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腦子里都有一堵墻，墻的名字，叫國界。

這堵墻有時候是鐵絲網，有時候是界碑，但更多時候，它什么都不是，就是地圖上一道人為畫出來的細線。

可就是這道線，比世界上任何實體的墻都厲害，它能把人的腦子隔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區域。

在墻內，我們用一套邏輯思考；一到了墻外，立馬換成另一套，兩套邏輯甚至能互相打架，還打得理直氣壯。

這套精神分裂的玩法，最明顯的地方就是對待人和貨物的態度上。

你看，在一個國家里，比如從鳥不拉屎的鄉下跑到北上廣深打工，這叫什么？這叫“勞動力自由流動”，是盤活經濟，是給年輕人機會，是光榮的奮斗史。

教科書上都這么寫，誰敢說個不字？誰要是提議在廣州邊界修個墻，檢查江西人的“進入許可證”，那簡直是腦子進水了，會被當成歷史的笑話。

我們打心底里覺得，大家都是一國人，你家勞動力過剩，我家正好缺人，串個門，挪個窩，天經地義，你好我好大家好。

可一旦這個想挪窩的人，他家恰好就在國界線那邊，那完了，整個故事的畫風就全變了。

一個越南的年輕人，想來廣東的工廠打工，他的想法和一個從廣西來的年輕人能有什么區別？不都是想多掙點錢，讓家里人過得好點嗎？

他能提供的勞動力，對那個工廠老板來說，和廣西來的又有什么不同？

不都是一雙手兩條腿，干活吃飯嗎？

一個頂尖的德國工程師，想跳槽到上海的車企，他腦子里的知識，會因為護照的顏色而打折扣嗎？

不會的。

但在我們的思維里，這事兒就大了。國內的流動叫“資源分配”，跨國的流動就成了“移民問題”。

各種嚇人的詞兒全冒出來了：“搶飯碗”、“拉低工資"、"擠占福利"、"文化沖擊"。奇怪不奇怪？

一個從甘肅來的建筑工，在北京蓋樓，沒人說他搶了北京本地工人的飯碗，因為我們默認這是一個大市場里的內部競爭。

可一個緬甸工人來云南的工地上干活，性質就變了，他成了"外人"，成了威脅。我們擔心他會不會使用我們的醫保，會不會讓我們的城市變得不"純粹"。

這些擔憂，聽起來冠冕堂皇，可你把它放到國內的省際流動上試試，馬上就顯得荒謬可笑。

一個外省人來到大城市，他就不需要坐地鐵、逛公園、去醫院了？他對本地的低技能崗位就不會產生競爭壓力了？當然會。

但我們為什么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因為我們腦子里有個更大的概念，叫"國家"。在這個框架下，我們相信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能慢慢擺平這一切，長遠來看，人動起來，整個國家的經濟才有活水。

