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斌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吳敬璉經濟學講習教授

以下觀點整理自許斌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06期）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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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了方便描述，本文將以前稱為全球化時代，而將現在稱為“特朗普時代”

1、全球化時代的全球貿易邏輯是基于純經濟考量。傳統貿易理論指出，獲取某種商品有兩種途徑：一是自行生產，二是通過生產其他商品與他國進行交換。貿易能夠帶來利益，因為通過貿易，人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獲取某種商品，這便是基于比較優勢的傳統貿易理論。

貿易收益的第二個來源被新貿易理論所揭示。該理論基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形態，尤其是在存在規模經濟的情況下，一國可以專注于生產某一類型的產品，以換取同一產業的其他類型產品，從而獲得貿易收益。其基礎在于成本：大規模生產能夠降低單位成本。

2、無論是傳統貿易理論還是新貿易理論，都存在對偏離自由貿易政策的論述。在比較優勢方面，動態比較優勢是一個重要議題。如果僅依據靜態比較優勢，非洲國家可能只能專注于礦產資源開發，這將對其長期發展產生阻礙。制造業具有諸多額外好處，例如通過制造業的發展，國家能夠不斷實現產業升級，并在生產過程中獲得學習收益。相比之下，礦產品生產往往只是重復性勞動，難以帶來類似的發展潛力。基于動態比較優勢，存在不少理論支持在特定條件下國家采取貿易保護措施，例如通過關稅手段保護幼稚產業等。

3、在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框架下，形成了支持政府干預的戰略貿易政策理論。規模經濟理論表明，某些產業（如大型客機制造）由一個國家進行生產是具有經濟效率的，其他國家則通過購買這個產品來滿足需求。然而，這種生產集中化的國際布局本身也蘊含著重要的經濟意義，涉及規模經濟所產生的貿易收益由哪個國家獲得的問題。

4、在以往的全球化時代，貿易的核心邏輯是通過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來降低成本。然而，進入“特朗普時代”后，貿易邏輯發生了顯著變化。這里的“特朗普時代”并非特指特朗普任期，而是指一種新的貿易政策導向，即不再單純追求經濟收益的最大化，而是更加注重地緣政治收益。某些行業或產品對國家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缺乏這些產品可能導致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受制于人。因此，即使面臨高昂的經濟成本，國家也傾向于增加自身生產，以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若構建“特朗普時代”的貿易模型，其核心將是經濟成本與地緣政治收益之間的權衡。具體而言，國家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受放棄基于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的貿易收益的經濟成本，以換取地緣政治上的收益。這種權衡反映了從單純追求經濟效率向兼顧國家安全和戰略自主性的轉變。

這一問題也涉及短期與長期的權衡。例如，特朗普主張讓制造業回歸美國，他認為制造業是國家的根本。從全球化自由貿易的邏輯來看，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可能會因失去對制造業的控制而出現產業空心化，進而損害其長期利益，這一觀點在理論上也存在支持。因此，對于美國重建制造業的評估，除了看其短期是否劃算，還需要考慮從長期來看回歸制造業的經濟代價是否大到無法抵消所獲得的安全和地緣政治方面的收益。

二、對當前中美以及中美之外的經濟三角關系的思考框架

1、從美國角度出發

從短期來看，特朗普的全面關稅戰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損失不像給其他國家帶來的經濟損失那么大，這成為特朗普對中國及其他國家采取強硬態度的所謂“經濟支撐”。

若從地緣政治收益與經濟成本的權衡角度審視特朗普發動全面關稅戰的決策，至少在短期內，其地緣政治收益并不存在，甚至可能帶來負收益。這種短期權衡表明，美國的全面關稅舉措存在不可持續性。一旦出現某些因素，例如美國通脹率上升，導致政治上出現對特朗普關稅戰的巨大反彈，進而促使美國政治格局發生有利于民主黨、不利于共和黨的變化，那么特朗普匆忙結束或大幅退出全面關稅戰是可以預見的。然而，如果特朗普堅持其政策是為了更長期的利益，并且美國整體政治氣候仍允許他繼續推進，那么從地緣政治角度，或者用他的話來說，從“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再工業化角度，特朗普仍可能繼續推進相關舉措。這是一個涉及長期與短期、政治與經濟相互關系的推導。

