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只要改革，就勢必要動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戊戌變法百日而亡其實就是明證。而前段時間美國馬斯克的百日維新其實也說明了同樣的道理。但改革又是一個政府不得不做的事情，不做的話會眼睜睜看著弊端慢慢擴大，最終不可收拾。隋朝是承上啟下的朝代，它承接的是原來的北周，北齊以及南陳，三個政權之間的政權結構，官員設置，機構設置都是完全不同的，而隋統一全國，為了安撫貴族和官員，實際上都是通過封官等來穩住他們的利益。而到了隋煬帝時期，隋朝的機構臃腫，權力分散等問題就暴露了出來。于是隋煬帝才啟動了機構改革，改州設郡，大幅度的削減貴族的利益。但這也是造成貴族利益受損，最終關隴勛貴起來造反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隋也是亡在了改革，尤其是動了關隴勛貴的蛋糕的基礎上。隋朝歷史是后來勝利的關隴勛貴所寫的，所以在這段歷史里大部分是對隋煬帝改革的抨擊，但是如果我們將隋煬帝的改革放到現在的背景下去看，似乎才能正確的看待隋煬帝的改革的初衷。

我們今天來分析一下隋煬帝所推動的機構改革，以及為什么《資治通鑒》對隋煬帝的改革很多持反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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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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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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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獲與反思

公元607年，隋煬帝登基三年之際，推出了重磅的改革方案。

隋煬帝的改革方案在《資治通鑒》中只是一筆提過，但是隋煬帝推動的體制改革，卻因為改革力度太大，遭到了關隴勛貴的反彈，最終隋朝實際上還是亡于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這才是隋朝滅亡的根本。

那么隋煬帝為什么要改革呢？他的改革是如何動了關隴勛貴的蛋糕，最終遭到很多人的反對的呢？

我們知道隋是在北周，北齊和南陳幾個王朝的基礎上誕生的，而這幾個王朝的政治結構是不大相同的，所以新建立的隋一方面要籠絡住這幾個政權中一些既得利益者，不讓他們生亂，所以就采取了一些折衷的辦法，比如大量的封爵，比如虛授官職等等。

而且當時隋主要沿襲的北周，北周還是沿襲了很多鮮卑人政權的特點的，比如他的府兵制的柱國體系等等，實際上就是當年為了籠絡關隴勛貴而設的。

而且隋統一全國，對于一些有功之臣，也是大量的封賞，這也造成其官僚機構是非常臃腫的。而權力又變得非常分散。到了隋煬帝時期，已經變成不能不改的程度。

比如當年設州郡體系。而我們知道秦漢是郡縣制，并沒有州這道體系。而州產生于東漢末年劉焉處于私利建議設州，相當于在郡縣的基礎上產生了規模更大的政治實體，而這種類似于省的機構使得其權力變得過大，從而為后來東漢末年的割據和混亂埋下了伏筆。

但是一旦設了州，就出現了一批封疆大吏，如果你要動他們的蛋糕，他們聯合起來你會死得很慘。所以給下面的人利益比較容易，但是要收回來就非常困難了。

隋以前的政權其實也不是不想改，而是改革的阻力太大封疆大吏動不了罷了。

如果說改州為郡還只是動了一些封疆大吏的蛋糕，但改動柱國制實際上是動了關隴勛貴的蛋糕。

我們知道當年西魏宇文泰搞府兵制改革，搞了府兵八柱國系統。其實這套系統很有鮮卑游牧民族的特點，類似于在軍隊系統里搞了部落聯盟，每個柱國實際上統領的是一方軍隊，每個柱國都握有實實在在的軍權，當年宇文泰放手讓這些關隴勛貴去發展武裝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隨后這套體系日趨完善，就形成了上柱國（正一品）、柱國（從一品）→大將軍（正三品）→開府儀同三司（從三品）等，直至都督（七品）一整套軍事體系。每個層級都掌控自己的軍隊，這就讓關隴勛貴在國家中的話語權是很重的，并且這套體系還是世襲的。所以最終的結果就是關隴勛貴壟斷了軍政要職，成為真正的貴族。

而關隴勛貴形成后，也就意味著皇權的分散，皇帝也要看這些柱國的眼色行事。而這些貴族會把持朝堂，出臺的政策也就會越來越有利于他們的利益。

而楊廣所統治的隋是統一了全國的隋，他當然不愿意讓關隴勛貴逐漸蠶食了所有的權力。所以楊廣才要急迫的推進這種改革，中斷關隴勛貴對于軍權的絕對掌控。而改上柱國以下為大夫其實就是很好的一招。

柱國體系是跟軍權掛鉤的，而大夫體系就是文官體系，甚至很多都是虛銜。所以通過這一改革，楊廣就將上柱國以下的關隴勛貴手里的軍權給收了回來。而且柱國體系十一級，改成大夫體系為九級，實際上就是壓縮了這些貴族的品級，不光是實權上剝奪了他們的軍權，品級上實際上也降低了。

所以楊廣的這一招，才讓這些關隴勛貴恨得牙癢癢。后來隋末所謂農民起義其實成不了大事，背后李淵等關隴勛貴因為利益受損而反水才是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而楊廣廢除封爵體系，只保留王、公、侯，廢掉伯、子、南這些爵位，你想想動了多少人蛋糕，這些人編一些段子出來，也能淹死楊廣，所以楊廣口碑差不是沒原因的。而這種口碑差有的時候不過是因為動了別人的蛋糕罷了。