我們把所有人都算作"我們自己人"，所以短期的摩擦可以忍。

國界線一劃，這份寶貴的共情和理性就瞬間蒸發了。

我們拒絕承認，地球其實也是一個大市場，那個想跨過邊境的外國人，和那個想跨過省界的同胞，在經濟學的意義上，是完全一樣的個體。

我們對"他們"的恐懼，蓋過了經濟學最樸素的常識：讓想干活的人去到有活干的地方，全世界的蛋糕才能做得最大。

有經濟學家算過一筆瘋狂的賬：要是全世界的人都能自由遷徙，全球的GDP能翻一番。

翻一番是什么概念？是我們今天所有關于貧窮、發展、援助的扯皮，都可以瞬間變得無關緊要。

但我們寧愿不要那塊巨大的、能讓所有人都吃飽的蛋糕。

為什么？

因為國界線在我們腦子里裝了個開關，它告訴我們，線這邊的人的幸福，比線那邊的人的幸福，天然就更重要。

哪怕為了這點"重要"，我們要付出讓全球一半人繼續窮下去的代價。這條線，被我們賦予了神圣的光環，仿佛它劃開的不是土地，而是兩個物種。

這套精神分裂的玩法，換到貿易上，更是可笑。

在國內，誰搞地方保護主義，誰就是全民公敵。假如說，上海市政府宣布，為了保護本地的汽車廠，所有外地牌子的汽車進入上海都要額外收一筆”進滬稅“。

這消息要是傳出來，全國上下估計都得炸鍋，經濟學家會排著隊地上電視罵這是開歷史倒車，是經濟上的自殺行為。

大伙兒都門兒清：你保護了本地那些沒競爭力的企業，坑的是誰？坑的是全體上海的消費者，他們被迫要花更多的錢，買更差的東西。

這不是蠢事是什么？讓各地做自己最擅長的事，然后大家交換，這點小學水平的道理，誰都懂。

這不就是亞當·斯密老爺子二百多年前就在《國富論》里苦口婆心講的”分工“嘛。

可一旦這貿易跨過了國境線，同樣的蠢事，立刻就披上了”愛國“的黃金甲，閃閃發光。在本國省份之間收稅叫”壁壘“，在國家之間收稅就叫”關稅“，聽起來都高級了不少。

在本國，這叫保護落后；在國際上，這叫”捍衛國家經濟安全“。反對國內地方保護主義的那些理由，一碰到國際貿易，好像全啞火了。

其實那些理由從來沒啞火，只是我們的耳朵被國界線給堵上了。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有個毛的區別？無非就是把分工的場子，從一個國家擴大到了整個地球村。

戴維·李嘉圖搞出一個叫比較優勢理論，簡直是天才般的發現。

他說，就算你這個國家干啥啥不行，樣樣都比別國成本高，也沒關系。你只要專心做你那些爛攤子里，相對不那么爛的一件事，然后拿去跟別人換，你們倆照樣都能過得更好。

這個理論，把那種”做生意就是你死我活“的古老想法，徹底送進了垃圾堆。

它告訴我們，貿易不是打架，而是合作做蛋糕。不管是當年英國的布換葡萄牙的酒，還是今天美國的芯片換中國的襪子，背后的邏輯從來沒變過。

而關稅，這個被政客們玩出花的工具，它的本質，就是公開向李嘉圖的偉大發現叫板。

它逼著一個國家，非要把錢和人，投到自己根本不擅長的領域去。這就好比硬要讓姚明去練體操，讓一個外科圣手去種地，結果只能是所有人都跟著倒霉。

有個叫巴斯夏的法國鬼才，寫過一篇堪稱史上最尖酸刻薄的經濟學段子——《蠟燭制造商的請愿書》。他說，法國的蠟燭商們集體上書國會，請求立法，要求全國人民把門窗都堵死，白天也得拉上窗簾。

為啥？為了抵制來自太陽的”不正當競爭“。

因為太陽免費提供光源，把他們蠟燭行業的生意都給攪黃了。

這故事聽著荒唐，但它精準地戳中了所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命門。

外國的便宜貨，對我們本國的老百姓來說，不就跟太陽光一樣嗎？那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是一種福利。它讓我們花更少的錢，過上更好的生活，省下來的錢，可以去買別的東西，去旅游，去看電影，又能催生出新的工作崗位。而關稅，”保護“的到底是誰？

它保護的，恰恰是那些本該被市場淘汰的、效率低下的蠟燭制造」，而犧牲的，是全國人民享受免費陽光的權利。

巴斯夏還有個說法，叫”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關稅保住了一個看得見的、衰落的舊工作，卻毀掉了無數個我們看不見的、本可以誕生的新機會。

但國界這堵墻，太厚了。它讓我們對這種巨大的、實實在在的損失視而不見。

美國人至今還沉浸在”貿易逆差就是我吃虧了“這種幾百年前的重商主義迷夢里。

他們只看得見進口貨沖擊了國內某個廠子，卻看不見美國的出口商因為別國的富裕而賺得盆滿缽滿；

他們更看不見，每一個普通美國人，因為能買到物美價廉的進口貨，他的真實工資其實是上漲了。

我們天真地把國家當成人，覺得國家和國家之間是在拳擊臺上肉搏，卻忘了貿易的真正主角，是千千萬萬活生生的人。

所謂國際貿易，根本不是中國在和美國做生意，而是中國的某個襪子廠老板，和美國的某個家庭主婦，在進行一場你情我愿的交換。這場交換如果對任何一方沒好處，它壓根就不會發生。

