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對軍中失職將領的懲罰非常嚴厲，槍斃軍官并不少見。不管是雜牌軍，還是中央軍嫡系，只要作戰不力，他都能下得了手。從西北軍的韓復榘、石友三，到中央軍的張德能、廖齡奇，一律不留情面。

僅據不完全統計，抗戰八年中，蔣介石就槍決了27名將級以上軍官，其中包括上將1人、中將14人、少將12人。為什么到了解放戰爭，蔣介石卻忽然變得寬容，面對更嚴重的軍事失誤卻鮮有殺戮？他是真的改變了性格，還是另有原因？

1938年1月11日，蔣介石以北方抗日將領會議為名，將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韓復榘騙至開封，隨后押解至漢口。次日，國民政府撤銷其職務，改任沈鴻烈為山東省政府主席。1月24日，韓復榘以“臨陣脫逃，違抗命令”罪名，在漢口被處決。

上圖：蔣介石和韓復榘

與韓復榘命運相似的，還有中央軍將領廖齡奇。淞滬會戰后，他升任第58師師長，是蔣介石心中74軍的一員干將。1941年，第二次長沙會戰中，58師在春華山被日軍突破防線，傷亡慘重。蔣介石認定廖齡奇臨戰脫逃，10月22日將其槍決。

從這些例子看，蔣介石在抗戰時期，不論將領出身如何，只要戰事失利、影響重大，輕則撤職，重則處死，賞罰分明，毫不留情。然而，一進入解放戰爭，蔣的處理方式卻截然不同。

上圖：廖齡奇（1904-1941）

1947年初，粟裕率華東野戰軍發起魯南戰役。此役共殲滅國軍5.3萬人，其中包括整編第26師、第51師和第1快速縱隊，繳獲坦克24輛、火炮217門、汽車474輛。尤其是108毫米美式榴彈炮，一次性損失48門，是國軍極為寶貴的重型裝備。如此巨大損失，幾乎足以重創整個兵團戰力。然而，蔣介石并未追責，更沒有對相關將領處以極刑。

相比之下，抗戰中為區區一個師的敗退，蔣都可動用軍法槍決。在魯南戰役中，國軍不僅失地失人，更損兵折將，但最終卻無人因此承擔法律責任。

同年2月的萊蕪戰役，解放軍再次全殲國軍兩個主力軍，共計5萬余人，戰斗時間甚至不足三天。這些部隊本是王耀武麾下最為倚重的主力，武器精良，戰斗力強。然而一場戰役過后，幾乎全軍覆沒。王耀武在給下屬李天霞的信中坦言：此戰教訓深重，百年難忘。但蔣介石依舊未追究任何人的刑責。

5月的孟良崮戰役更是震動朝野。號稱“國軍第一主力”的整編74師，在戰場失去支援、情報被泄后，被華野圍殲，師長張靈甫戰死，整編74師全軍覆滅。如此重挫，本應引起高層震怒。最終，湯恩伯被撤職，李天霞雖遭軍法審查，但旋即被保釋，之后又升任73軍軍長。仍舊，無人為此丟命。

甚至在淮海戰役前，馮治安因手下兩個軍先后叛變，導致黃百韜被圍殲，直接動搖整個徐州集團軍防線。然而他也未受實質懲處。連孫元良都直言不諱地批評蔣：對馮過于寬容。

張靈甫在臨終前六天，曾致信蔣介石，控訴軍中賞罰不明、指揮失當。他話音未落，74師便灰飛煙滅。信中的話，仿佛成了預言。

與抗戰時期嚴厲的軍事懲戒形成鮮明對比，解放戰爭期間，蔣介石對將領的失敗明顯更加寬容。是什么導致這種轉變？

其一，是政治局勢發生變化。抗戰時期，全國一致對外，蔣介石擁有較強的中央權威。在這種背景下，樹立軍紀、震懾軍心至關重要。而解放戰爭時，民心向左，中央政府統治基礎動搖，蔣更需依賴這些將領維持軍隊運作，一旦大規模懲處，可能引發軍心動蕩，甚至造成高層離心。

其二，戰爭形勢不同。抗戰時，戰敗往往是被動防御所致，而將領退卻可被歸咎為懦弱或不服指揮。解放戰爭中，共軍主動進攻且戰法靈活，國軍處于被動。許多敗仗，并非將領懦弱，而是系統性失敗。此時再以軍法懲治，只會加劇士氣低落。

其三，是蔣對現實的妥協。隨著戰局不斷惡化，蔣介石手中可用之將越來越少，許多部隊一線換一線，已無多少戰力可言。在這種情況下，蔣寧愿遷就將領，也不愿“殺雞儆猴”，以免“兵無將，軍無心”。

總的來說，抗戰時期，蔣介石依靠鐵腕維護軍紀，通過嚴懲立威；而解放戰爭時期，他則出于現實考慮，對失敗將領“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希望以此維持軍隊運轉與高層穩定。

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其實都源于蔣介石對政權維系的不同階段性選擇。只是，這種選擇，終究也未能改變國軍節節敗退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