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時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意義十分重大。”

上述短短一段文字，有三處疑點，至少是失之于考證的不嚴謹之處：

（1）時間存疑，這么重大的發現，可以載入史冊，卻為什么含糊其辭，不明確精準的調查和發現時間？筆者友人說該石刻已于數十年前發現，直到今天才見文，可見當時發現該石刻的時候，關于斷代應有不同的聲音和意見，且明顯相左而爭論激烈，以致于遲遲未能報道。

（2）地點存疑，這么重大的發現，為什么不以地圖形式表明其與扎陵湖的相對位置，僅僅以“扎陵湖北岸”描述？地點為什么需要明確，因為這是派遣使西行尋仙的重要事件，高原草甸一片茫茫，石刻之處必為地標式的存在才有價值，更是復原“秦漢絲綢之路”的重要依據，對于其他人的研究大有助益。如此含糊，實不應該。

（3）斷代存疑，根據字形就輕率斷代，實不像考古工作者在研究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一貫嚴謹的作風。僅有字形而不考慮其他佐證，并不足以斷定其為秦代，只能說明其不早于“皇帝二十六年”，比如有沒有可能是后世附會之舉？

08

在先秦的條件下“乘車前往”實在可疑

《資治通鑒考異》卷第十《唐紀一》載，“道宗復曰：‘柏海近河源，古來罕有至者，賊既西走，未知的處。今段之行，實資馬力。今馬疲糧少，遠入為難，未若且向鄯州，待馬肥之后，更圖進取。’”

此處“道宗”為初唐李道宗，宗室名將，唐太祖李虎曾孫，北周梁州刺史李璋之孫，東平王李韶之子，唐高祖李淵堂侄。一生功勛卓著，參與攻打劉武周、王世充、東突厥、吐谷渾、高句麗等諸多戰役，為大唐王朝的統一和開疆拓土立下赫赫戰功，在唐初宗室人物中與趙郡王李孝恭并稱為“賢王”。

《薛仁貴傳奇》中張鐵林扮演的李道宗

此處對話發生在李道宗研判是否追擊吐谷渾兵敗逃散之際，以李道宗的性格，只要是條件勉強允許，其絕不可能放縱賊兵逃散，可見當時“柏海”一帶行軍補給之困難。

一個“古來罕有至者”的地方，一個現代地面交通工具都不能輕易到達的地方，在車輛、馬匹、飲食、衣物、用具的技術條件，特別是道路情況遠不如唐代的秦朝，一個普通方士居然還能駕車在深冬時節深入人跡罕至的苦寒之地？

09

用秦代石刻證實唐代河源考證，

無異于多此一舉

原文說“這一重要發現證實了唐代劉元鼎及清康熙年間勘定河源時，對昆侖山地望的推定”，實在有些莫名其妙。

《史記·大宛列傳》載：

“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捍冞、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可以說，至少在西漢武帝時期，關于昆侖山的位置就已經明確了。

早于初唐100多年的北魏酈道元所注《水經注》，對“昆侖山”與“黃河源頭”已經有了極其清晰的描述：

“（道元）案：則以蔥嶺于闐之河，入蒲昌海，潛行地中，復出為積石河。蔥嶺在今回部葉爾羌西于闐，即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即羅布淖爾，在辟展西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即星宿海，今呼鄂敦塔拉，朱思本所謂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者也。道元言河之所潛，出于積石，宜即指星宿海。”

與今天的昆侖山和黃河源頭已大抵相近。

說秦代石刻證實唐代河源考證，筆者讀之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酈道元肖像

10

文章所列文獻佐證，

均不足為“河源”的地標特征實證

原文作者羅列了很多有關“昆侖”的文獻依據，主要出自《山海經》《禹貢》。

首先，《禹貢》的“昆侖”為“織皮、昆侖”，即四方貢物，應與“河源昆侖”沒有直接關系。

其次，文章所引《山海經·西山經》中關于“不周之山”用于考證“河源昆侖”，也是緣木求魚。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原渾渾泡泡。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一方面，《山海經》里有明確的“昆侖”記載而不引用，并對其周圍地理特征進行一一對應；另一方面將“不周之山”簡單等于“昆侖山”，主觀地將“嘉果”“黃華”等記載解釋為“將星宿海神化為盛產嘉果、桃棗等不死仙果之地，將此處的昆侖河水想象為‘以和百藥，以潤萬物’的‘帝之神泉’”，考證過程太過薄弱和隨意。

余論

以上10條，為筆者讀該文之后的一些思考，“采藥昆侖”諸多疑點，遠未蓋棺定論之時，故行文以為諸君拋磚引玉，去偽存真。

更有同好，針對該文提出了更深層次的邏輯判斷：

國家大事，不同時代有不同剛需。BC221年之前打仗，BC221年之后執政11年，設三公九卿，郡縣制，書同文車同軌、修運河長城等等，一大堆剛需之事。到訪昆侖“神山”這種沒有直接收益的事（連《穆天子傳》這樣詳細描寫昆侖山神境的文獻，都沒有記載昆侖有長生藥，因此秦始皇無所可依認為昆侖有長生藥），在始皇那兒根本就不可能排得上號。這種非剛需純意識形態的事，如果沒有極特殊機緣，只可能發生在大一統王朝穩定一段時間。開國太祖絕對顧不上。

漢武帝時期命名昆侖山一事，才從根本上符合歷史和治國邏輯。漢武帝定昆侖山，有深刻的歷史背景，是為了用“昆侖”這一華夏圣詞來宣示對西域“自古以來”的主權，是漢匈爭西域的重大歷史背景下一盤大棋的組成部分，與張騫出使西域，是一整套“鑿通西域”的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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