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聯邦政府6月6日起連續兩天在洛杉磯縣針對非法移民展開大規模搜捕行動，引發激烈沖突與城市騷亂。7日，特朗普繞過加州州長紐森，直接下令派遣2000名國民警衛隊進駐洛杉磯，這是自1965年以來美國總統首次未經州長請求調動州國民警衛隊。8日，22位民主黨籍州長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特朗普決定向加州洛杉磯部署國民警衛隊。對此，“美國將再爆發內戰”言論又泛起。

　　事實上，早在一年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與助理研究員陳修豪、胡倩榕在核心期刊合著學術論文就深度剖析了這種現象。現再刊發如下：（全文12000字，預計閱讀時間30分鐘）

　　<< 本文刊發在核心期刊《現代國際關系》2024年第6期。左右滑動可查看全文 >>

　　內容提要

　　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后，國內再度興起關于“第二次內戰”可能性的公共討論。“第二次內戰”或包含“熱內戰”與“冷內戰”兩種不同的形態。美國社會各界之所以熱衷談論內戰，根源在于他們對自身政治極化無可逆轉的隱憂，包括對特朗普式右翼威權民粹主義領導人重新影響政治、美國種族結構變動引發社會動蕩、美國不平衡的財政狀況及經濟狀況可能導致政治不穩定的擔憂。對“內戰論”的批評者和懷疑者則指出，關于“第二次內戰”的流行討論是危言聳聽、煽動恐懼。“熱內戰”中短期內在美國幾乎沒有發生的可能性，但“冷內戰”將作為美國社會政治文化基本形態繼續存在，并波浪式演進。

　　關鍵詞

　　美國政治 美國輿論 美國內戰 美國分裂

　　正文

　　“美國內戰”一直是指美國19世紀60年代南北戰爭的歷史事件，現在已演變成了美國政治、社會、文化分裂的一種話語常態。2021年沖擊“國會山事件”發生后，美國暴力極端主義、政治極化態勢達到高峰，美國國內關于是否會發生“第二次內戰”（Second Civil War）的研究及討論也逐漸進入高潮。在美國知識界與輿論界，關于“熱內戰”和“冷內戰”的探討并駕齊驅。主流觀點認為，傳統意義上動用真刀真槍的“熱內戰”在美國爆發的可能性非常低，因為政治分歧與暴力之間不存在必然的轉化關系，但也有一部分學者勾勒美國“熱內戰”的新形式。鑒于美國在意識形態、文化、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日益為兩種截然對立的力量所撕裂，它所呈現的“冷內戰”狀態已不容忽視。本文對美國“內戰論”起源、現狀與未來的梳理分析，以期有助于更加準確地認識美國社會及其矛盾。

　　01

　　美國“內戰論”的緣起

　　美國或將爆發“第二次內戰”的公共輿論氛圍始于特朗普執政時期。自特朗普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后，他在種族方面的諸多言論和行動，被許多反對者定性為反移民、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一些輿論認為，這些極具爭議的施政措施容易引發暴力沖突事件，進而可能成為“第二次內戰”的導火索。就此，美國新一場內戰的猜測不脛而走。在特朗普執政時期，“是的，加利福尼亞”獨立運動（Yes California Independence Campaign）獲得了更廣泛的關注與支持，使得關于美國分裂的政治討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盡管該運動從未在主流社會實現合法化，但諸多苗頭已為美國國內的“內戰”辯論的集中爆發做好了鋪墊。特朗普2020年敗選后，一大批不認可大選結果的示威者在2021年1月6日沖擊、占領國會大廈，造成了令美國國內震驚的“1·6沖擊國會事件”，成為“美國內戰論”發展的新標志。

　　通過新聞搜索趨勢對“美國內戰論”進行溯源，除去一些時段“內戰”搜索量受其它因素影響，如受漫威等影視文化作品驅動，及2023年6月受俄羅斯“瓦格納事件”影響等，真正推動美國國內對“內戰”關注度急劇升高的是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2019年9月底—10月初），第一次特朗普彈劾案的調查階段。起因是特朗普于2019年9月30日在推特上援引一位牧師的話，稱如果當時民主黨人成功將總統彈劾，將會給美國造成類似內戰般的、難以彌合的裂痕。特朗普的“內戰推文”使得“第二次內戰”在社交網站上徹底走紅，可被視為美國近年內戰相關輿論最具標志性的起源。

