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由鄂豫皖蘇區部隊組建的紅四方面軍在湖北黃安七里坪正式成立。

此后的一年時間里，紅四方面軍在總指揮徐向前的率領下，主動跳到外線作戰并接連發起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四大戰役，先后殲敵6萬余人，創下了紅軍自反“圍剿”斗爭以來殲敵數量最多的一次記錄。

只是，任誰也不會想到，在這連戰連捷的空前勝利背后，一種驕傲自滿情緒正在隊伍里迅速蔓延開來，隨之而來的，便是高級指戰員層面的軍事冒險路線和主張。

這其中，又以鄂豫皖蘇區名義上負總責的沈澤民最為積極，用他在軍事會議上的慷慨陳詞來形容：

在這樣一種冒險、激進思想的指引下，四方面軍很快便經歷了自成立以來最危險，也是最慘烈的一次戰役——七里坪之戰。

對于沈澤民，晚年的徐帥曾有過這樣一句客觀評價：

沈澤民是文壇巨匠茅盾的弟弟，早年也是在哥哥的介紹下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期間深受紅色文化熏陶，以理論宣傳和革命辯論見長，是紅軍中公認的“才子”。

不過，剛剛由蘇聯返回上海、而后輾轉進入鄂豫皖蘇區尚不滿一年的他，同樣面臨著缺乏實踐閱歷和軍事斗爭經驗的瓶頸。

但在留蘇光環的加持下，沈澤民與同一時期去往紅一方面軍的博古、紅二方面軍的夏曦等人一樣，都被寄予了領導區域土地革命斗爭的厚望，因此也就無可避免的掌握著更多的話語權。

1932年7月，鑒于老蔣接連三次向鄂豫皖蘇區發動“圍剿”的嚴峻形勢，在夏店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沈澤民率先表態發言：

此言一出，幾乎所有四方面軍指戰員都投來了驚詫的目光。且不說爭取一省或數省勝利的目標顯得空洞抽象，僅就當時敵強我弱的現狀來說，能有的放矢的粉碎國軍每次“圍剿”就已經是來之不易的勝利了。

此時，一向沉默寡言的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站了出來，不好直接反駁這位總負責同志的他，隨即拿出了自己精心籌劃的一套方案：

一邊是冒險激進的主動出擊，一邊是立足實際的穩扎穩打，很顯然，徐向前的戰略得到了與會人員中的大多數支持。可即便如此，沈澤民依舊不為所動。他反復強調國軍主力已潰不成軍，無力組織“圍剿”行動，穩扎穩打的戰略只會給敵人茍延殘喘的機會。

隨即，徐向前再次起身，以嚴肅口吻反問沈澤民：

眼看雙方這么爭論下去也沒有什么結果，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便站出來替徐向前“解圍”，可不等他將部隊休整的話題說完，沈澤民又來了一通駁斥辯論二人你來我往，一時間又爭不出高下。

爭論到最后，一直未置可否的張國燾堅定站在了沈澤民的一面，并隨即下達了紅四方面軍主力南下攻打麻城的指令。

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慘烈的大戰即將拉開帷幕……

沈澤民之所以對麻城“情有獨鐘”，主要還是其所處戰略位置的特殊性。從地圖上看，麻城是位于鄂豫邊和皖西根據地的一扇大門，占領麻城，就意味著鄂豫皖蘇區將連成一片。

只是，沈澤民這邊能看到的，老蔣這邊自然也能看到。麻城一帶依山傍水，地勢險要，又是國軍重兵集結的軍事重鎮，想速戰速決拿下此地幾乎不太現實。

事后的麻城戰役進程，也大抵如徐向前戰前預料的那樣，在持續一個月的戰斗中，四方面軍雖消滅敵人一個旅、擊潰兩個旅，但自身傷亡同樣不容小覷。更為嚴峻的是，麻城久攻不下，使部隊很快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另一邊的老蔣，目睹四方面軍主力纏斗在南線，當即兵分數路進攻鄂豫皖蘇區。其中，攻勢最為猛烈的當屬老蔣“五虎上將”之一的衛立煌一路大軍，不僅沿途連克數城，最終目標更是直撲四方面軍腹地黃安而來。

