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7日傍晚，山西陽泉一棟普通居民樓的5層樓道里，28歲的孫某某舉起網購的砍刀，向68歲行動不便的鄰居潘某某頭部與頸項部連續砍擊。噴涌的鮮血染紅了樓道，一個生命就此終結，而另一個生命則踏上了通向死刑臺的三年之路。令人窒息的是，這場殺戮的原始動機，竟是行兇者想通過奪取他人生命來實現自己被法律終結生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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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某某的犯罪軌跡呈現出令人不寒而栗的理性：2021年9月18日，她使用父親的手機在網購平臺精心挑選了一把砍刀；經過9天的準備，她特意選擇了行動能力最弱的老年鄰居作為對象；作案時間精確到傍晚18時30分，在樓道這個監控盲區完成致命襲擊。更令人震驚的是，法院判處死刑后她平靜地放棄上訴，仿佛收到的是期待已久的“死亡證書”而非判決書。

求死犯罪的悖論本質

孫某某案件展現了一個殘酷的生死悖論：一個年輕生命為了終結自己，必須先終結另一個無辜生命。

她選擇了一位最無力反抗的受害者——68歲行動不便的潘某某，這種目標選擇暴露了求死犯罪背后的深層邏輯：施暴者需要確保犯罪足夠嚴重，必須達到“死罪”的標準。

當孫某某在網購平臺上冷靜下單購買砍刀時，她已經在進行一場與司法制度的死亡賭博。令人心悸的是，她精準地預測到了司法系統的每一步反應：逮捕、死刑判決、核準執行。這種對法律程序的準確預判，折射出當代社會中對死刑認知的畸形普及——一個高中文化的無業青年，竟能如此清晰地預判司法系統對惡性犯罪的反應模式。

精神迷航的社會根源

案件背后潛藏著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是什么樣的生存困境，讓一個28歲的年輕人認為死亡比活著更有吸引力？

孫某某的“高中文化、無業”背景介紹雖只有寥寥數字，卻勾勒出部分青年群體的生存困境。在就業競爭激烈的時代，大量年輕人被困在“無業”與“無望”的雙重牢籠中，當個體價值感被社會評價體系持續否定時，生命意義便可能徹底坍塌。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極端心理狀態可能并非孤立存在。近年來，類似“求死犯罪”案件多次見諸報端，折射出部分邊緣群體中彌漫的存在性絕望。當個體無法通過正常途徑獲得社會關注時，通過極端犯罪尋求“終極關注”，便成為扭曲的自我實現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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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回應與人道困境

面對這樣一起精心策劃的“求死犯罪”，司法系統陷入了人道主義困境：死刑判決究竟是對犯罪分子的嚴懲，還是成全了她的求死愿望？

孫某某案經歷了完整的司法程序：一審判決死刑后，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復核維持原判，最終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在嚴謹的法律框架內，判決無懈可擊——暴力奪走無辜生命必須付出最高代價。

然而在司法公正之外，我們仍需思考：當犯罪分子主動尋求死刑時，傳統的刑罰威懾理論是否出現了失效？這種特殊犯罪形態對現代刑罰功能提出了全新挑戰——法律如何應對那些不畏懼死亡，甚至渴望死刑的犯罪者？

預防體系的缺失警示

孫某某案暴露出社會防御系統的多處漏洞：

網購管制的缺口：她使用父親手機網購砍刀，平臺監管未起到預警作用

社區觀察的盲區：長期無業狀態未引起社區關注

心理干預的缺失：“求死”念頭從未進入心理干預體系

預防此類犯罪需要建立更敏銳的社會預警機制。在電商平臺購買危險物品的行為數據、社區長期無業人員的心理狀態、年輕人群體中的異常死亡意愿表達，都應成為社會防控系統的關鍵監測指標。同時，基層社區需要配備專業的心理干預力量，使那些陷入存在危機的人能及時獲得幫助，而非走向毀滅他人與自我毀滅的道路。

孫某某在2025年3月20日被依法執行死刑，但她在樓道揮刀的身影卻留下揮之不去的詰問：那把網購砍刀斬斷的不只是潘某某老人的生命線，也斬開了現代社會的一道精神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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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越來越多年輕人將“躺平”“求死”掛在嘴邊時，我們或許需要建立更敏銳的社會心理預警機制——在電商平臺對危險品購買進行風險評估；在社區為長期無業者提供心理干預；在學校教育中植入生命意義課程。

法律可以結束一個罪惡的生命，但只有重建希望才能挽救千萬個徘徊在懸崖邊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