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想寫一位已經逝世的校長，因為他所創建的燕京大學，我雖然無緣就讀，卻對我影響至深。

我第一次知道燕京大學這個名字，是因為在北大校園里看到一個男生穿著某社團的文化衫，背后印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九個字。

當時我正陷在大學生常見的關于人生意義的迷惘當中，卻因為這幾個字得了許多的亮光。

后來我才知道這九個字是燕京大學的校訓，而北大之所以被成為燕園，就是因為北大的核心區域，未名湖與博雅塔，乃至周邊美輪美奐的近代建筑，都是當年燕京大學的舊址。

這所大學的首任校長，就是司徒雷登。

雖然對于燕京大學我有些陌生，但是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卻頗為熟悉。

他曾經被共和國的大V@過，甚至被收錄進中學課本，成為新中國耳熟能詳的負能量網紅，那篇文章的標題就是《別了，司徒雷登》。

可惜文章雖然叫做司徒雷登，但描述其人的卻只有這么短短幾行字；

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抗日時期蹲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中國也愛美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

因此被馬歇爾看中，成為駐華大使。

除了一系列的標簽之外，這段話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裝著愛中國”這句斷語，活脫脫刻畫出一個偽君子政治家的形象。

但是大學期間，我因為偶然得來的那句校訓而生出許多好奇心，讀了他在日本人的監獄中寫就的《在華五十年》，就疑惑了：

這樣的愛，真的可以假裝嗎？

試想一下，如果我生在和平年代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于985著名高校獲得博士學位，臨近畢業卻沒有參加校園里任何如火如荼的校園招聘。

而是跟父母說：我準備去炮火紛飛的巴基斯坦教中文，因為我深愛著那里缺衣少食水深火熱中的人民。

父母肯定不會為我的這種跨越國界的“愛”感動，會覺得我是不是失戀了，發燒了，一時沖動了，被敵對勢力迷惑了。

但是時年28歲的司徒雷登，在美國博士畢業之后，攜新婚妻子一起做出類似決定，告別美國投身二戰中的中國的時候，他的父母卻是額手相慶。他們會用盡各種方式來阻止我，比如給我看人民日報，說你難道沒見到前段時間那兩個在巴基斯坦街頭被恐怖分子擊斃的那對中國年輕人么？

因為司徒雷登的父母，早在自己年輕時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告別舒適安逸的美國，于1860年代來到剛剛經歷過太平天國戰亂，滿目蒼夷的中國杭州。

期間司徒雷登的父親約翰在杭州天水堂牧會，母親瑪麗在杭州創辦了中國的第二所女子中學，免除學費，提供食宿和衣物，要求不許纏足，不許包辦婚姻，改變了中國女性的教育格局。

這對敬虔的夫婦在杭州生下了四個孩子——

這就是他們的長子司徒雷登，作為一個美國人得以生在中國的原因。

清華校長梅貽琦曾說：生斯長斯，吾愛吾廬。

但是司徒雷登的父母，并沒有生在中國，卻終身服務于中國，最后共同葬在了異國他鄉的西子湖畔。

不僅如此，更愿意將自己的孩子也一并搭上，獻給這個戰亂中的國度——

這種不計回報又無緣無故的愛，如何能夠假裝？

事實上司徒雷登的自傳中，他坦誠自己對于來中國，起初是非常抵觸的。

這種抵觸源于他十一歲操著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國上學時，體會到的東西方巨大的文化落差。

他很努力地適應這種落差，并最終與自己的母國取得認同。

所以盡管在大二時就感受到回到中國的強烈呼召，他仍然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廟會上給那些懶散、好奇的人群大聲布道；

幾乎白送一樣地向人推銷宗教小冊子，卻被當地老百姓戲弄；要忍受人生的種種煩惱和困苦；

也沒有機會搞學術研究，過著一種現代遁世隱居者的生活”。

——這種細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時對于自己父親的觀察，作為一個傳教士的兒子，他深深地明白傳教從來都不是一種浪漫地生活方式。

而是如圣經中所描述基督的樣子“人子來，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

——這是一種完全犧牲的，舍己的生活。

可是最終，司徒雷登在長久的掙扎和徹夜禱告之后，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來到了這個古老而陌生的國度，從此在中國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來回應呼召。

