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記者 侯佳欣 楊林宋 韓金序）“大夫，我這是個什么病？去了好多家醫院了，片子也拍了不老少，有醫生懷疑是脊髓空洞癥，但不敢確診，協和是我們最后一站，看不好就回家去了……”

北京協和醫院住院區內，來自神經內科、腫瘤科、放射科等多學科的專家擠在會議室內，給一位輾轉多地卻始終未能確診的患者會診，北京協和醫院放射科主任馮逢也是其中之一。拿起磁共振結果后，她心中有了底。

“正常情況下，磁共振中是看不到脊髓中央管的，但片子中的中央管如此清晰，表明已經出現了脊髓空洞的形成，至于其是繼發還是原發，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分析。”馮逢說，幾十年前，受限于設備等因素，這種病幾乎只有在尸檢中才能完全確定，但隨著技術的發展，如今已經不再是無解的難題。

在這里，來自五湖四海的疑難雜癥患者，都可能覓得一線生機。在這背后，除了醫生精湛的醫術外，影像設備的診斷同樣不可或缺。北京協和醫院放射科成立于1919年，是國內最早開始應用放射線治療腫瘤的醫院。過去9年，在復旦大學醫學管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醫院及專科聲譽排行榜上，北京協和醫院的放射科一直居于榜首。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北京協和醫院放射科主任馮逢。受訪者供圖

追趕技術浪潮是放射科醫生的“必修課”：設備不是冰冷的儀器，而是醫生治病救人時的另一雙眼睛

北京協和醫院放射影像科一間檢查室內，一臺嶄新的7T磁共振成像設備正靜靜矗立在正中央。馮逢輕撫著這臺即將投入使用的尖端設備，眼中滿是期待。“這是目前全球技術最復雜、場強最高、可臨床應用的磁共振成像系統了，在大腦如果常規3T設備呈現的是標清畫質，那么這臺7T磁共振成像設備帶來的是1080p的超高清畫質……”

作為一個高度依賴設備的科室，追趕技術的浪潮成為放射科醫生的“必修課”。回憶起早年工作的場景，馮逢頗為感慨，“我剛來那會兒，科室僅有一臺CT機，掃描一層圖像需要近一分鐘，增強檢查全靠手推造影劑，玻璃針筒又粗又重，年輕的女醫生得用肚子頂著才能推進藥液。”

彼時，正處于起步階段的醫學影像技術，幾乎是處處都是空白。但這種情況很快就有了改變。1994年，醫院引進了第一臺0.3T核磁共振設備；2003年，醫院引進了3T磁共振成像設備；如今，協和放射科已裝備國產5T、進口7T超高端磁共振，數據分辨率達到0.2毫米，AI輔助診斷系統實時分析海量影像。

在她看來，這些設備從不是冰冷的儀器，而是醫生治病救人時的另一雙眼睛。

“在腫瘤的早期篩查方面，放射科的影像檢查技術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馮逢說，就拿乳腺癌的早期發現來說，乳腺鉬靶X線檢查結合乳腺MRI檢查，能夠發現微小的鈣化灶和軟組織腫塊，大大提高了乳腺癌的早期診斷率。

她進一步表示，放射科配備的磁共振成像（MRI）設備也堪稱一流。這些設備具備多種高級成像功能，例如擴散加權成像，能夠清晰地顯示腦組織中的微小病變，對于早期發現腦梗死等疾病具有重要意義；磁敏感加權成像（SWI）則對腦部微出血、血管畸形等病變的檢測極為敏感。

“多排螺旋CT機也是放射科的得力設備之一。在肺部疾病的篩查中，能夠以極短的時間完成全肺的薄層掃描，對于早期肺癌的發現率大大提高。”談及放射科內的設備，馮逢簡直如數家珍。面對影像技術發展，馮逢始終保持著開放和進取的態度。她常說，作為放射科醫生，我們既要讀懂影像背后的病理變化，更要理解技術發展的臨床價值。

北京協和醫院放射科主任馮逢正在查看影像診斷情況。受訪者供圖

在細微神經紋理中捕捉病灶的蛛絲馬跡：放射科不再是“照相館”，而是輔助診療決策的“智囊團”

“大夫，我這個是帕金森嗎？”

