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秋，開封府正在舉行河南鄉試，凡是考中的生員，都能獲得舉人身份。然而，在這場至關重要的考試里，卻有學生鬧罷考，借此抗議新推行的士民一體當差納糧的國策。

罷考事件發生后，河南巡撫田文鏡火速上報，接到奏報的雍正帝決意“整飭一番，申明國憲”。最終，為首鬧事的考生王遜、范瑚被處決，考官張廷璐被革職，士民一體當差納糧的國策得以推行。

那么問題來了，雍正為何不顧讀書人反對，一定要推行士民一體當差納糧呢？

這就要從清初的徭役賦稅制度說起。清初的徭役分為里甲、均徭、驛傳、民壯四類，另有專門整治河道、修筑海塘的河工。清廷承襲明制，按照官員品級大小，豁免他們一定數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人差役和雜辦。

清初的賦稅，廢除了明末“遼餉、剿餉、練餉”等加派，以明代萬歷年間的賦稅為準征收。和徭役一樣，士紳們是免稅的，于是交稅的重擔，完全落在普通老百姓身上。

士紳們享受著免役免稅的特權，仍不滿足，他們或是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是勾結胥吏，魚肉鄉里；或是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是代民納課，私潤身家；或是橫行閭里，欺壓小民。

雍正自稱“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對此當然不會熟視無睹。登基次年二月，便下令從今以后，士紳要同平民一樣，當差、納糧。

為防止官紳勾結，特意警告地方官們“倘有瞻顧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參劾，或被旁人告發，查出必治以重罪”。

政策一下，果然引來士紳階層的強烈反彈。

當年七月，河南鞏縣貼出了“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的告示。生員們不滿，控告縣令張可標。

雍正四年，貢生張鵬生私吞錢糧，雍正下令將其枷號三個月，發配黑龍江。此后還規定，貢、監生員包攬錢糧而拖欠者，一律革去功名。

雍正五年，甘肅階州士紳拒絕交糧，雍正指示要嚴懲不法人員。

雍正十二年，鑒于各省常有生員罷考，以此挾制考官，雍正下令，凡相約罷考的，一律取消其考試資格。

在雍正皇帝的鐵腕手段下，士紳們開始了當差納糧，百姓對此當然拍手稱快。不過，他們身上的負擔依然很重。

這就要提到“攤丁入畝”政策了。

從周朝開始，中國人就開始繳納人頭稅（丁稅），無論貧富，人多的家庭交稅就多。

人頭稅的實質是勞動稅，在建國之初這樣做有合理性：人少地多時按人頭征稅，稅收將隨著人口增加而增長。但到了王朝中后期，隨著兩極分化的加劇，這時就需要向擁有資產的人征稅，如果成功，王朝就能迎來中興，如果失敗，王朝就要面臨覆滅。

晚明時期，土地兼并極為嚴重。張居正不顧天下士紳地主反對，強行推廣“一條鞭法”，將部分人頭稅攤到土地中。張居正死后，士紳階層立刻反撲，他們慫恿萬歷，把張居正批倒批臭。到崇禎年間，東林黨人徹底廢除“一條鞭法”，將稅負轉移到窮人身上。

明朝滅亡后，清朝統治者又恢復了“一條鞭法”，等于是既收人頭稅，也收土地稅。然而，隨著土地兼并日趨嚴重，窮苦百姓的稅負越來越沉重。

因此，一些有識之士倡導稅制改革。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全國人丁總數為24621324 人，丁銀要收335 萬兩。次年，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后額外增丁，不再多征丁銀。

此舉減輕了新生人丁的負擔，但也有不足之處：各地人口是不斷變動的，有出生，也有死亡，需要重新計算每個人的丁銀量，統計工作非常繁瑣的。

雍正二年，雍正在直隸試點實行“攤丁入畝”的政策。七年之后，各省基本實行了該政策。

雍正十二年，重修的《賦役全書》面世，里面詳細記錄了土地和人口的規模和數量。從此直至清末，田賦收入一直在三千三百萬兩以上，成為全國財政收入最主要來源。

攤丁入畝政策，實質上取消了人頭稅，從此田多者多稅，田少者少稅，無田者無稅。這一政策明顯有利于無地貧民，不利于富戶豪紳。所以從一開始 ，“攤丁入畝 ”就受到各地富紳強烈反對。

比如雍正四年(1726)，浙江巡撫李衛就曾奏報該省出現了“有田多丁少之土棍，蠱惑百余人齊集巡撫衙門，喊叫，攔阻攤丁”的情況。

當然，這不意味著攤丁入畝完全對有丁無田的平民有利，因為地方豪富總是有辦法規避賦稅，將稅負轉嫁給中產階層或貧民。比如湖北鐘祥縣，賦役分擔不均，貧民的負擔愈發沉重，從而引發了民眾的抗議行動——知縣王世經下令抓捕鬧事的人，造成“墮水溺死者一百數十人”。

而類似湖北這樣分攤不均的問題 ，在直隸、山東、山西、陜西、甘肅、江西等省份普遍存在著。

盡管存在弊端，“攤丁入畝”仍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稅制改革。

首先，它在一條鞭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簡化了稅收程序和內容徹底革除了延續千年的人頭稅，在降低征稅成本的同時，切實減輕了民眾的負擔（“一切雜辦丁徭盡為除豁，民止知有田賦一項，而吏胥不得以為奸，則浮費省剔無算”）。

其次，它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和人口規模。雍正在位13年，國庫存銀增長了7倍，之前為了避稅而藏匿的丁口紛紛浮出水面，導致全國人口增長了1倍，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實行了攤丁入畝的政策。

此外，攤丁入畝實施后，無地農民無需繳納丁銀，從而可以離開原籍，自謀生路了。這些無地農民，往往選擇進城從事手工業或商業，盡管還要繳納商稅，負擔還是比以前納丁銀服徭役時輕些，這又在客觀上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由于士民一體當差納糧和攤丁入畝政策觸犯了士紳集團的利益，所以在雍正死后，那幫會讀書寫字的權貴將其抹黑得不能再黑。

迫于壓力，乾隆皇帝上臺以后，廢除了士民一體當差納糧，士紳階級的特權，又再次被恢復了。

總而言之，從歷史上的歷次改革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觸動利益從來都比觸動靈魂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