這種在人看來愚拙的，不計代價的，義無反顧的逆向行駛，如何能夠假裝？

1904年司徒雷登夫婦回到中國后，1907年協辦育英書院和之江學堂。

1908年遷居南京金陵神學院任希臘文教授。

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成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

聽起來這履歷青云直上頗為風光，但其實當時的燕大，所有的財產僅僅是：

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沒有錢。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傳中，他將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國政要和美國富人之間周旋籌款，而后騎著毛驢走遍北平為燕大尋找新校址。梅貽琦執掌清華期間至少經費是充裕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學則是一文不名。

可是僅僅用了不到十年時間，司徒雷登便把一個幾乎一無所有的爛攤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輪美奐的燕園。

這所中國近代最為知名的大學，不僅有大樓，更有大師。

源于司徒雷登打破教會學校的限制，不拘一格囊括周作人、馮友蘭、俞平伯、謝冰心、錢穆、顧頡剛、錢玄同、埃德加·斯諾等當時最有名的教授，并與哈佛合作成立了至今仍在運轉的享譽世界的哈佛燕京學社。

當年燕京大學絕對不遜于當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間，注冊學生不到一萬人，卻出產了42名中國科學院院士，11名中國工程院院士。

二戰時，中國駐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

據統計，至1937年，燕京大學收到的捐款高達二百五十萬美金，但司徒雷登本人卻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辭世之時與梅貽琦同樣身無長物，兩袖清風。

這些足以彪炳史冊的功績，卻被輕描淡寫地記敘為一句：

他在中國建立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園，他一生未再續娶，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靜坐禱告。

將自己深愛之人親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學校，這樣至死不渝的深情，如何能夠假裝？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憲兵隊闖入燕園，逮捕了18名燕大師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

他在山東的集中營被關押了四年，出獄后的第二天，就著手重建燕大，當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學又開學了。

身陷囹圄卻矢志不渝，心心念念記掛的仍是這所中國人的學校，這樣全人投入的愛，如何能夠假裝？

1949年，司徒雷登在中美關系的僵局之中黯然離開北京，回到美國三個月后即中風，后半生臥床不起。

1952年燕京大學被撤消，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之時，他葬禮上的音樂，是中國名曲《陽關三疊》。在中國大陸，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學，工科并入清華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并入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靑靑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我讀到這里就覺得不勝唏噓，這個創建燕京大學時被譽為“舉世無仇敵”的人，最終卻落得西出陽關無故人的凄涼晚景。

司徒雷登臨終，留下了兩個遺愿：

一是將周恩來送給他的明代彩繪花瓶還給中國；

二是將自己的骨灰運回中國，安葬在燕園妻子的墓旁。

可惜半個世紀之后，燕園變成了北大的燕園，妻子的墓地成為了北大的體育活動場所，而他們相濡以沫居住的臨湖軒成為了北大的會客廳。

偌大的燕園，卻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后人只能將他的遺骨輾轉歸葬他的出生地——杭州。

畢業于燕京大學的冰心談論司徒雷登時曾說：

”他能夠叫出學校里每一個人的名字，不管是學生、敲鐘的，還是掃地的。“

“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總有成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

你添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來的……”

他將自己所有的都給了中國，照顧過成千上萬人的生老病死，他的葬禮卻無人參與，他的名卻無人紀念，他的愛卻被視為假裝。

哈佛的校訓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訓是自由，普林斯頓的校訓是服務。

而司徒雷登所擬定的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卻最完美地詮釋了教育的意義——

教育是為了認識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這自由不是成為人上人驅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務他人的自由——

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正如梅貽琦一生踐行的“行勝于言”一樣，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踐行了自己所擬定的校訓——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司徒雷登的晚年很喜歡一首詩：

這位耄耋老人在他的凄涼晚景中，對中國沒有抱怨只有眷戀，常常望向中國的方向。我要如此死去，漫漫時日使命已履，歲暮百靈歌唱，心中已得酬報。

司徒雷登杭州墓園的墓志銘上，只刻了燕京大學首任校長這幾個字。

如此他就無需這世界的酬報，因為他已經得了那召他來者的獎賞——

那當跑的路他已經跑盡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經打過了，無論地上的骨灰葬在何處，在天國我們終能重逢。

正如和司徒雷登幾乎同期來華的傳教士戴德生所說：

我若有千磅黃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

我若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這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犧牲的自由，真是振聾發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