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元月30日，陰歷大年初八。

晚上9點多，北京公汽五場某路一輛大通道公共汽車駛到終點站。乘客走光了，車上剩下5人：一司機，倆售票員，另外兩位是搭車的其他車組司售人員—-均為“自己人”。

前門售票臺的女士正點錢結賬，司機一轟油門把車開進停車場。搭車的女售票員將要下車時，說了一句：“瞧嗨，誰的箱子忘了拿了。”

大家隨目光一看，果然發現在點錢的女售票員腳邊、雙人座位前側，有個用塑料繩捆好的黃色紙箱。

對司售人員來說，發現乘客遺落的東西是常有的事，一般處理是拿到調度室、辦公室待乘客問來取，長期無人領的統一交派出所。

當時有人提議：“打開看看是什么？”

好事的倆男同志便蹲下，動手把這只印有“超級果茶”字樣的紙箱捆扎繩子。打開，發現蓋著報紙，拿手一掀，像無意中摸到一條蛇，嚇得猛地坐身后仰，發根倒立。

那點錢的女售票員探頭一看，頓時一聲尖叫，手里的紙票子像天女散花一般，飛飛揚揚撒了一車。

紙箱所呈現的，是慘白、粘著血污的人腿，還有胳臂……

殺戮的血腥，彌漫在車廂里，令人毛骨悚然。幾個人磕磕絆絆跑下車，紛紛向車隊的人描述這種恐怖和發現經過。驚慌之余，職工的責任和公民的義務，敦促他們報告了公汽五場值班室，然后抄起電話打110報警。

調度員問司機：你是不是把車挪挪，要不壓上后邊的車發不出去了。

司機直搖晃腦袋：“得，饒了我吧，別說現在我不敢上，明兒也得找頭兒另換輛車。我還不倒霉?拉了個‘死人現場’滿街跑，自己愣不知道，要這樣還不如調火葬場開車去呢。您或者找個膽兒大的上去，或者等公安局的人來了再說吧。”

閃著紅燈的警車，一撥又一撥兒地從城里方向駛進停車場。

按最初接觸現場人員的描述，使紙箱恢復原位原狀，然后再重新打開，每一步都按現場勘查程序嚴格進行。勘查燈、閃光燈的光束劃破夜幕，似宣布一特大、棘手的兇殺碎尸案已正式受理，工作由此開始。

在車隊辦公室，調查訪問工作正抓緊進行。這路車是由海淀區沿京城西南邊緣行至豐臺區七里莊，路線長，跨越區域較大，乘員多且成分復雜，給調查工作帶來較大困難。

據前門兒女售票員回憶，從海淀始發站出來后，可能因過節的關系，人不算太多，好長一段保持在“都坐著”的程度。車到公主墳站，忽拉上來一大撥兒人，車廂里馬上擠了，她也開始忙賣票，如果說有箱子，大概也就在這以后。她模糊記得，靠她旁邊曾站著一個男的，大約有30多歲，穿一件黑皮夾克，究竟他從哪兒上的哪兒下的，而沒太注意……

有“價值”的材料，售票員僅提供這些。也難怪，正值春節前后，走親訪友的多，加之單位都給職工發食品，提個紙箱上下公共汽車根本不會引起人們注意。

現場勘查表明：這是一只天津津港食品有限公司“超級果茶”包裝箱，出廠日期為1992年12月11日，現被犯罪分子裝的是人體四肢，共6塊。此外，箱里還有《中國電視報》、《北京廣播電視報》、《南方周末報》，用酒泡過的枸杞子、粉紅色衛生紙、一塊紅磚頭等。可嗅出的，還有酒味……

顯然，公共汽車是案犯的拋尸現場。這種殺人碎尸、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拋尸的犯罪行徑，是自1979年2月25日首次在“北京——丹東”第27次列車上發現(并破獲)尸塊包裹后的又一突出例證。犯罪分子恰恰利用公共汽車乘員多、流動性大的特性，反以往荒僻處拋尸的慣例而行之，說明犯罪分子心狠手毒、膽大妄為。客觀上，是對社會環境的侵擾和威脅，是對公安機關的嚴重挑釁！

夜幕里，似有一張陰險、猙獰的臉向辦案人員嘲笑著：我新出了一個斯芬克斯之謎，你們有能耐揭穿這個謎底嗎？

欲破殺人案，一般先要弄清死者是誰？此尸塊經法醫鑒定和現代化設備檢驗，除確定此人為男性，0型血，被害時間在24小時之內等結論以外，還有一驚人的消息：死者是個兒童，并測出了年齡和身高。