　　第二階段（2020年5月底—6月初），弗洛伊德之死所引發的示威活動迅速蔓延。在抗議引發的騷亂中，“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維權活動家及支持者、“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及特朗普支持者，以及反特朗普者互為沖突方。這些騷亂反映出美國持不同政見的群體在警察種族主義，以及是否擁護特朗普等諸多議題上存在錯綜復雜的分歧。在美國，警察及其工會通常被看作是保守派堅定的支持者。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指出，美國警察傾向于相信特朗普會為其對少數族裔的粗暴行徑提供庇護。因此，持反警察、反特朗普信念的群體自然有很高的積極性參與“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這其中便包含了試圖煽動美國“第二次內戰”的亞文化群體，內戰話題再度進入美國輿論與公眾視野。

　　第三階段（2020年11月—2021年1月），橫跨了2020年總統選舉和換屆前夕，也正是在這個時間段內，美國輿論對內戰可能性的關注度被推至頂峰。鑒于“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造成的實際損失，在大選日的前夕，就有美國媒體為“第二次內戰”造勢，指稱暴力活動的發生是一種必然。“1·6”沖擊國會事件爆發時，許多特朗普支持者身著“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Civil War”的運動衫，“內戰論”正式被推向美國政治主流。越來越多的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新聞界、情報界、軍界、投資者等開始嚴正考慮“第二次內戰”的可能性。事實上，在拜登執政時期，每當美國國內出現某種政治分歧難以彌合的狀態時，都會涌現出大量內戰言論。拜登執政后曾為阻止病毒傳播采取了封鎖措施，這遭致了絕大多數右翼團體的抗議，包括武裝民兵。美國密歇根州和俄勒岡州的州議會都受到了民兵沖擊。美國《獨立報》即有記者借題發揮，聲稱反對新冠封鎖暴力已經構成“第二次內戰”，激化美國農村保守派和城市地區的分裂。

　　第四階段（2024年1月—2月），“內戰論”討論達到高潮，即得克薩斯州政府與美國聯邦政府就邊境非正規移民問題產生嚴重分歧。得州州長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此前下令在非正規移民經常過境的一條河岸安裝鐵絲網，遭遇聯邦政府、最高法院反對。來自華盛頓的反對引發得州不滿，州長阿博特發表聲明，指責拜登政府未能保護邊境，并部署得克薩斯州國民警衛隊控制部分邊境，認為聯邦政府已經違反美國各州之間的協議，宣布得州進入“被入侵”狀態。長期以來，美國國內關于非法移民的爭論常年持續不休，但州長部署國民警衛隊意圖與聯邦政府直接對峙的方式，在歷史上并不多見，引發對美國聯邦政府與部分州政府“兵戎相見”可能性的廣泛討論。1月25日，美國25名共和黨州長發布聲明，表達對得州州長阿博特的支持。

　　02

　　“美國內戰論”的觀念根源與可能性的爭論

　　隨著“第二次內戰”討論間斷性地達到高潮，美國輿論界與學術界對“內戰”形式想象也逐漸深化。大體梳理，這種想象有“熱內戰”和“冷內戰”兩種假設。持“熱內戰”觀點的人認為，鑒于美國“第二次內戰”的國內背景和先決條件與南北戰爭時期相比有本質區別，兩支代表敵對政治地緣勢力的軍隊相互開戰的模式已不適用于當今美國，1861年南方聯盟試圖讓美國數個州脫離聯邦獨立建國的情形也很難在今日美國重現。在他們看來，隨著時代的發展，美國如爆發第二次“熱內戰”或將呈現出如下三種形態。

　　一是低強度沖突的“第四代戰爭”。第四代戰爭是指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戰爭與政治、戰斗人員與平民之間的界限已模糊化。這意味著美國潛在的國內沖突形態是不對稱、分散且異質化的，眾多動態派別可圍繞意識形態通過數字工具和人際網絡組織起來，企圖發動暴亂的團體在對敵對群體發起小規模沖突的同時，也會偶爾組織針對軟性或硬性目標的高價值恐怖襲擊。在此情境假設下，會出現更多的、零星的意外暴力事件，但致死人數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可參照的歷史案例是愛爾蘭的暴力準軍事組織對抗運動。