2、從中國角度出發

在短期內，中國可能會因失去美國市場以及其他相關市場而面臨較大的負面經濟影響，其經濟損失在短期內可能大于美國。然而，從短期經濟損失與地緣政治收益的權衡來看，中國處于相對有利的地位。美國發動的全面關稅戰使得夾在中美之間的經濟體在地緣政治上更傾向于遠離美國。這些“非中美”國家和地區在經濟上會遭受重大損失，但并未獲得相應的地緣政治收益。相反，特朗普以美國為中心的戰略導致歐洲在軍事上失去了一定的安全感，使其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均遭受損失。因此，無論是東盟還是歐盟，這些夾在中美之間的經濟體在心理上都希望恢復到較低的關稅水平。盡管它們不愿直接得罪美國，不會像中國那樣明確反對，但它們仍會在幕后采取行動。這種隱性博弈不利于美國，而有利于中國。

從短期與長期的權衡來看，中國在短期內的經濟損失相對較大。在過去較長時間內，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一直是重要的增長動力，而對美出口更是其中的關鍵部分。即便在首次貿易戰之后中國對美出口面臨困難，但通過對外投資以及中國企業“出海”，中國仍然間接地實現了大量商品對美國市場的出口。美國市場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需求端，很難被完全替代。

傳統貿易理論中的動態比較優勢概念，意味著優勢與劣勢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在和平穩定的時期，中國可以從美國進口糧食和芯片等產品，而美國則從中國進口各類制造業產品，雙方相安無事。然而，在“特朗普時代”，地緣政治和長期安全的考量被賦予了重要權重，這必然導致美國對芯片、人工智能源代碼等關鍵產品實施管制，并對中國實體經濟采取所謂的制約措施。中國當然也會進行反制。這里的關鍵在于，這種制約會導致經濟體本身產生內生性反應。在中國方面，美國對華制約措施將推動中國經濟從外需向內需轉型，以及從技術模仿向技術自主創新轉型。美國則受制于中國的稀土供應，因為中國精煉了90%以上的稀土，開采了60%的稀土，其他國家如緬甸開采的稀土也在中國精煉。若美國堅持對向中國出口高端芯片實施嚴格管制，而中國堅持對向美國出口稀土實施嚴格管制，其長期經濟效應將促使中國發展高端芯片產業，而美國則會更加注重從中國以外獲取稀土。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格局會得到確立，中美之間的脫鉤程度將進一步加深。

在對經濟成本和地緣政治的雙重考量下，中國一方面希望與美國達成相互減少制約的共識；另一方面，中國相較于美國更具耐力。美國實施全面關稅政策可能引發國內政治經濟因素的變化，使其難以承受；而中國經濟雖會承受巨大的短期負面影響，但其所處經濟發展階段仍蘊含著較大的長期發展空間和增長潛力。盡管當前消費和投資驅動面臨困難，中國仍可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對沖貿易戰的壓力，因此中國具備更強的承受力，而美國則不然。

然而，美國鑒于中國的崛起，在長期戰略上仍可能堅持推動與中國在重要環節上的脫鉤。從長期來看，中美脫鉤的趨勢似乎難以避免，但完全脫鉤又是不現實的。

三、總結

當前全球貿易格局中注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新變量，即地緣政治因素，特別是對國家安全的考量。對于大國而言，國家規模越大，這一考量就越重要。對于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這是極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對于歐盟、東盟等國家和地區，也會作為部分考量因素。基于此，筆者曾提出一個假說，即全球經濟“二區化”。中國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對于那些處于中美之間的國家和地區，與中美任何一方的經濟割裂幾乎是不可承受的。然而，中美在諸多領域推動自主獨立，對對方實施制約，是必然趨勢。因此，全球經濟會形成圍繞中國和圍繞美國的兩個大區，由此形成的“二區化”是一種開放型的“二區化”，即中國政府主張的“開放的區域主義”。歐盟、東盟、拉丁美洲等地區既希望在與中美的經貿關系上獲益，又不想在地緣政治上得罪中美中的任何一方。盡管“二區化”格局避免了全球經濟走向“脫鉤斷鏈”，但它絕非是對全球化時代的回歸。過去那種單純基于經濟考量的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新的時代。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