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即將在2025年6月15日于徐州奧體中心舉行的江蘇城市足球聯賽，因其對陣雙方——徐州與鎮江——而超越了其體育競賽的本義，演變為一則富有深意的文化事件。這場被部分觀眾稱為“徐州德比”的賽事，其背后所牽動的，是沉淀了千余年的歷史記憶與復雜的地域認同。其核心在于鎮江在特定歷史時期所擁有的“南徐州”之名，這一名稱是理解中國歷史上一次重大人口遷徙與政治變局——“衣冠南渡”及其衍生的“僑州郡縣”制度——的關鍵切口。

2024年11月10日，江蘇徐州博物館，徐州古代兵器陳列。

歷史溯源：“衣冠南渡”與“僑州郡縣”的制度創設

公元四世紀初，西晉王朝傾覆，北方陷入“五胡亂華”的長期動蕩。為避戰亂，北方士族、官僚及庶民大規模南遷，史稱“衣冠南渡”。這并非一次簡單的流亡，而是一場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的政治、文化、經濟與人口重心的南移。隨之而來的東晉政權，在江南建立統治，首先面臨著如何安置并有效管理數以百萬計的北方流民這一嚴峻挑戰。

為應對此局，東晉朝廷創設了“僑州郡縣”制度以安置流民，《晉書·地理志上》：“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 ，非本所也。”《宋書·州郡志一》：“自夷狄亂華，司 、冀 、涼 、青 、并 、兗 、豫 、幽 、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并僑置牧司，非舊土也。”這是一種獨特的行政區劃模式，即在南方實際控制的疆域內，以北方流民的原籍為名，設立臨時的州、郡、縣，如“南徐州”、“南兗州”等。此舉具有雙重政治意涵：其一，在現實層面解決了北方移民的安置與管理問題，維系了其原有的社會組織結構，從而穩定了社會秩序，也解決了國家的稅收問題；其二，在象征層面，通過在江南“復刻”北方的行政版圖，向世人宣示其作為中華正朔的合法性，以及收復故土的政治決心，本質上是東晉政權為維系北方士族地望認同而采取的政治舉措。這種基于現實需求的象征性再領土化，將鄉愁與政治抱負固化于行政建制之中。

南徐州的崛起：軍事要沖與政治溫床

在此背景下，以京口（今鎮江）為治所的南徐州應運而生，成為典型的僑置政區。京口地處長江下游南岸，對岸即可從揚州進入邗溝入淮河溯泗水聯系中原腹地，是拱衛建康（今南京）的門戶和北伐的前沿基地，其軍事戰略地位至關重要。因此，南徐州的設立，不僅是對北方徐州移民的安置，更是一項深思熟慮的軍事部署。大量來自北方徐、兗、青、豫等地的流民被安置于此，他們身負國破家亡的切膚之痛，懷有強烈的收復失地之愿，因而構成了戰斗力極為強悍的兵源。南徐州所接受之移民最雜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產于是區，且品質又最精。故蕭子顯稱南徐州曰：“宋氏以來，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南徐州之人才又多聚于京口，如祖逖范陽遒人，劉穆之東莞莒人，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劉粹沛郡蕭人，孟懷玉平昌安丘人，向靖河內山陽人，劉康祖彭城呂人，諸葛璩瑯邪陽都人，關康之河東楊縣人，皆僑居京口。

正是在南徐州這片土地上，東晉王朝憑借謝安、謝玄等人的擘畫，組建了名震史冊的軍事力量——北府兵。公元383年，北府兵在淝水之戰中以八萬之眾大破前秦八十余萬大軍，創造了中國軍事史上的奇跡，也為東晉王朝贏得了數十年的偏安局面。因此，南徐州不僅是一個行政區劃，更是一個時代的軍事與政治中心，是“僑州郡縣”制度下軍民一體、以武立國方針的集中體現。