　　二是越發頻繁的國內暗殺和恐怖主義行動。例如，2020年極右翼民兵組織企圖綁架密歇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并推翻州政府，以及1995年認同白人至上主義的極端反政府恐怖分子策劃的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

　　三是由白人民族主義民兵和反政府叛亂分子推動的無領導抵抗或游擊戰。無領導抵抗是指小型獨立團體或個人挑戰現有秩序與制度，或直接對抗政府。游擊戰則是指準軍事人員、武裝平民或非正規軍，通過利用戰術和機動性打擊傳統軍隊的對抗方式。

　　“冷內戰”則更傾向于指代美國各政治團體之間因立場各異而形成的一種矛盾、沖突的狀態。盡管這種對立暫時還未轉化為“熱內戰”，但仍不能排除當雙方無法通過合法方式調和各自訴求時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美國國內對“第二次內戰”的爭論與設想本身就是“冷內戰”最顯著的表現形式，“冷內戰”已存在于美國人民的信念中。根據美國愛德曼公共關系公司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后展開的閃電式民意調查，超過半數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已經處于“冷內戰”。喬治城大學政治與公共服務研究所2022年初開展的民意測驗則顯示，58%的選民預期“1·6”沖擊國會事件爆發后，美國國內會出現更多的暴力政治抗議。該民調還讓選民對美國的分裂程度打分，在滿分100分的前提下，受訪者給出的平均分為70.36分，意味著民眾心目中美國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內戰”的邊緣。“內戰”已然成為解決美國內部危機的備選項之一。

　　美國“內戰論”并非憑空出現，而是有其深刻的內在邏輯與社會心理根源。當立場各異的美國人談論“內戰”時，他們不完全是就事論事，更多地是假借“內戰”之名，宣泄對國家結構性矛盾和制度性缺陷的深層焦慮乃至恐懼。

　　第一，這種焦慮與恐懼是對特朗普或特朗普式右翼威權民粹主義領導人重新影響政治的憂慮。在“1·6”沖擊國會事件一周年之際，部分政治觀察家越發擔憂2024年總統選舉將成為引爆“第二次內戰”的導火索，尤其是在特朗普式人物再度落選，且拒絕承認選舉結果的情境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稱，美國未來3—4年或將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聯邦權力崩潰，國家分裂為紅、藍州飛地。這皆因特朗普將成為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他和他的黨內盟友正在積極籌備一切必要手段以確保選舉勝利，包括應對潛在“選舉欺詐”行為的指控及全國性運動。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菲奧娜·希爾（Fiona Hill）進一步指出，即使特朗普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合法獲勝，也可能引發公開內戰，因為他的勝選將建立在拒絕承認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的基礎之上。多名退役高級軍官表示，特朗普式人物若再度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軍隊內部或將出現致命混亂；如無賴的軍事單位再次選擇效忠失敗的總統候選人，引發內戰也不足為怪。其中一位將軍后續接受CNN采訪時指出，特朗普在軍隊中的支持者是源自美國內部的威脅，因為他們效忠于像特朗普那樣的邪教人物，認為總統是類似國王的存在。他建議應對軍隊中的這類人進行甄別，然后讓他們脫離軍隊系統。

　　此類“內戰”言論針對性較強，帶有鮮明的反特朗普主義色彩。這或許肇因于公然暗示乃至鼓吹美國內部沖突的政治人物多為希望保住特朗普選民基礎的共和黨人，選民層面則多為特朗普的支持者或拜登的反對者。據MSNBC記者報道，特朗普支持者在幾次集會中對內戰的呼吁成為普遍現象。拜登執政以后，出臺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規定，促使部分特朗普支持者掛黑白式國旗以示反對，美國許多政治評論家視此為政治暴力和內戰的明確標志。

　　第二，這種焦慮與恐懼是對美國種族結構變動及其可能引致的社會動蕩的擔憂。進步派觀點認為，白人至上主義及白人衰落現狀是美國“冷內戰”主因。《紐約時報》記者認為，美國正處于另一場內戰的邊緣，這場新的“內戰”不像傳統“熱內戰”一樣在戰場上舉行，而是在法庭、州議會和投票箱中進行；它的目的不僅是征服黑人，而且是要征服所有挑戰白人種族主義父權制的人，包括移民、穆斯林、猶太人、性少數群體（LGBTQ）還有女性，尤其是自由派婦女。全國黑人聯盟創始人、政治評論家基思·博伊金指出，特朗普發起競選活動的2015年是真正威脅到美國種族公共話語的時間節點。當時美國人口普查局宣布，至2044年，美國的白人將不再占據人口的大多數。

