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西鄉縣葛石鄉和平村（現城南街道和平社區）的村民，在牧馬河邊一個叫李家村的地方，翻地耕作時發現了一些奇怪的陶片和磨光的石器。一個細心的公社干部將這些情況反映給縣文化館，文化館調查后隨即向上級文物部門進行了報告。

1959年，中國科學院陜西省分院漢水考古隊，根據縣文化館提供的線索，到李家村進行調查發掘，確認該地為一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1960年至1962年，考古隊對李家村遺址先后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現了以圈足碗、三足罐和平底缽為特征的陶器組合。李家村文化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引起了當時考古學界的關注，考古界泰斗夏鼐先生1964年撰文提出：“這次李家村的發現，才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個較可靠的新線索。”蘇秉琦等多位著名考古學家撰文，闡述了李家村遺址發現和發掘的重大意義。

1960年李家村遺址考古發掘現場（翻拍自《陜南考古發掘報告集》）

1960年發掘探方位于排洪溝的東西兩岸，共開5米×5米的探方25個（東12個、西13個），探溝1米長，發掘面積645平方米，出土灰坑25個，柱洞1個，甕棺葬3座，陶器79件，石器27件。

1961年集中在排洪溝西岸位于1960年發掘區的南側進行發掘，共開5米×5米的探方18個，4米×5米的探方2個，發掘面積490平方米。出土房子殘跡1處，陶窯1座，墓葬 1 座，灰坑15個，陶器44件，石器44件。

1982年，省考古隊再次對李家村遺址進行了補充發掘。發掘探方位于1961年發掘區的緊西邊，共開5米×5米的探方7個，發掘面積175平方米，發現灰坑1個，陶器16件，石器192件。整體文化堆積厚1米左右，可分為3層(1960年發掘簡報將其分為4層，但其中的第3.4層出土遺物完全相同，故歸為一層）。以82XLT2東壁和北壁地層為例：第一層，農耕土，黃灰色，土質疏松，厚約0.10-0.20米。發現近代磚塊、瓦片、瓷片、鐵釘及少量老官臺文化李家村類型遺物。第二層，擾亂層，黃褐色，土質稍硬，厚約0.20-0.42米。出土有漢代陶片、宋代瓷片及少量龍山文化陶片和兩座龍山文化的甕棺葬，還有老官臺文化李家村類型的遺物。第三層，老官臺文化李家村類型層，深灰色，土質稍堅硬、厚約0.25—0.55米，李家村類型遺跡和遺物均出于此層。以下為生土，系紅色粘土。

李家村遺址出土的石器

李家村遺址文化堆積層薄，僅1米左右，別除個別龍山文化的遺跡、遺物外，屬于同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堆積。出土遺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兩類，未發現骨器。其中石器以打制居多，磨制石器也相當發達，磨制石器又以“鏟”居多，主要特征是扁平舌刃狀（也稱扁平磨光雙弧刃狀），它是李家村遺址的代表器物。另外還有斧、錛、鑿、刀等。

陶器作為李家村遺址出土遺物的主要特征，有泥質外黑內紅陶、夾砂灰白（褐）陶和泥質黑陶。紋飾主要有線紋和繩紋，個別有錐刺紋和布紋，未發現彩陶。器形主要有圈足碗、三足器和平底缽三種。

何家灣遺址出土的骨雕人頭

1979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漢水考古隊，對我縣何家灣文化遺址進行了全面鉆探。從鉆探資料得知，遺址的中心區域在漢代以后受到很大擾動，考古隊決定選擇遺址的東南部（甲區）和西北部（乙區）進行發掘。發掘工作從1980年10月開始，1982年11月結束。

何家灣出土的李家村類型夾砂或泥質內黑外紅陶片，器形有三足甕、三足缽等三足器，仰韶文化的泥質陶片，飾線紋、繩紋、弦紋，附加堆紋及黑彩寬帶紋、圓點釵葉紋，器形有缽、盆、尖底瓶、盤及磨制石斧、石缽、石網墜。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有泥質夾砂灰、紅陶片，飾繩紋、附加堆紋、方格紋，器形可辨罐、盆、甕等；同出有磨制石斧、石鏃等。

何家灣遺址、李家村遺址各類型石器

在何家灣遺址和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灰坑和文化層中，還發現了許多草拌泥紅燒土塊，在有些紅燒土塊中則發現有植物的根莖和種籽的印痕。根據現場觀摩，有些植物形態與稻谷非常相似。這個發現證明，在四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漢水上游的西鄉，先民們已經開始種植收割水稻了。值得一提的是，在發掘中出土了我國最早的骨雕藝術品，骨雕人頭像、骨管線刻三人面像。骨雕人頭像雕刻藝術原始粗獷，但形象逼真，五官端正，栩栩如生。骨管線刻三人面像運用了原始的線刻藝術手法，雕刻出喜怒哀三種形象，喜者，喜上眉梢，笑口常開；怒者，怒不可遏，怒發沖冠；悲者，傷心欲絕，雙眼有淚痕。生動如實地反映了當時先民的生活現實。這兩件彌足珍貴的文物，為研究仰韶文化時期的骨雕藝術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何家灣遺址是目前陜南漢江上游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保存較好、文化堆積較厚、出土遺物豐富的一個遺址，該遺址包涵李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兩個考古學文化，李家村文化雖然出土物較少，但在地層關系上被疊壓于仰韶文化層之下，從而證實了李家村文化是早于仰韶文化的一種文化遺存。

（作者秦育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