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與文化的廣袤星空中，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香港大學副校長、香港珠海學院校長的李焯芬，是一顆璀璨之星。

他既是水利工程界的泰斗，參與過三峽工程等重大項目的建設論證；又是國學、歷史等傳統文化領域的深耕者，擔任過眾多文化相關社會職務。

在“香港故事”系列專訪中，李焯芬院士分享了他豐富的人生經歷、深刻的學術見解，從回憶國學大師饒宗頤，到揭秘三峽工程論證過程、回應外界爭議，再到對香港教育、國際合作的獨到見解，讓我們得以走進他波瀾壯闊，又充滿智慧的世界。

▲李焯芬

學貫中西的“國寶級”專家

在赴約采訪李焯芬院士的路上，我們就被李焯芬院士的嚴謹、負責所折服。路途中，他在發給我們的文字消息中，詳細講述了如何去香港大學、到達后如何接洽、甚至連接應的助理的樣貌特征，都清晰地提前告知。

生活中，李焯芬院士的待人接物如此嚴謹，堪比治學。

李焯芬早年畢業于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作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他曾參加過包括三峽工程在內的多項大型水利樞紐工程的論證建設，是當之無愧的“國寶級”專家。

多年來，李焯芬不僅是水利工程領域的專家，而且在國學、文物等傳統文化領域建樹頗豐。他曾任香港大學副校長、香港珠海學院校長，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理事會主席、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中國文化研究院理事會主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董事局副主席等文化相關的社會職務。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看有關中國文化歷史的書。對祖國的文化歷史有很深厚的感情。”對科學與人文，李焯芬做了凝練的總結：“對科學，要求真、求實；對人文，要求善、求美。”

李焯芬院士認為，如果能在科學與人文領域“雙軌并行“，對人生來說更具有意義。因為研究中國文化與歷史，對塑造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在中國文化的寶庫中，蘊藏著諸多極具價值的理念。” 李焯芬說。他具體分析認為，傳統文化教導我們秉持誠信，踐行孝道，心懷仁愛。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佛家 “慈悲” 的教義，道家 “齊同慈愛” 的主張，雖然表述不同，卻都傳遞出關愛社會的核心觀念。從傳統文化中汲取人文養分，不僅能為個人生活增添豐富內涵，更是對科學工作的重要補充。

▲李焯芬（左）和朱順忠

回憶國學大師饒宗頤：他的勤奮和專注值得后人學習

在傳統文化領域 ，李焯芬還和國學大師饒宗頤有一段淵源。

2003年，國學大師饒宗頤把自己的數萬冊珍貴藏書和近200件個人書畫作品，無償捐贈給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由此成立。時任港大副校長的李焯芬擔任館長，迄今已20多年。

李焯芬20世紀90年代從北美洲回到香港后，在學術交流中與國學大師饒宗頤相識，從此相識數十載。

“饒宗頤老師工作非常勤奮，成果也非常豐富。我們整理他的文稿發現，他發表的論文超過1000篇。要知道，對科研人員來說，像化學、醫學等理工科的教授、院士，平均大概發表三五百篇，文科可能會更少一點。饒老呢，數量超過1000篇，而且還寫了好幾十部專著。”李焯芬回憶至此，語氣中滿含欽佩之情。

李焯芬還向我們透露了饒宗頤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香港大學曾經邀請饒宗頤擔任系主任、學院院長等行政職務，但他不想讓行政工作占用時間精力，都一一拒絕了。

“如果從他的家庭成分來說，他其實是一個‘富二代’。” 李焯芬回憶，“饒宗頤的父親是開錢莊的，相當于現在的銀行，但他一輩子全心全意、非常勤奮地做學問工作，初心不改，成果豐富。”

對饒老的成就，李焯芬總結出 “勤奮”和“專注”兩個關鍵詞。他說，饒宗頤身上有兩點精神，值得后人學習——“一個是活在當下，一個是勤奮”。

他具體講道：“活在當下，就是專注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眼前的工作。饒宗頤一輩子都專注于學問工作，初心不改；他的勤奮也超于常人，從年輕到老，90多歲還做研究，經常工作到深夜。”