　　對白人地位喪失的恐懼是特朗普主義活躍的首要因素，同時催生了美國的分裂文化與政治暴力。政治學家芭芭拉·沃爾特（Barbara F. Walter）對此談道，引爆內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會主導群體地位降級，與固有觀念不同，一個國家的內戰并非由社會上最貧窮的、最受歧視的群體、移民及受虐待的人所發動，反倒是那些經歷政治失敗和地位逆轉的群體最有可能主動發起沖突。沃爾特認為，近些年，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在收入、子女教育、就業水平和房屋所有權方面未能得到改善，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政客利用這個心懷不滿的群體在種族問題上大做文章，從而獲得政治權力，成為了所謂的“民族動員家”，為美國內戰埋下了隱患。然而，保守派觀點恰好與此相反。在克萊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所長瑞安·威廉姆斯（Ryan Williams）眼中，多元文化主義和世俗主義的興起才是將美國推入內戰的主因,而非傳統白人的基督教觀念。他指稱，當前美國進步主義的前沿是一種清醒的、自認秉持社會公義的反種族主義，這是對建國者意義上的有限政府的真正威脅。由于不同的種族群體傾向于推動差異化的政策結果，如要追求相對平等的政策結果，則需在一種新的、覺醒的極權主義環境中才能成功。威廉姆斯認為，這正是美國正在經歷的路線。

　　第三，這種恐懼與焦慮是對美國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及不平衡的經濟狀況可能導致政治動蕩的擔心。此類型以橋水基金（Bridgewater）首席執行官瑞·達里奧（Ray Dalio）的言論最受矚目。2021年，達里奧在《應對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預測美國未來十年爆發內戰的可能性為30%。該書主要采納了計量史學和比較史學等研究方法，從歷史經驗中推斷出一個國家的巨額財政赤字、高稅收和通貨膨脹等財政負擔，以及巨大的貧富差距與價值鴻溝將引致某種形式的控制權之爭。2022年，達里奧保持對“內戰”話題發聲。他在LinkedIn上進一步提出：“當一些外國勢力發展壯大到足以挑戰正在經歷內戰醞釀過程的世界頭號強國，就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時刻。”

　　除達里奧之外，社會學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和定量歷史學家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亦長期追蹤政治不穩定問題。他們于2010年開展的一項研究即指稱，由于工資停滯或下降、收入不平等、擁有高學歷的年輕人過剩及公共債務爆炸性增長等經濟因素，美國的政治不穩定狀況將于2020年左右到達頂峰，內戰的可能性隨之累加。從2010年至今，這兩名學者不斷重申他們的模型預測，并堅持其結論得到了現實印證。盡管經濟層面的負面跡象與政治不穩定現象的確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兩者之間就是直接、確定的因果聯系。這些林林總總的關于美國內戰可能性的研究，反映的是作者的價值取向與主觀認知。

　　03

　　“美國內戰論”的未來

　　評估“美國內戰論”的未來，應該從“熱內戰”與“冷內戰”兩個維度入手。雖然“熱內戰”一般需建立于某種“冷內戰”基礎之上，但“熱內戰”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內軍事戰爭，體現國家徹底的分崩離析、現行體系制度的完全瓦解重塑，而“冷內戰”更多反映政治、社會、文化等的分化、極化所帶來的不穩定與動蕩。在冷、熱兩個維度上，我們可進一步做出更加細致、理性的評估：當下將美國推向冷/熱“內戰”的因素是否曾在其歷史中出現過，又是否曾導致真的“內戰”？若出現過，這些因素在當下的美國又有何特別之處，又是否更加嚴重？

　　美國沸沸揚揚的內戰論植根于自身的多重裂痕，包括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兩黨裂痕、城鄉經濟成果分配不均的裂痕、美國人不同年齡群體的代際裂痕，以及最嚴重的、由種族問題引發的社會裂痕。美國黨際、城鄉、代際、州際、種族等維度的分歧與決裂在其歷史上經常出現，還曾以更加極端、血腥的方式呈現,除南北戰爭外還未曾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內戰”，當下美國內部的動蕩因素雖然展現出新的特征，但還未發生質變。從上述論述可知，“熱內戰”中短期內在美國幾乎沒有爆發的可能性，而“冷內戰”將作為美國社會政治文化基本狀態繼續存在，并波浪式起伏演進。