當晚，通報案情、查詢走失人口的電傳，經專用線路已悄悄下達到全市公安基層派出所；破案聯席會議，在刑事案件偵查處負責人主持下連夜召開。

在案情分析會上，對此案作了描摹推斷：雖然發現尸塊是在豐臺區，但此路公共汽車三分之二的地段是在海淀，應把海淀區作為工作重點。結合裝尸紙箱內有一塊紅磚頭這一跡象分析，罪犯不可能為轉移尸塊平添累贅，倒像是奔著有水——即有湖有河的地方去，而中途改了主意；再考慮司售人員提供的情況，應把汽車沿線——尤其是公主墳這一大的交通樞紐當作重點調查區域……

“1·30”偵破專案組由刑偵處、公交分局和海淀分局共同組成。

對作案條件、案犯情況也做了充分估測，從后來查證的結果看，分析是極準確的……

次日上午，住公主墳113號，在城建部門工作的干部黃某某，家里來了幾位警察，向他詢問其子黃濤的情況。黃濤，6歲半，已經上一年級，昨天下午兩點多上廁所時失蹤，至現在未歸。

黃的妻子向這幾位陌生的警察重復著昨晚報案時述說的經過：昨天下午，我燒好熱水，準備給這倆孩子(黃濤是雙胞胎）洗頭，黃濤說他要拉屎，扯塊手紙就出去了。我給老大洗，洗完黃濤還沒回來，我怕這孩子又在院里玩上了，就去喊他，結果廁所沒有、院里也沒有，里里外外都找遍了，我只得給他爸打電話。他爸回來接著找，直找到晚上8點多，我們院里住著羊坊店派出所的，跟他們說了，然后一塊去派出所報告……

問：平常這孩子上哪兒玩去？

答：就在院兒里。您看我們這是個大院兒，七八十戶呢。

問：院里有幾個廁所？

答：就西南角那一個。

問：……這孩子身體上有什么特征嗎？像痦子、疤痕什么的？

答：最突出的特征是兩手小拇指奇短，長度沒超過無名指第一關節。就是遺傳造成的。

當來人向黃家夫婦提出要采一點兒他倆的血樣回去化驗時，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在他們的心頭，他們戰戰兢兢地問：“是不是……孩子出事兒了？”

“嗯……目前還難以肯定。”來者盡量選擇著措詞：“有些問題需要核實，除了父母的血樣兒，還得把孩子的作業本找出來，我們帶回去。有事兒我們會及時通知的。”

這幾位來訪者是偵破組的同志。他們在查詢走失人口電傳發布后，又采取定向查詢和甄別，把海淀羊坊店派出所接報的黃濤失蹤這一情況確定為重點，經這番談話，已經有了估測。下一步，就等著手里的檢驗材料被科學驗證了。

“小拇指奇短”這一說法很直觀地就可以在尸體的雙手上得到證實；把黃家夫婦的血樣與尸塊的血做DNA親子鑒定分析，證明尸塊為黃家骨肉；尸塊的指紋與黃濤的作業本指紋完全一致……

可以肯定，死者就是黃濤。因為時代發展了，僅DNA親子鑒定即是無可辯駁的科學依據。

干刑警的有個說法兒：查清尸源，兇殺案便破了一半兒了。

成功的喜悅鼓舞著從派出所民警到刑偵人員。黃濤的遇害，從失蹤到發現尸塊才幾個小時，這意味著什么？一個6歲半的孩子，交往面兒是有限的，沒有造成他突發離家遠行的可能。現在的孩子，機靈得出奇，不是過去傳說的“拍花子”給個糖粘大酸棗就能引誘走的；加上黃家非富商巨賈，與人無大冤仇，劫走一個孩子有何必要？

種種分析說明，黃濤遇害的地方不會遠，極大可能就在這本院兒里。至于誰干的、為什么這樣干？這是欲解的謎團。

說“本院兒”，是因為這宿舍院大的邪乎，光正式房子就有14排共80間，除家委會為公用，其他的差不多全接蓋了房子，作為一家一戶的生活起居。院里的建筑格局無章法，好在全院都進出一個門共用一個廁所，這就把黃濤被殺現場的可能性，緊緊箍在里面。

