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世界上那么多古文明，真能一直熬到現在、還活得滋潤的，沒幾個。

德國專家盯著中國研究半天，最后蹦出一句話：中國之所以能崛起，因為沒搞一個“全國信一教”的事兒。

你說這是不是戳中肯綮？他們倒也不是胡說，畢竟在古埃及，神權壓頂把人憋成了木乃伊；而中國呢，千年風浪過后還能穩坐釣魚臺，靠的就是那種“不讓宗教當老大”的通透。

“一個都不能全信”：德國專家看中國，真有一套

2024年9月23日，德國專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了句讓人有點出乎意料的話。他們說，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少數幾個從古代文明延續到今天的國家，并且還能迅速崛起，關鍵在于：沒有讓某種宗教變成全民族統一信仰。

這可不是閑聊八卦，這是德國社會學界的共識。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在很多文明中，宗教往往和國家權力糾纏在一起，統治者本身就是宗教領袖，這樣一來，政治就成了信仰的附庸。

比如古印度，婆羅門說誰是賤民，誰就真成了賤民；古巴比倫，神廟就是銀行，也是監獄；中世紀的歐洲，國王打仗得看教皇臉色。但中國從沒這么干過。

德國人觀察得細：中國歷史里最顯眼的思想體系是儒家，而儒家不是宗教。它講的是為人處世、治國理政，管你拜不拜神，只看你做人行不行。

中國的民間信仰確實豐富，佛教、道教、民俗信仰應有盡有，但從來沒人強迫全國人民信一種，也沒有哪個教主敢跳出來說自己能代表天命。更關鍵的是，這些宗教從沒染指過“政權”二字。

這也是德國人最佩服的地方：宗教在中國被當成“個人選擇”或“文化方式”，不是拿來當“國家架構”的。

他們說得很直接：這點，就是中國制度長期穩定的根子所在。

“眾神之國”變“僵尸之地”：古埃及的沉默啟示錄

中國不全民信教，跟誰比都行，最典型的反例就是古埃及。

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就已經全民信教。不是你愿不愿意信的問題，而是你不信你就不是人。他們的法老自稱“神在人間的代表”，宗教不僅是信仰，更是國家機器的核心。

別看他們蓋金字塔、做木乃伊一個賽一個的精致，其實是整個國家都在圍著宗教運轉。法老既是政治首腦又是神職首腦，連出征打仗都得算卜時辰。

更離譜的是，古埃及的祭司集團逐漸變成了“國家中之國”。到新王國時期，這些祭司擁有土地、財產、軍隊、教育系統，連法老都得哄著他們高興。

最典型的一次崩潰發生在公元前1351年左右，法老埃赫那吞試圖推行一神教改革，想削弱祭司權力，結果幾乎被宮廷反撲壓垮。改革失敗后，埃及再也沒有出現強勢中央，直到被外族入侵為止。

德國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宗教之所以毀掉這些文明，原因不是它有神話故事，而是它讓國家制度僵化，變成了無法調整的信仰牢籠。

而且宗教的“教義剛性”很可怕。一旦權威來自神意，就沒人敢質疑，也沒人敢試錯。

德國人說，這就像把國家按進一口神壇里，祭完了人、再祭國家。

而中國呢？信歸信，拜歸拜，但關鍵時刻，上層制度永遠不是靠神示，而是靠理性安排。

“一碗水端平”：中國歷史上宗教是怎么“夾著尾巴做人”的

說到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不得不提“儒法并用”。這不是套話，是魏文侯在戰國初年就親自操作的一項政治工程。

他一邊請了李克這樣的法家重臣制定律令，強化國家機器；一邊又拜訪卜子夏等儒學大師，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路給治理定調。這是中國最早的“二元平衡體制”：法管規矩，儒定倫理。

關鍵在于，這兩種體系都不是宗教，它們不涉及“神圣不可違”，而是“人事可商量”。

佛教傳入中國后，被儒家規范；道教雖然本土出身，也得講“清凈無為”配合治國；民間信財神、拜祖宗，也沒人說能替天行道。國家層面從來沒給任何宗教開綠燈讓它當老大。

德國學者看得明白：正因為中國沒有一個“全民宗教”，才能維持“多元但不亂”。

現代中國在這一點上延續得更徹底。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立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前提是宗教不能影響國家政策執行。

信仰自由和國家秩序兩手抓，宗教是信仰，不是執政工具，也不是社會調度器。

這點放眼全球，真不多見。德國學者表示，中國這種方式有效避免了因宗教激化產生的對抗和動蕩，讓國家能把心思放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

所以說，當年沒讓哪種宗教爬到國家頭上，今天就能把國家撐得住。

參考資料

我國主流宗教觀的歷史變遷與當代創新 - 中文核心期刊 - 2016年第4期

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儒治世” - 共產黨員網 - 2014-12-10

中國古代治國實踐中的“儒法并用” - 《國家治理》周刊 - 2015-01-25

世界觀年終策劃：埃及--宗教與國家的永恒沖突 - 搜狐專題 - 2017

古埃及的宗教信仰 - 知乎專欄 - 2023-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