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老板，新燒的釉里紅可有現貨？”1950年3月8日清晨，景德鎮青石巷的薄霧中，三個布衣漢子踏著石板路叩開了“福林瓷器行”的門板。正倚著柜臺打盹的陳敬齋猛地直起腰，渾濁的眼里閃過精光：“有！有！剛出窯的上品……”

街巷里飄著婦女們慶祝節日的歌聲，卻壓不住瓷器行里驟然響起的瓷盞碎裂聲。當公安人員亮出證件時，這個滿臉堆笑的商人突然抄起茶壺砸向窗戶，卻被早有準備的特勤隊員反剪雙臂按在地上。浮梁行署的審訊室里，他梗著脖子抵賴：“我本分生意人陳福林，你們抓錯人了！”直到北京發來的電報拍在面前，這個藏匿二十載的叛徒才像泄了氣的皮球癱軟下來。

時間倒回1927年的黃埔軍校，時任教育長的鄧演達正站在槐樹下訓話。他筆挺的西裝口袋里永遠揣著本《三民主義》，說話時習慣性扶正金絲眼鏡：“黃埔生要做革命的脊梁骨！”操場上列隊的學員里，有個江西籍青年聽得格外專注，他叫陳敬齋，此刻正盤算著如何討好這位嚴師謀個好前程。誰也沒想到，這對師生日后會走向截然相反的人生軌跡。

鄧演達的剛直在國民黨內是出了名的。某次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剛說完“剿共方略”，他便拍案而起：“拿同胞的血染紅頂子，算哪門子革命？”這般鋒芒畢露的作風，既讓他在黨內贏得“鐵骨先生”的美譽，也埋下了殺身之禍。1931年夏，當陳敬齋在《申報》上看到三十萬銀元懸賞時，這個已淪為賭場常客的投機分子，終于按捺不住心底的貪婪。

上海一品香旅社7號房里，陳敬齋與特務接頭的情景頗具黑色幽默。他伸出三根手指比劃價碼，對方卻嗤笑著甩出五根：“事成之后再加兩成。”這個細節后來被審訊記錄完整保留，叛徒討價還價的丑態躍然紙上。更諷刺的是，當陳敬齋按約定在愚園路課堂佯裝腹痛時，鄧演達還關切地遞過自己的懷表：“去廣慈醫院掛急診，別耽擱了。”

南京老虎橋監獄的陰森走廊里，宋慶齡的高跟鞋聲驚飛了檐下的麻雀。她攥著孫中山遺像闖進行營，卻只得到蔣介石陰陽怪氣的回應：“夫人來得不巧，鄧先生去廬山休養了。”而此時的沙子崗刑場，鄧演達正望著天邊的啟明星哼唱粵劇《抗金兵》選段，槍響前的剎那，他忽然想起在黃埔時與周恩來的約定：“他日若見光明，當共飲珠江頭。”

歷史往往比戲劇更吊詭。當陳敬齋揣著縮水的八千大洋逃回景德鎮時，這個滿手血債的叛徒竟重操祖業當起瓷器商。他燒制的青花瓷遠銷南洋，卻在每件器物底部刻意描錯款識——就像他給三個兒子分別取名“福林”、“福森”、“福鑫”，試圖用封建迷信鎮住心底的惶恐。直到鎮反運動席卷江西，這個戴著瓜皮帽的“陳老板”還在教伙計勾畫釉上彩，殊不知他模仿鄧演達筆跡偽造的賬本，早已成為鎖定罪證的關鍵。

1951年3月的公審大會上，當法官宣讀“死刑立即執行”時，陳敬齋突然掙脫法警撲向旁聽席：“我檢舉！南京的葉處長……”話音未落便被堵住嘴巴拖了下去。這個細節后來引發諸多猜測，但歷史檔案里只留下一句冷峻的批注：“狡辯抵賴，罪無可赦。”刑場設在當年鄧演達授課的講武堂舊址，槍聲響起的瞬間，恰有群鴿掠過布滿彈痕的灰墻。

景德鎮的老師傅們至今記得，那年的祭紅釉燒得格外鮮艷。有人說是因為新政府取締了窯工的賣身契，也有人說這是英魂歸來點化的窯變。唯有鎮東頭荒廢的“福林瓷器行”，在風吹雨打中漸漸爬滿青藤，門楣上“童叟無欺”的金漆招牌，倒比陳列在革命博物館里的審訊記錄更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