　　我們可通過對二戰后美國歷史中的三組事件進行簡要回顧，把當下對美國“內戰論”的討論放置于美國國家歷史之中，借古鑒今地探討美國“內戰論”的未來。

　　一是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判決后引發的部分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的分歧與沖突。最高法此項判決認為白人、黑人學生不得在同一所學校就讀的種族隔離政策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各州必須中止此類政策，推行在學校的種族融合。美國各地，尤其是南部各州，受長期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因素影響，對最高法判決產生不滿，并直接反對抗爭。例如1956年3月，101位美國國會議員針對最高法判決，發表《南方宣言》（Southern Manifesto），反對種族融合政策，并支持、鼓勵各州進行抵抗。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心中學準備首次接收9位黑人學生，但阿肯色州州長奧瓦爾·福布斯（Orval Faubus）堅決反對執行最高法判決與聯邦政府政策，命令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持槍包圍學校，阻止黑人學生進入學校就讀。反對種族融合的白人種族至上示威者還到學校恐嚇黑人學生，并受到州長縱容。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下令接管州國民警衛隊，并派遣美國第101空降師，出兵干預“小石城危機”，跨越州長權力以保證黑人學生安全入學。1963年，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Corley Wallace Jr.）反對聯邦政府政策，親自阻止兩名黑人學生進入阿拉巴馬大學入學，白人至上組織“三K黨”成員同時在周邊地區示威。肯尼迪總統隨后下令接管阿拉巴馬州國民警衛隊，迫使州長放棄自己的計劃，保證黑人學生順利入學。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的反種族隔離與民權運動中，此類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之間、聯邦政府與民間團體之間針鋒相對的事件不在少數，流血沖突、大規模暴亂也時有出現，僅1964—1969年幾年間，全美超百余個城市都發生過各種規模騷亂，近160次，導致上百人死亡，超兩萬人被捕。

　　二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對越南戰爭的美國學生引發的校園沖突。60年代后期，因為不滿美國對越戰爭的發起與升級，美國各地反戰抗爭愈演愈烈，與當時空前活躍的學生運動、民權運動相互交織。1968年4月，反戰、反種族隔離的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起抗議，占領了校園中的5棟樓宇，并將哥倫比亞學院院長短暫地扣為人質。最終1000名警察進入校園，逮捕700余人，導致近150人受傷，但學生抗議中對學校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與教務長也被迫辭職。此類事件在當時的美國大學校園中并不少見。1969年，哈佛大學學生占領了學校的主樓，遭到逮捕，進而引發了學生持續8天的罷課。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學、馬賽諸塞大學等等，學校停課、學生占領教學樓等事件頻頻發生。1970年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學學生示威游行，反對總統尼克松轟炸柬埔寨的舉動，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向示威人群開槍，致4人死亡，9人受傷。“肯特州立大學槍擊案”事發后，全美450余萬大學生罷課，上百所學校關閉，學生進行非暴力及暴力示威表示抗議。

　　三是1992年的洛杉磯暴動。洛杉磯警察毆打非裔美國人羅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一案所引發的一系列暴動，族裔之間發生暴力流血沖突，在幾天時間內造成63人死亡，超2千余人受傷，近5千家店鋪遭到嚴重破壞，縱火、謀殺、搶劫波及洛杉磯中南部，直接財產損失10億美元左右，上萬人被逮捕。萬余名國民警衛隊、美國陸軍及海軍陸戰隊士兵強行介入后事態才開始平息。