起初老蔣是計劃穩扎穩打、緩步推進，但衛立煌卻主張率軍直插鄂豫皖腹地，不顧一切的拿下黃安，迫使四方面軍成為一支“孤軍”。

得知衛立煌率部逼近黃安城的徐向前，當即向隊伍下達了最為堅決的一次命令：

只是，經歷連續作戰的四方面軍戰士已是疲憊不堪，此時若再冒酷暑天氣急行軍，即便按時抵達黃安城，敵人以逸待勞的形勢也是難以避免的。

但身為總指揮的徐向前又沒有其他選擇，黃安是湖北革命的發祥地，黃安籍紅軍在四方面軍中占據相當一部分比例，一旦黃安有失，軍心士氣勢必會受到明顯的影響。

盡管回師黃安途中困難重重，但關鍵時刻，陳賡率紅12師力挽狂瀾，一舉擊潰了衛立煌的先鋒部隊、黃埔一期同窗李默庵率領的第10師。

面對突如其來的敗仗，衛立煌索性止步不前，利用我軍缺乏重火力和攻堅能力的短板，讓全軍就地死守苦耗。

徐向前一眼看破對方的真實意圖，也深知這樣苦耗下去紅軍早晚會被拖垮，于是便舍黃安而轉攻七里坪一帶陳繼承指揮的另一路國軍。只要打掉了陳繼承所部，孤立無援的衛立煌也將不戰自退。

1932年8月15日，七里坪之戰打響后，陳繼承當即下令全軍猛攻。也正因如此，雙方數萬人馬混戰在一起，反而為裝備劣勢、遍布大刀長矛的紅軍掌握戰場主動權創造了條件。

七里坪一仗持續了一整天，雙方人馬都已拼紅了眼，慘烈之狀早已不言而喻。至傍晚時分，陳繼承的人馬率先敗下陣來，被紅軍一路追趕至筆架山地區。陳繼承為避免全軍覆沒，極力主張撤退，但衛立煌卻力主死守筆架山，繼續拼消耗。

這樣不惜一切代價，哪怕拼光老蔣嫡系家底也要耗到最后的戰法，讓徐向前在驚嘆之余無奈下達了全軍向西撤退轉移的命令。

七里坪之戰以四方面軍傷亡2000余人、犧牲一位副師長、一位旅長、七位團長的慘烈代價，取得殲敵3300余人的艱難“勝利”，屬實讓全軍指戰員們意難平。

七里坪之戰過后，四方面軍與衛立煌追擊部隊先后在河口鎮、扶山寨等地進行了幾次規模化戰斗。在此期間，紅12師師長陳賡右腿中彈，身負重傷。由于醫療條件有限，傷口出現惡化的他只得躺在擔架上指揮戰斗。

這之后，四方面軍被迫放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踏上前往川陜交界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征程。作為軍中赫赫有名的戰將，陳賡被徐向前舉薦出任四方面軍參謀長一職。

不過，出于不拖累部隊整體轉移效率的考慮，再加上自己傷口惡化亟待徹底根治，陳賡索性在婉拒徐向前好意的同時，主動提出前往上海治療。面對臨別之際前來探望的徐向前，陳賡百感交集的說道：

心思縝密的徐向前又豈會不知陳賡對此戰傷亡慘烈的窩火，他更清楚包括陳賡在內的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對張國燾費盡心機的排斥異己、揮刀相向深惡痛絕。

其實，除了陳賡之外，受七里坪之戰打擊影響最深的大概就是沈澤民了。在徐向前看來，沈澤民雖然有些固執，在被勝利沖昏頭腦的情況下好心辦了壞事，使大好局面惡化，但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又是一位可圈可點的指戰員。

在鄂豫皖蘇區危如累卵的情況下，他主動選擇在敵人反復“圍剿”的危機中苦苦支撐，重建紅軍部隊并團結根據地軍民奮戰，能做到這一點已實屬不易。

在次年10月的一次會議上，沈澤民主動向四方面軍指戰員們作了深刻檢討：

此時的沈澤民因積勞成疾，外加感染肺結核，為不連累部隊，他主動選擇在山區養病。臨行前，他將好友瞿秋白贈送的手表轉贈給重建紅25軍的徐海東，又將附帶自己最后檢討書的一件衣物交給好友成仿吾，請他轉交上海臨時中央。

完成這些后，沈澤民于1933年11月20日在天臺山病逝，終年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