而楊廣推動的機構改革另一個重點就是改革五省決策制度和三臺監察制度。

很多人在讀歷史的時候受一些文學作品影響，把皇權想得過于龐大。實際上古人也早就想到了權力互相監督和制衡才能中庸得道理，就是在朝堂上也要博弈，這樣一個政策的出臺經過一群人的充分討論，才能避免拍腦袋的現象。

所以才會有朝堂內的政治分工。而用機構職能做分工，就能平衡一些權臣擅權的問題。

比如之前北周到隋，像宰相的權力都有些過大，比如高熲，蘇威，楊素等人，在朝堂內是缺少一些機構制衡的。

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所以楊廣才推動了機構改革，推動五省制。

楊廣的五省制包括了殿內省（新增宮廷事務機構）+ 尚書、門下、內史（中書）、秘書省（原四省），實際上分工越細，這幾個衙門每個衙門的領導就不能獨立的做成一件事，就需要皇帝最終的協調和拍板才能完成，最終實際上就是變成了皇權更為重要。

而這幾個省的分工實際上是：

中書省實際上是起草政策的機構，就是國家有什么政策要頒布都是這個機構先研究，起草初步的方案。而國家的重要決策也是這個機構來完成的。

而門下省是審核機構，也就是中書省擬定的政策得交給門下省審核，門下省要是不同意，就要打回。正是有了這樣的把關，才能防止中書省官員的權力過大，沒有制約。

而尚書省相當于現在的國務院，統領各個部委，實際上就是執行機構，就是國家政策制定下來了，就要分派給不同的部門執行下去。

這三個機構實際上也就是后來三省六部的根源。

而楊廣這里還多了一個殿內省，這個機構實際上是管宮廷的，相當于清朝的內務府。而秘書省實際上是管學術，修史的，后來的朝代就給逐漸剝離了出來。

而楊廣也知道自己坐鎮皇宮，政策制定和頒布下去，但下邊的人怎么執行，能不能執行，中間是不是徇私枉法都會是問題，所以才設置了 謁者臺、司隸臺與御史臺并為三臺，實施監察功能。其中謁者臺（監察禮儀）、司隸臺（監察京畿）、御史臺（全國監察），形成多維度監督體系。有了獨立于地方政府的監察體系，地方政府的官員才不敢隨心所欲。其實現在的政治結構也是如此，監察也是非常重要的環節，獨立于地方政府的機構非常重要，否則地方政府就會為所欲為的。

所以古人早就知道要通過制度性的設計，將權力要關在籠子里面，現代人的政治制度設計其實很多是來源于古人的政治實踐的。所以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都是我們的財富。

當然楊廣的改革勢必是動了很多人的蛋糕，所以反對的聲浪是非常大的，而我們今天讀的《資治通鑒》上都有所體現。

比如今天的文章中就給楊堅扣帽子是 吝惜名位，說群臣中有應當升官進爵的，多讓其兼職暫代而已。雖然有的職務有空缺，卻空著不補上。其實為什么不補，實際上就是為官制改革做準備，就跟現在要精簡機構，直接裁撤反對意見太大，那么折中的辦法就是只退不補，就是編制退一個少一個，不再新招了，這也是一種折中的辦法，但給楊堅扣帽子說他吝惜名位就能看出編史的人的個人好惡和態度了。

至于說到 官吏升遷任免的實權，由虞世基獨霸實際上就提到了楊廣執政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南北官員分化和對立的問題。當時楊堅為了弱化關隴勛貴在朝堂上的權力，所以就提拔了大量的江南士族在朝堂任職， 裴蘊和虞世基就是比較典型的代表。而這部分南方士族官吏由于缺少根基，反而加劇了其抱團，貪腐的現象。

而關于楊素，其實楊廣對其的態度是比較復雜的，楊素功高震主，權力太大了，在楊廣眼里其實就有點類似于宇文護了。所以對楊素削權確實是楊廣必須要做的事情。但楊廣其實待楊素還是可以的，楊素死后，對其封賞也是比較重的，而楊廣的機構改革也是等到楊素死后才推進的。楊素死后宰相的權力也就沒有那么大了。

而今天文中還批判楊廣將將天下原來的周、齊、梁、陳等國的樂家子弟都編為樂戶一事，其實樂戶很早就存在了，不過當年楊堅在位時要推雅樂，所以廢棄了很多樂戶。其實楊廣所做的工作在今天看來也不能說是錯的，本來振興文化產業就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象征，本來這些樂戶就是世代以此謀生的，楊廣恢復樂戶的制度也是給這些人一些謀生的手段罷了。而突厥的啟民可汗看到這些表演，被震撼，認為中華文化內蘊重，所以才渴望穿隋朝服飾，其實這就是文化的作用。所以說楊廣做這些事情并不能說是楊廣喜歡排場，而是一種政治需要罷了，現在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都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努力輸出自己的文化，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歷史這事就是如果你從他手里奪的權，那你寫歷史他做的所有事情就都是錯的，所以才能襯托你奪權是對的，而對于文人而言，我換一個角度寫就是正面的，換另外一個角度寫就是十惡不赦的，雖然都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歷史本身就是主觀的。我們在讀新聞，讀歷史的時候一定是要注意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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