專案組的同志分為若干小組，圍繞這個院挨戶走訪，發動有良知、有正義感的群眾提供線索。

2月2日晚7時，在豐臺區岳各莊岳家樓一隊菜地，又有農民發現一紙箱，內裝人頭、軀干和小孩衣物。經法醫鑒定，此與公汽上發現的人體四肢同為一人。

做胃內容分析，確定為死亡時間是飯后兩小時。

從男孩兒軀干某處取檢材勘驗，竟得出一驚人報告——檢見精子！

尸身的發現，尤其是法醫關于被害時間為飯后兩小時這一準確報告，為黃濤失蹤與被害為同一時間，并且就在該院這一分析找到依據。

專案調查小組的走訪，就像章魚的觸角，極為敏銳和靈活地搜尋著可能藏污納垢的角落。這當中，甄別了不少可疑跡象，如某家那天曾倒過血水，某人手指帶傷、家里有血跡等等，都一一被否定。

最終，就剩下一個目標——住1排6號的葛云豹。

葛云豹，男，36歲，城建系統某公司經理助理，算是當今“年輕有為”的干部。他與妻子、孩子住靠廁所一側的那排房第6間。春節過后全家沒怎么露面兒，據他跟民警說是從老家探親剛回來。問他發案那天的行蹤？他講，那天中午出席一個慶典，喝了不少酒，下午兩點多回家就睡下了，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起床……

屋里擺著英文打字機，收拾得也像“文化人”住所的模樣兒，但他家養著鴿子——這與在“汽車尸塊”箱底發現鴿糞、高糧粒、玉米豆，把“養鴿子作為一項條件”是相符的；他家酒柜上擺著泡有“鞭”和其他藥材的酒，與尸塊上發現有酒泡過的枸杞子有異曲同工之處。

還有，這幾天他老婆、孩子住別處，昨晚——2月1日，專案組人員挨家走訪時，他家閉著門黑著燈，敲門沒人開，后來得知，他就在屋里——這些怎么解釋？

2月3日上午，辦案人員二次造訪，還沒進他家已嗅到刺鼻的來蘇水味兒——這是新添的，也是一般人家沒有的東西。

談話中，技術人員冷眼“掃描”，一眼就窺出了非專業人員不太留意的褐色斑痕，一位刑警掏出試紙抹了一下，到外面用帶來的試液一浸——呈現人血反應！

警方人員怒視著葛云豹：“走吧，穿上衣裳跟我們去派出所。”

葛云豹的臉由青變白，默默地拿起床上的皮夾克，哆嗦半天拉不上拉鎖。他又拿鑰匙準備鎖門，刑警說：“甭管了，丟不了東西。”

他這一去便沒再回來——因為他的指紋曾留在許多地方——包括裝尸塊的紙箱上。

案件破獲這樣順利，而案子本身似乎又這樣簡單——

1月30日中午，葛云豹參加一個宴會，喝得醉醺醺地回來了。這會兒有下午2點多，一進院正碰上同事的兒子黃濤在廁所外摔酒瓶子玩，他喝斥，小孩說：你管得著嗎？

他罵：“小兔崽子，我今兒非得管你，你過來。”他連拉帶拽把孩子弄回自己屋，一邊罵：“我非得管你！”并連打了3記耳光，不承想他練過武功的底子加上酒后的沒輕沒重，打完孩子便昏死過去了。

這時，黃濤的母親在院里喊兒子，他急忙把黃用被子一裹，塞到床下。呆了一會兒，他朝黃罵：“都是你害的，今兒我不光打你，還要上你！”說完，持棍子朝孩子頭部猛擊，然后竟扒下黃的衣服，朝這男孩發瀉。

他拿著泡有枸杞子的一瓶白酒，一邊喝，一邊嘮叨，一邊往尸身上倒。最后找來一裁紙刀，卸了尸體，分別裝在運鴿子的紙箱里。晚上8點多，他用自行車馱著一只箱子想找地方兒沉到水里，一出門正瞧見公共汽車進站，不少人要上車，便改了主意，把自行車支在路邊，提箱子上了車。見沒人注意他，兩站地下了車，走回來。凌晨，又把另一尸箱拋出。

福爾摩斯是洋作家柯南道爾先生用筆塑造出的偵探大師，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最難破的，是那些無緣無故的殺人案……

對于公安刑偵人員來說，他們沒有義務用社會學家的眼光去研究人，分析罪犯的理性，他們所要做的，就是把罪與罰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維護社會的平衡與穩定。在這起惡性案件上，他們奮斗了幾晝夜，終于給了受害人家屬和社會上關心此案的人們一個圓滿的答復。

在派出所，案犯葛云豹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公安局的人在院里查得這么緊，你就沒想過去自首嗎？”

他說：“自首沒打算，我想的到是自殺。”

要知現在，何必當初？一個月后，他被判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