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互聯網的記憶短暫,但我的瀕死記憶不是。
24年初,當實習律師趙孔亮因“被輔警銬走”發文而成為維權英雄、在網絡上收獲無數同情與支持時,面對記者談及其父母憂心,一種巨大的荒謬感包裹了我:
我父母的憂心,當年卻成了表演。
這位敢于向不公發聲的勇士趙孔亮,正是五年前,將為學生權益無償發聲的我,污蔑為“沽名釣譽”、“以公謀私”、“編造事實”的那個人。
時間是一個絕妙的諷刺家。
五年后:
他活成了他當年最唾棄的我的樣子。
并接受著他曾給予我的辱罵的反面。
我寫下這些,我只是想為歷史補上一段關鍵的注腳,為那些被他輕描淡寫地稱為“程序不正義”的背后,到底沾著多少痛和淚,做一個遲到的見證。
五年前,我發表了那篇:
以我為例,論西政民意溝通機制。
很多人或許忘了,這篇文章的直接導火索,是當時西政強制推行的“洗澡APP”事件。
在校內小范圍抗議無效后,我寫了一篇《致西政同學:你們沒有安裝“洗澡”app的義務》,文章迅速發酵,最終校方在壓力下召開聽證會(也是我文章建議之一)。
參會的學生代表雖然大多是學生干部,但都不同意僅使用洗澡app來洗澡。
學校擱置了此事,并在我的文章呼吁不久,建立了一個名為“石瓦坡FM”的官方意見反饋平臺。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用我的方式,確實推動了制度的些許進步。
當時,為了論證一個常態化溝通機制的重要性,我決定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也就是一年前更為慘烈的“西南大學第二學歷”維權事件——為例。
我克制地、有限地寫出了我被威脅的經歷,我引用周星馳在《武狀元蘇乞兒》里的臺詞:
丐幫弟子有多少不是我決定,是你決定。
我想表達的是,“權益墻”的存在,不是因為我李宇琛的個人魅力,而是因為在學生與學校之間,缺乏一個真正有效的溝通渠道。
可我的這份克制與建設性,在趙孔亮師弟眼中,成了:
別有用心。
在他那篇題為《缺少事實的權益墻,實質是多數人的暴力》的檄文中,我手握校領導威脅的錄音卻不公開,成了我對學校腐敗的縱容,是:
養癰貽害。
我將個人經歷作為例證,成了:
沽名釣譽、以公謀私。
他文末告誡我和世人:
維權,請走正當途徑。
趙孔亮在其文章結尾聲稱:
這個社會沒你想的那么黑暗。
他甚至斷言,我所說的“國家教育部回信”、“市政府回信承認錯誤”皆為:
無中生有。
時任重慶市教委主任趙為糧的落馬與我的舉報“并無關系”(但我本人從未主張這件事情的因果關系),是我在:
牽強附會、虛張聲勢。
趙孔亮師弟,你是否想過,那條你口中無比神圣的“正當途徑”,對一個普通學生和他的家庭來說,代價是什么?
在你用“沽名釣譽”來審判我之前,你又知道那場維權的起點,是一場怎樣的騙局嗎?