　　在上述三組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從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運動到出現傷亡、打砸的城市騷亂、暴動，從學生抗議到種族糾紛，各類不穩定的政治、社會、文化事件在美國歷史上時有發生。我們當下所觀察到的美國近年種種“內戰論”相關社會事件，雖有新的形態演進，但也似乎并未超出固有范圍，有些在烈度上還不及過往的分裂與動蕩，所以依舊可以被視為美國現存傳統、制度、規則框架之下大體可控的內部紛爭。以2024年1月得克薩斯州在邊境地區出動州國民警衛隊對抗聯邦政府及最高法判決為例，一些輿論認為此事件代表美國“內戰”一觸即發，但反觀1954年“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風波，事實上此次州政府試圖動用國民警衛隊以抵抗聯邦政府政策、最高法院判決的事件并非美國歷史中的個例。同時，聯邦政府壓倒州長接管州國民警衛隊的事情雖然相對少見，但也不缺歷史例證：二戰后，聯邦政府就曾經十余次“聯邦化”、征調平常由各州負責的國民警衛隊。事實上，聯邦政府接管州國民警衛隊有確切的法律依據，州長并無實權動用軍隊、民兵真正與聯邦政府抗衡，遠不足以構成“內戰”威脅。更多是州長出于政治與公眾輿論考量而調遣國民警衛隊，成為真正的內戰導火索缺少必要客觀條件。因此屬于現行制度、規則框架可應對的分歧。

　　自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以來，每當兩黨采取諸如罷免總統、大規模修改被認為是違憲的聯邦法律等對立舉措時，或發生重大社會變動時，美國國內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關于內戰的討論。對于“內戰”的思索與追問已經深深地滲透進美國的文化土壤中。不同點在于，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產生的政治極化效應，與新媒體傳播產生了疊加效應，使得“對第二次內戰”的討論成為美國輿論關注的熱潮。隨著2024年總統大選日益臨近，“內戰”一詞預計會反復地出現在美國乃至國際社會的公共視閾之內。美國政治學界，尤其是沖突領域的研究者基本有一個共識，即美國當前爆發“熱內戰”的可能性極其低，這也是他們駁斥“內戰”言論的主要依據。《哈佛大學公報》指出：據美國學術定義，內戰是指一個國家內部兩個（或多個）有組織的武裝團體之間的暴力沖突。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人被有計劃的武裝暴力沖突直接殺害，才可被稱作一場“內戰”。致死人數的門檻通常被設為1000，武裝軍隊或警察屠殺平民的情形不納入統計。基于此類前提，美國政治學者普遍認為，美國當前形勢及國內矛盾的激化程度，遠不足以觸發一場“新內戰”，理由大體如下：

　　一是美國目前暴力事件致死數量遠未達到內戰的臨界點，政治光譜兩極的多數派均主張非暴力。哈佛大學內戰政治學者杰伊·烏爾費爾德（Jay Ulfelder）點明，美國暴力事件死亡人數與內戰相去甚遠。即便是2021年年初的國會山騷亂事件，總死亡人數也僅有5人。暴亂事件的嚴重程度除非大幅升級才可能引發真正的內戰。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奧爾·科倫（Ore Koren）指出，近年來，縱觀全球各國，超過“內戰”致死人數門檻的各國沖突多發生在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等政治功能嚴重失調且經濟上貧窮落后的國家，它們有長期的宗教或種族沖突的歷史。科倫暗示，美國的國內環境不可能與這些非民主、欠發達國家相提并論。

　　二是現今美國為內部暴力而組織的力量大多是私人性質，鮮有公共實體。布魯金斯學會刊文指出，這些暴力組織沒有得到國家或地方政府的贊助，也不具備政府機構的權力，所以對更廣泛的公眾缺乏號召力。美國1860年代分裂危機時，南方各州有警察部隊、軍事組織和國家支持的民兵，這與美國今日之情形都有本質區別。企圖引發“第二次內戰”的事件并非全然未曾發生，但這些零星事件很難掀起波瀾。2020年末，10余名號稱“金剛狼守望者”組織成員密謀綁架密歇根州州長，試圖引爆“導致社會崩潰”的內戰，結果是這些人員以被逮捕告終。

　　三是眼下美國沒有出現類似于19世紀南北分裂那種明確的區域化分裂跡象。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憲法專家馬克·格雷伯（Mark Graber）獨立成功是否會引發內戰？他的結論是，今日之美國與1860年截然不同，今日美國的鴻溝在于城鄉對立，而1860年美國的鴻溝是南北對立以及自由州與奴隸州的對立。換言之，今日美國的分裂既存在于各州內部，也存在于各州之間,故遠未形成支撐內戰的地理割據態勢。就軍事行動而言，如果缺乏具有獨特性或連成一片的地理區塊作為根據地，那么地區之間相互對峙、組織供應鏈和動員民眾的能力都會大受限制。