李焯芬以此寄語年輕人：“盡管不是每個人都要研究國學，大家可能從事不同的專業，但如果你能勤奮、專注，我想也是一定有成就的。”

曾參與三峽工程論證工作

1945年，李焯芬院院士出生于廣東中山，七八歲時才到香港與父母團聚。求學時代，他刻苦勤奮，1972年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學位后，在加拿大水電部門工作20年，在水電核電建設、大壩安全評估、核廢料處理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20世紀80年代，為研究啟動三峽工程的可行性，時任水利部部長的錢正英到加拿大考察水利工作，并邀請李焯芬回國參與三峽工程等國內重大水利水電工程建設。這個邀請，正契合了李焯芬兒時的夢想。他欣然答應，并開啟了從加拿大與中國內地的往返之旅。期間，曾參與三峽工程、二灘水電站工程等國家重大項目論證等工作。

三峽工程，是孫中山最早提出設想、新中國成立后幾代人接力攀登，歷經百年風雨周折而得以實現的宏偉工程。

李焯芬在接受我們專訪時，首次分享了三峽工程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對三峽工程進行可行性研究的時候，就抱著一個開放、科學的態度去看待。”李焯芬回憶。

他透露，我們國家進行任何的大型水電工程建設，包括三峽工程，都會做一個嚴格、完整的綜合評估，考慮其帶來的優點和缺點。

“在三峽工程上，它帶來的好處就是大壩建在高山地區和江漢平原交匯的地方，主要的目標就是把四川流經下來的、包括長江和清江的洪水攔截、調節一下，不讓它一塊兒涌進江漢平原。”李焯芬強調，“ 因為到了平原，你就沒辦法控制。”

第二個因素，就是電力。他回憶，20世紀80年代電力短缺問題突出，他多次在夏天赴武漢參加三峽工程的可行性研究，當時的漢口解放大道（原長江流域辦公室，現長江水利委員會）辦公環境艱苦，會議期間頻繁停電，沒有空調，電風扇也無法使用，大家渾身是汗。設備也無法使用，只能用黑板代替幻燈片進行技術報告。

他還談起一段趣事，在悶熱的環境中開會間隙，有參會人員自嘲說，“我們是‘緬甸（免電）總統——耐溫（忍受高溫）’。”

李焯芬回憶，當時在每天傍晚會議結束后，武漢街頭有數以萬計的民眾，因為難以忍耐近40度的高溫，晚上被迫待在戶外，一家老小睡在用竹子制作的竹床上，這一壯觀場景持續多年，深刻反映出電力短缺對民眾生活與工業發展的嚴重制約。

在具體建設上，三峽工程也面臨諸多挑戰與代價。在文物保護方面，云陽張飛廟、秭歸屈原祠、白鶴梁石雕等大量文物需要遷移保護，為此投入了巨額資金。移民安置更是重中之重，工程涉及超過100萬人的遷移，2000多億的工程投資中，移民費用占比近半。除了給予移民家庭補貼補償，還在長江沿岸建設了巴東、秭歸等新的移民城市，耗費巨大。此外，長江泥沙淤積等問題也需要通過客觀、科學的方式妥善解決。

李焯芬總結，盡管三峽工程無法做到盡善盡美，但它有效解決了華中地區電力供應問題，澤被人民，“現在我們國家不缺電了，而且還給周邊一些國家供應電力”。

▲李焯芬

一切結論都需建立在嚴謹的科學論證之上

多年來，科學界和民間對三峽工程有一些質疑之聲，其中不乏著名權威。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就曾公開極力反對三峽工程。有很多學者認為，由于三峽工程的存在，破壞了我國的水土和生態，甚至可能誘發地震。

作為三峽工程的重要參與者，李焯芬如何看待這些？

“沒有什么科學根據證明氣候變化和三峽工程有關。說實話，氣候和生態的變化，有些時候沒辦法控制。” 李焯芬明確表示。

對于質疑者，他回應：“有些人你不能說他完全不對，但是需要一些科學的證據才行。”