歷史的回響：從政治遺產到當代文化符碼

南徐州深刻地塑造了此后數百年的政治格局。《宋書·州郡志》詳細記載了其轄區變遷：最盛時轄有晉陵、義興等郡，范圍涵蓋今鎮江、常州及蘇州北部。

占籍彭城（今徐州）出生于晉陵的劉裕，正是在南徐州憑借其在北府兵中的威望起家，最終代晉自立，開創了南朝宋。其后，南齊、南梁的開國君主，均出自僑居于南蘭陵（隸屬南徐州，今常州一帶）的蘭陵蕭氏。可以說，南徐州這片由北方移民建立的“飛地”，成了南朝更迭的政治搖籃，印證了北方流民在南方落地生根后，能夠迸發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南徐州于隋代開皇年間被裁撤，卻成為鎮江最著名的古稱之一。

時空流轉至二十一世紀的足球場。當代表“本徐”的彭城徐州隊與代表“分徐”的鎮江隊相遇，歷史的脈絡便以一種戲謔而又真摯的方式被重新激活。球迷間的互動——無論是“歡迎南徐州回老家”的橫幅，還是“把云龍山掛牌金山分山”的調侃——都可視為一種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的生動實踐。這些口號與“梗”并非單純的玩笑，而是根植于集體記憶深處的歷史認同的當代轉譯。它表明，即便是看似遙遠的歷史事件，依然能作為一種文化符碼，被當代人所調用、解構與重塑，用以界定“我們”與“他們”，并為競技體育賦予超越勝負的文化內涵。

地域認同建構：融入與隔閡

今天，當我們從歷史地理學視角考察這場足球賽事，可以從中看出深刻的地域文化認同。徐州作為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直接影響周邊20余個地級市，覆蓋人口超1.2億，是《淮河生態經濟帶發展規劃》確定的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江蘇省城鎮體系規劃》也將徐州定位為“Ⅰ型大城市”。本場賽事，徐州周邊地區如棗莊（古蘭陵）、蕭縣、碭山（老徐州“上四縣”）、東海、贛榆（徐州“老八縣”）及濟寧、宿州、商丘、永城等地民眾紛紛打出支持徐州的口號，可謂混得風生水起。周邊地區的關注，更揭示了一張以古代行政區劃與族群遷徙為紐帶的區域文化認同網絡。歷史上的隸屬關系與同鄉情誼，在現代社會依然具有強大的文化感召力。

反觀鎮江，民國時期雖短暫成為江蘇省會（1928-1949），但時至今日，既沒有被南京揚州接納，也缺乏對蘇錫常的認同，地位略顯尷尬。這一方面是鎮江在文化記憶上的斷裂：即六朝“京口文化”記憶被南京吸收，明清漕運文化記憶被揚州繼承，而近代開埠文化記憶明顯弱于蘇錫常；另一方面是在地理上長期作為軍事重鎮而非行政、經濟中心；再者是鎮江方言分布的特殊性：主城區屬江淮官話洪巢片，丹陽等地則屬吳語太湖片，彰顯了其“吳頭楚尾”的模糊地域認同。

想象一下，在比賽現場，徐州球迷打出“僑置千年，終須歸本”的標語，暗合《隋書·地理志》載開皇九年（589年）“悉罷僑置郡縣”的史實。而鎮江球迷“京口北固，氣吞彭城”的回應，則呼應了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里劉裕北伐“氣吞萬里如虎”的氣魄。更富學術趣味的是，場邊出現的“蘭陵”（今棗莊）“蕭碭”等地域標識，恰印證了譚其驤先生《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中關于僑州郡縣與實土郡縣地理錯位的經典論述。

綜上所述，這場“徐州德比”的意義已遠非一場普通的體育賽事。它通過現代體育競技的形式，再次提出了“南北文化孰強孰弱”的歷史命題。當球迷以“肴肉與伏羊”“鍋蓋面與烙饃”等飲食符號進行互動時，實則延續了跨越1600年的地域對話，證明了僑置制度所塑造的文化記憶仍深刻影響著當代地域認同的建構，它是一個棱鏡，折射出“衣冠南渡”這一宏大歷史敘事如何滲透進區域文化的肌理，并通過“僑州郡縣”這一具體的制度實踐，形塑了特定地域（鎮江）的復合身份。足球場上的唇槍舌戰，成為歷史知識普及與身份認同展演的獨特舞臺。它雄辯地證明：歷史并非塵封于故紙堆中的枯燥記錄，而是流淌在集體血脈中的活態基因，能在任何意想不到的時刻，以一種全新的、大眾化的方式，回歸公眾視野，并持續影響著人們對自我、對地域、對過往的認知與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