那是一場由西南大學授權、由一家名為“蜀東財經”的機構具體執行的學歷項目。
他們向一群把未來押在211名聲上的學生,承諾了一個“西南大學第二學歷”的211學位夢想,卻悄悄地將證書的含金量,從正規學歷偷換成了價值大打折扣的:
自考學歷。
他們甚至膽大包天到開設了根本未經教育部批準的會計學等專業,用虛假的承諾誘騙學生繳納高昂的學費:
一年一萬多的學費,幾千名學生,幾年下來,是幾千萬甚至可能上億的學費。
承諾與現實的巨大鴻溝,足以壓垮一個普通家庭的、未來的廉價抵押。
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填平這條鴻溝,為了讓上千名學生的未來不至于被如此輕率地斷送。
看清楚了嗎?這就是我維權的起點。
我沒有選擇你24年初所選擇的、一夜成名的網絡公開。但我不否認這樣的價值,事實上,這些年我幫過太多人發聲。
但是,西南大學第二學歷的維權,我選擇了最笨、最苦、也最符合你口中“正當”的方式。
我建立了QQ群,第一件事就是在群公告里寫著:“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依據事實證據依法維權。”
我像一個偏執的檔案管理員,通宵達旦地整理、分類、編號每一份證據,將海量的聊天記錄、轉賬憑證、宣傳材料:
通過政府渠道填寫信件。
這些過程,最后都匯成了那份后面用于自證清白的142張截圖的文章。
我幫著同學們,一封封地給重慶市教委、市公安局、國家教育部寫信。
我把信的文字從第一版改到第七版,確保每一個措辭都理性、克制。
我在群里希望大家幫我承擔QQ會員費來擴容,只為能容納更多無助的同學。
然后,2018年6月13日,代價來了。
讓我告訴你,2018年6月13日那天發生了什么。
那天,因為我持續向重慶市各級部門、教育部反映“西南大學第二學歷欺詐”問題,運營受害同學群聊,下午有一名群成員,一名學生家長,說了想要去抗議的話,在其他多數成員尤其是一些師弟師妹援引“李宇琛師兄希望我們先相信投訴的渠道”的情況下,西政的幾位校領導瞬間知曉到這一情報,包括:
西政黨委書記樊偉、西政常委敖山、西政宣傳部部長馬丙合。
他們開始借此對我施壓,要將那一句話給我扣一個違法犯罪的帽子。
當時我在老家的圖書館備考雅思,我沒有帶手機、他們聯系不上我,便安排經濟法學院黨委書記張良慶將我權益墻的同事、我的師弟顏森林從宿舍直接帶走,名為談話:
實為非法留置、非法拘禁。
師弟從里面發來信息:
師兄,你接一下我電話吧。你不接,我走不掉。
與此同時,他們找到了我在安徽老家的父母。
我回家之后,拒絕校領導以無法畢業、遞交公安為由的威脅。
這些校領導隨即通過私人關系威脅我的父母,告訴他們,李宇琛不僅可能無法畢業,還可能:
隨時被公安帶走。
我隨后看到的是我一生都無法忘記的場景:我的父親,半個身子探出9樓的窗外,哭著對我和我母親喊:
有其父必有其子,就你倔,老子不倔?我現在就跳!你這個虧你現在必須吃!
我跟我媽死死地拉住他。
那一刻,我所有的堅持、所有的理想、所有的憤怒,都崩潰了。
我哭了,我妥協了。
我按照校領導的要求,把那個涵蓋重慶十多所高校、600多位受害者的維權群,所有群成員一個個踢出。
為什么不一鍵解散?
因為我留了后手,我要留下群聊作為證據,我依法維權、幫助受害學生及家長們理性表達訴求的證據。這個群聊目前仍在。
那一晚,我發朋友圈想要自s,有一位大學同學看到我的朋友圈一直跟我保持溝通,擔心我的安危。我跟朋友哭著打電話,說:
我不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了,這個世界真的有黑有白嗎?他們太可恨,騷擾我的父母來逼我就范。
可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嗎?
就在我被這所謂的“正當途徑”碾得粉碎之后,正義才姍姍來遲。
兩天后,6月15日,教育部給我回了信,西政校委常委敖山給我父親電話,問我是不是給教育部寫信了,與此同時,西南大學的紅頭文件下來了,承諾:
所有專業,全額退款。
再一天,6月16日,重慶市政府的回信來了,白紙黑字地承認:
蜀東財經學校存在宣傳不規范、違規收費等問題。
再后來,重慶市教委主任落馬,渝中區經偵支隊對蜀東財經立案偵查。
再后來,因為幾千名受害同學涉及至少幾千萬的學費,西南大學有工作人員跟學生坦言,得等到9月份開學,收上來學費,才能有錢退。