這就奇怪了，國界這道人畫的線，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讓我們把這么簡單的道理，像垃圾一樣扔掉？

這就得往歷史的深處刨了。在沒有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的古代，人們效忠的對象亂七八糟，可能是某個家族、某個教派、某個封建主子，但很少是對一個有著清晰邊界的國家。

那時候的人和貨物流動，主要障礙是山高水遠，是土匪橫行，而不是什么海關和簽證。后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一簽，現代國家這套玩法才算定了下來。國家，有了明確的地盤、統一的老大和共同的身份，成了人們思考世界的默認設置。

為了讓這套玩法深入人心，一種叫民族主義的東西被發明了出來。它用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故事（不管真的假的）、共同的敵人，在國界內的人們心里，培養出了一種”我們“的感覺。

有了”我們“，自然就有了”他們“。這個”我們vs他們“的思維模式，就是國界這堵墻的心理地基。

美國搞關稅戰，五大湖鐵銹州的訴求并不會針對加州、得州。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還是一伙的。他們針對的是，中國，歐盟、日本。

因此，這又叫經濟民族主義。

經濟問題一旦掉進這個模式里，就全變味了。它不再是關于效率和福利的計算題，而是關于民族榮譽和國家安全的政治題。

限制”他們“進來，保護”我們“的產業，聽起來就無比正確，充滿了道德上的優越感。政客們最喜歡玩這套了，把國內的失業問題、經濟轉型的陣痛，一股腦全甩鍋給外國人，成本又低，又能騙選票，何樂而不為？

亞當·斯密、李嘉圖這些老前輩，他們思想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們的腦子里，壓根就沒有那堵墻。他們思考的是人類的財富，而不是英國的財富或法國的財富。

他們所揭示的經濟規律，像萬有引力一樣，是普適的，它才不管你護照上蓋的是哪個國家的戳。

當然，今天有人會說，時代變了，現在有了福利國家。要是放開邊界，窮國的人都跑到富國來享受福利，那富國不就破產了嗎？

這聽起來，好像是個比民族主義更硬的理由。但這恰恰說明，我們的腦子被國界捆得有多死。

即使存在福利制度，難以修改，但我們依然把福利看成是一個封閉俱樂部的會員福利，而不是一個可以設計、可以改進的制度。

我們很少去算一筆大賬：一個移民的涌入，他所創造的經濟價值，和他消耗的福利，到底哪個更大？

很多研究的結論可能會讓我們大吃一驚——前者往往遠大于后者。我們甚至不敢去想象一個更開放的世界里，國家之間會為了吸引人才而展開制度競爭，從而搞出更高效、更人性化的公共服務。

福利困境，是反對移民的原因，但與其說是反對開放的鐵證，不如說是我們想象力枯竭的證明。哪個國家的福利制度崩潰不是源于勞動力的短缺呢？那你為什么還阻止外來勞動力呢？

這不是奇怪的么？

說到底，國界是歷史的產物，但當我們把它當成一種永恒的、神圣的真理，并讓它格式化了我們的思維方式時，它就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思想牢籠。

它讓我們對同樣一件事情，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斷，只因為它發生在線的這一邊或那一邊。它讓我們對一種全球性的、低效且不公的隔離制度，坦然受之，而同樣的制度如果發生在國內，我們早就把它罵翻了天。

那些偉大的經濟學家，從斯密到米塞斯，他們留給我們的，不是什么發財秘籍，而是一把把錘子，用來砸碎我們腦子里那堵墻。

他們用冷靜的邏輯告訴我們，人類合作的潛力是無窮的，自由交換和自由遷徙，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

今天，我們的貨物、資本、信息，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全球流動，可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思想，卻還被牢牢地鎖在國界之內。

我們住在一個越來越平的世界，卻用一顆越來越分裂的腦子去理解它。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荒誕。

說到底，那條線，與其說劃在地球上，不如說刻在我們心里。

它困住的，哪里只是人和貨物，它困住的是我們的想象力，是我們本可以擁有的、那個更象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