他具體分析，氣候變化受多種復雜因素影響，存在難以控制的自然波動，目前沒有充分科學依據證實其與三峽大壩存在直接關聯，一切結論都需要建立在嚴謹的科學論證之上。

“任何現代建設，都不可避免地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在談及水利工程建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時，李焯芬強調，進行完整評估，就是要深入研究這些負面影響，尤其是環境影響，會通過科學手段將其降至最低。

對于動物生存環境的影響，李焯芬舉了中華鱘魚的例子：“中華鱘魚原來是要到長江上游去產卵，修了三峽大壩就自然影響了它們，但過去二十多年，我們看到中華鱘魚改變習性，游到了長江中游產卵。另外，我們大量繁殖中華鱘魚的魚苗，每年在湖北排放到長江，這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回顧幾十年水利工作經歷，李焯芬感慨，中國水利事業早已擺脫“工程主導”的傳統模式，轉而大力推行“生態水利”理念。這一理念萌芽于1998年華中特大洪災之后，當時的總理朱镕基任命汪恕誠為水利部部長，組織水利專家共同研討防洪治水之策。在此背景下，“生態水利”目標應運而生，其核心在于嚴格保護黃河、長江中上游生態環境：嚴禁亂砍濫伐，大力推進植樹造林。

李焯芬以歷史為鑒，揭示自古以來，人類因建筑用材在黃土高坡過度砍伐樹木的現象，“杜牧的《阿房宮賦》中開頭就是‘蜀山兀，阿房出’的描述”，這就是人們無節制砍伐對生態的破壞。如今，國家通過多種方式鼓勵植樹——以低價提供樹苗，引導民眾種植兼具生態與經濟效益的樹種；制定科學的砍伐補種規劃；同時，政府加大造林投入，企業也積極踐行社會責任，例如中國電信就曾出資在黃土高原參與大規模植樹造林，并確保樹木成活率。

經過多年努力，生態水利成效顯著。李焯芬指出，全國大江大河輸沙量顯著下降，曾經泥沙滾滾的黃河，如今在壺口瀑布等地也能見到相對清澈的河水。

三門峽大壩，水利史上的慘痛教訓

“其實我們國家搞水利工程，交過一次高昂的‘學費’。”在回顧我國水利工程發展歷程時，李焯芬透露，“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后修的第一個大壩，不在長江，是在黃河——河南省的三門峽大壩。”

▲三門峽大壩

李焯芬回憶，三門峽大壩是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規劃的。“當時中國跟蘇聯的關系非常密切，很多方面學習‘蘇聯老大哥’。很多工業建設、重大工程建設，都是請‘蘇聯老大哥’來指導，有些工程甚至是他們承擔的。建國以后的頭一個大壩——三門峽大壩，其實就是蘇聯承建的。”

他解釋蘇聯承建的原因，“蘇聯從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到50年代，在境內修了很多大壩、高壩，有經驗，所以就承包了這個大壩的工程，包括設計、承接水輪機的工藝，都由蘇聯負責。”

當時，國內一些學者，像黃萬里、張光斗，都提出過疑問。“他們當時討論過，如果在黃河修一個大壩，黃河又流經黃土高原，泥沙輸送量會非常大。會不會修了壩以后，水庫很快就被泥沙淤塞了？”李焯芬回憶道。

負責項目的蘇聯專家卻認為，他們在蘇聯修過很多大壩，都沒遇到這種情況，即便遇到問題也能解決。“不過，蘇聯的大江大河都往北流到北冰洋，不會像黃河這樣流經黃土高原。所以蘇聯的經驗有局限性，最后他們沒采納中國專家的意見，還是修了三門峽大壩。”

三門峽大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建成，可問題很快接踵而至。“一年以后，三門峽大壩的泥沙就一直流下來，泥沙被黃河水沖進水電站的水輪機，把水輪機的切葉片都打破了，水電站也就不能用了。”李焯芬痛惜地說，“當時淤塞問題很嚴重，黃河河床被抬高。陜西的渭河流經黃河，河床抬高后，渭河水無法匯入，導致渭水倒灌，渭南地區年年水災，當時付出的代價很大。”