于是,后續雖然我已返英國繼續念書,但跨越時差,我幫助大家又撰寫了一封信,希望西南大學給出明確的操作方案,后續也有了效果,幫助到很多同學落實到了退款。
我所做的一切,通過這條恐懼與悲哀的“正當途徑”,最終換來了一疊官方文件。
而代價,是我至今無法擺脫的夢魘。我無數次在噩夢中奔跑,逃離西政領導的追殺。
這一切,這個由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開始、由無數個不眠之夜的證據整理、由數百名學生的奔走呼號、以及我對你所標榜的“正當途徑”最后一點天真幻想所堆砌起來的維權過程,在趙孔亮那篇慷慨激昂的檄文里:
都成了“無中生有”,成了我的“虛張聲勢”與“表演”。
趙孔亮師弟,這就是你所謂的“正當途徑”背后的現實。
它不是冰冷的法律條文,而是沾著一個家庭最深的恐懼和眼淚:
你輕飄飄的一句“養癰貽害”,是我父親懸在9樓窗外的生命,是我母親撕心裂肺的哭喊,是我作為一個兒子最深的無助與創傷。
而這一切,在你的筆下,都成了我“表演”的一部分。
那之后,是更深的孤寂。
當我面對你的污蔑時,我甚至經歷了一次“瀕死體驗”。
我記得特別清楚,當時我正在成都實習,我親密的戰友顏森林,在電話里用一種極其理性的口吻論證著你文章的“客觀之處”,勸我:
不要這么激動。
那一刻,我感覺手腳發麻。
那種感覺,比被敵人攻擊更讓人崩潰:
它連一個人崩潰的權利都給剝奪了。
當你已經處在崩潰的邊緣,身邊的人卻告訴你:
你看,你別急,你情緒要穩定。
這是一種極致的殘忍。
為了回應你,我整理了142張截圖,放棄了為自我辯護的權利,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建設的討論上。
我以為這是“大人不計小人過”。
后來趙孔亮畢業,申請徐昕老師的實習,徐老師一看,是西政畢業的,就來問我,認不認識你,趙孔亮的為人如何。
我思忖再三,告訴徐老師:
我和他不熟。
我選擇了沉默,選擇了原諒,選擇了讓你走你自己的路。我以為,這是我的寬容。
再后來,2022年,趙孔亮曾加我的微信,向我道歉,我拒絕接受。
2024年初,趙孔亮被輔警銬走,一夜成名。
你面對記者采訪,講述自己的遭遇,談及家人的擔憂,刺痛了我。
你說你的父母為你擔心,那我父親母親呢?
我父親在9樓窗臺上的絕望,難道就是一場表演嗎?你熟練地運用著所有你曾定義為“不正當”的手段,并為自己戴上了“英雄”的桂冠。
這面鏡子照向了你自己,顯得何其精彩,又何其丑陋。
我這才意識到,我的寬容是多么可笑。你沒有變,你的雙重標準一如既往。
你可以在俄烏戰爭中,因為立場不同,在朋友圈辱罵支持烏克蘭的朋友是“傻逼”;你可以在自己維權時高舉程序正義,卻對他人的程序困境嗤之以鼻。
所以,我決定不再原諒。
不要和我談寬恕,不要和我談什么宗教與道德。
就像那句臺詞說的,“你清高,你了不起”:
但這個世界上,只要虛偽和惡還存在,寬恕就是對它們的縱容。
你污蔑我時,說我“不是正當途徑維權”;你維權時,又說自己“不是為了個人”。
這種虛偽,我今天必須揭穿。
所以,我不會和你和解。如果你真的想道歉,我個人不接受:
但你可以跟我爸道個歉,真的。
我可以給你他的聯系方式。去告訴他,你當年批判的那個不肯妥協的兒子,只是想為同學們討個公道;去告訴他,他當初在9樓窗臺上的絕望:
不是一場“編造的煽情戲”,而是一位父親的無奈與真情。
我寫下這些,不是為了把你拉下神壇,而是為了把我自己從那段被你污名化的歷史中打撈出來。
是為了給我內心那場曠日持久的審判,下一個判決。
那場審判的受害人,是死在了2018年6月13日晚上的我;被告人,是那一晚向強權屈服的我;而辯護人,是這五年來,用盡全力試圖理解和重建的我。今天,我為受害者發聲。
歷史或許會被人遺忘,但傷痕不會。
我把它刻在這里,是為了銘記。為了讓所有后來者知道,在舉起“正當程序”的大旗去批判他人之前,先問問自己,是否準備好承受那條路真正的、滴著血的代價,又或者簡單點,誰無父母?當你在懷疑我跟我父親只是一場沽名釣譽的表演時,你何以理解你父母在你被輔警拷走時的憂慮?
寫于202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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