　　四是煽動“熱內戰”很難在美國當前的社會條件下建立群眾基礎。美國人民生活整體安定，發起內戰意味著社會環境激烈動蕩，原有利益格局發生重大洗牌，美國將付出高昂的戰爭成本。正如美國歷史影視導演亞歷克斯·扎克熱夫斯基（Alex Zakrzewski）指出，如今美國政治中的任何問題，無論多么根深蒂固，都不可能像1860年代美國南方試圖捍衛奴隸制那樣具有煽動性，讓美國人民愿意為之戰斗流血。蘭德公司總裁高級顧問布萊恩·詹金斯（Brian M. Jenkins）也稱，回顧美國內戰前后一連串的武裝叛亂、暴亂、罷工攻擊和對原住民、移民和少數民族的屠殺，這些歷史記錄似乎表明美國對暴力有很高的容忍度，且不會分裂。美國佐格比全國民調顯示,近半數的美國人認為未來會有內戰發生，但受訪者的信念建立于理性基礎之上，他們更深層次的心理是不希望美國民主走向衰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家麗蓮娜·梅森（Liliana Maison）2017年至2021年6月收集的數據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出于政治原因使用暴力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在美國人民可以選擇訴諸民主制度解決分歧與沖突的前提下，他們不會選擇訴諸暴力乃至戰爭。

　　從現實層面來看，美國爆發“熱內戰”暫時鮮有跡象，故部分美國人認為，關于內戰的公共討論更像是由主流媒體、民調機構及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有意設置的議題，以放大民眾的憤怒，吸引更多群體的注意力。對此，美國作家及文化評論家李·西格爾（Lee Siegel）的觀點較有概括性：認識論層面的危機與本體論層面的危機不是一回事，認為各種美國人生活在不同國度的觀點是“輿論氛圍”的產物。在美國當今世代，對“內戰”的援引，與其說是一種預測或警示，倒不如說這是一種蠱惑人心的策略，即以爭取團結的名義實行分裂。政治評論家芬坦·奧圖（Fintan O’Toole）也說，盡管美國的政府制度的確難以通過和平方式改變，但承認美國以暴力方式解體的真實可能性和將這種可能性描述為不可回避是兩碼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研究員穆薩·加爾比（Musa al-Gharbi）稱，關乎數千萬美國人的內戰問題并不真實，它是政治化的民調設計和調查反應的產物，在此基礎上疊加了那些致力于將另一半選民描述為邪惡、無知、愚蠢、瘋狂、危險的專家學者的過度解釋。

　　短期內，“熱內戰”缺少客觀條件，但“冷內戰”這種既定狀態確實展現出新的特征。其一，美國政治極化、僵化更加嚴重，兩黨之間的相互仇視加深。民調數據顯示，過去20年里，有非常明確政治傾向的美國人數量翻倍，同時認為對方黨派威脅國家安康的美國人比例也在翻倍，意識形態分裂、僵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還有76%的美國人認為國內政治動蕩相比外部因素給美國帶來更大的危險。其二，社交媒體時代帶來的虛假信息、信息混亂及“信息繭房”效應越發嚴重，更多的信息來源渠道也讓更多的美國人只選取自己認同的媒體平臺，加劇政治極化。其三，民眾對選舉等政治制度公平性信心減弱，民調數據顯示，57%的美國白人認為2020年總統大選中出現舞弊，只有20%的美國人對選舉制度“非常有信心”，56%的美國人不認為選舉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在這些新特征之下，“冷內戰”和保守派與進步派之間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交織融合。

　　在考慮“冷內戰”可能繼續撕裂美國的同時，我們也要思考“冷內戰”可能帶來的隱性影響。一些歷史事件表明，長久持續的“冷內戰”或已成為美國建立于公民社會傳統之上的內部糾錯機制中重要一環。一方面講，在更優治理制度缺失的背景下，種族隔離、越南戰爭等不正義的歷史選擇正是在“冷內戰”的輿論震蕩出清，得以自我修正。另一方面看，在可預見未來都將持續的“冷內戰”可能將美國引入軟實力持續衰落的漩渦中無力自拔。對于中國研究界而言，美國最新輿情變化是非常值得長期追蹤的重要話題，對中美戰略博弈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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