此時已到20世紀50年代后期，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專家撤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61年，水利部請了中國的專家一起商討，如何解決三門峽大壩淤塞的問題。”李焯芬回憶，“中國的專家最后決定，用人工爆破的方式，在三門峽大壩的壩基上，爆破出幾條隧道。爆破隧道之后，當黃河水位高的時候就把壩后的泥沙沖出來，這樣就解決了問題。”

“這對國家來說，其實是交了一個很大的學費。”李焯芬感慨說，三門峽大壩的教訓，給后來的水利工程敲響了警鐘：“很多人不知道，自從這個痛苦的教訓以后，中國所有大江大河的大壩，在混凝土壩基下邊，都會預留一排沖沙孔，可以把泥沙排出來。你看現在的三峽大壩，就不再有淤塞的問題。第一，是因為長江不流經黃土高原，它的輸沙量比黃河少多了；第二點是因為，三峽大壩里邊有20多個這樣的沖沙孔，因此壩后的泥沙是可以沖下來的。”

既要掌握前沿科技，也要了解傳統文化

在談到目前香港年輕一代的愛國愛港教育、中國歷史文化教育時，李焯芬表示，這是培養年輕一代健康價值觀的一部分。為了年輕人的未來發展，既要讓他們掌握時代前沿科技，包括AI這些技能，同時也應該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傳統文化、樹立誠信、開悟、關愛他人、孝順父母、勤勞這些價值觀，這都是中國文化傳統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對他們的成長十分必要。

“現在社會科技發達、物質文明豐富，但年輕人的壓力也不小。”他感慨，有些大學生找工作困難，上班后工作壓力也大，以前是“朝九晚五”，現在是“996”，“很多年輕人晚上八九點才下班。回到家老板一個電話，可能又得繼續工作。”年輕人工作壓力、生活壓力都很大，“如果有豐富的人文養分和情懷，對于平衡物質與精神層面是有利的，能讓他們生活得更健康、自在，不至于被工作壓力壓垮。”

對于香港，他總結說，香港長期以來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在香港，學好現代科技，包括AI，同時注重傳統文化修養，對于應對社會競爭和生活壓力都有好處，能讓心靈更自在，擁有更深厚的人文情懷。

李焯芬回憶，“前幾年，習近平主席來香港時，會見了我們一批科學家，他鼓勵我們說，大灣區將來是科技創新的高地，希望香港成為國際的創新中心。”他表示，“香港有國際化的經驗。像我們這些搞科技工作的人，和國外的同行維持著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合作，能幫助國家在創新科技方面與國際建立聯系，我們也希望做好這個工作。”

于是在大概兩三年前，他們組建了大灣區院士聯盟，把大灣區的院士專家組織起來，多與外國同行交流，經常舉辦各種研討會、國際會議，也前往國外加強交流，希望做好國際聯系，實現共同合作、共同進步。

最大的心愿：希望國家越來越進步

“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們國家越來越進步，大家的生活越來越好。”在采訪即將結束時，李焯芬語氣懇切地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的祝愿。

他感慨地回溯歷史，“想想五六十年前的‘文革’時期，很難想到中國今天能發展成今天這樣，科技進步、經濟發達。”展望未來，他期許道，“希望將來會更好，大家的精神生活也能豐富起來。現在國家非常重視傳統中華文化的培養，這實在是件大好事。”

▲李焯芬

李焯芬還透露，自己參與了“一帶一路”的相關工作，“‘一帶一路’推動我們到非洲等地開展基礎設施建設，這體現了中國人在自身生活改善后，‘兼善天下’的情懷，我們希望能助力其他國家的人文發展。”他進一步分析，“非洲不少地方人口平均年齡才20多歲，而歐美國家已經40多歲了，未來是年輕人的世界。要是能幫他們改善基礎設施，提升經濟條件，將來大家就能共同走向富裕，這是好事。”

談及國際合作的前景，李焯芬充滿信心：“對于未來，我持樂觀態度。我相信，我們一定能與其他國家攜手共進、共同發展，所有人的日子越過越好。”

采訪：朱順忠

編輯：許騰飛

視覺：李辰昊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