在北京協和醫院西區，有一間診室專門為放射醫生而開，來這里的患者往往抱著大摞片子，想要尋求一個答案。

馮逢的專攻領域是神經影像，這也是影像醫學中最難的一個分支。門診時，她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神經性退行疾病。過去，這一類疾病很少用到影像，主要是根據臨床綜合診斷，但如今神經影像幾乎已經不可或缺了。

“我們可以通過影像，先排除其他器質性病變，然后縱向去觀察這些患者的腦萎縮狀態、速率。”馮逢說，這些信息對于臨床診斷及疾病愈后都有很大幫助，而且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對神經疾病的病譜。

在她的門診中，也有一些患者其實已經知曉了結果，但還是渴望轉機，每當這種時刻，馮逢能做的就是安慰。“診斷報告是冰冷的，但患者需要的是化解焦慮的溝通。”

她有時也開玩笑說，過去放射科被戲稱“照相館”，拍完片子寫報告就算完成任務，現在情況則大不相同了。除了門診上答疑解惑，放射科在臨床治療中也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如今，放射科不僅是臨床醫生的“放大鏡”，更是診療決策的“智囊團”。

馮逢介紹，放射科在心血管疾病的診斷和風險評估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在心肌病的診斷中，通過心臟MRI的心肌標記技術，可以準確地分析心肌的運動情況，對心肌病進行準確的分型診斷。

“舉例來說，血管外科做頸動脈內膜剝脫術，主要解決的是腦灌注不足的問題，然而過去的技術水平，無法對腦灌注不足提供一個直觀的評價。”馮逢說，那個時候評定腦灌注不足是否有所緩解，主要是依靠超聲影像檢查中的頸動脈狹窄是否解除，以及一些神經科癥狀。

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腦灌注不足的的評定有了更直觀的數據。“原來標記全腦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全面判斷側支循環的情況，現在，我們不僅可以單獨標記任意一支動脈，還能通過影像手段預測是否可能會出現過度灌注的情況，從而避免危險情況發生。”

除此之外，放射科不僅是診斷，在治療上也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

“比如經皮穿刺腫瘤消融術，包括射頻消融、微波消融等技術，在放射科影像的精確引導下，將消融針準確地插入腫瘤組織內，通過高溫或低溫的作用使腫瘤組織壞死，達到治療腫瘤的目的。”馮逢介紹，這種方法對于一些不能耐受手術或者拒絕手術的患者是一種很好的選擇。

如今，北京協和醫院放射科已經能夠開展幾乎所有影像檢查。“2023年，我們累計開展影像檢查及操作數量(包括門診、急診、住院病人) 667436例次，其中普通X線年檢查數量185163例次、CT 年檢查數量327806例次，其中后處理32643例次、MRI年檢查數量146095例次、介入診斷和治療年檢查數量6678例次，X線造影年檢查數量1694例次。”馮逢說。

馮逢在安撫小患者。受訪者供圖

追逐的不僅是光影交錯，更是生命的真相：“技術會更新，設備會換代，但醫生的職業精神永不能丟”

“我父親是學雷達的，他總想讓我繼承他的技術夢。”馮逢回憶，我也是個技術迷，高中學工課上，老師安排大家組裝半導體收音機，很多人都覺得難以下手。從線圈到磁條，我一個人鼓搗了好幾天，最后拿了獲得了班里的最高分——96分。

“我父親一心希望我能和他一道去研究雷達，沒想到我卻當了小‘叛徒’，為此不理我了好一段時間。”馮逢笑著說，畢業后我選擇了放射科，我時常安慰他說，“雷達由相控陣來接收信號，而磁共振發出的射頻脈沖也是靠共振頻率來接收信號，我也算是繼承了你的衣缽。”

那個時候，馮逢的目光還是停留在儀器和設備上，“當時天天忙著和設備較勁，每天都是看片子研究病例，幾十年過去了，我慢慢地明白：在影像的世界里，我們追逐的不僅是光影交錯，更是生命的真相，”

“我們一生會看無數張片子，但病人診斷的機會也許只有一次，所以每一次都要全力以赴。”聽一線專家分析病例，觀摩高職稱醫師臨床診療、定期參加學術交流活動……多年來，馮逢始終保持著一顆學習之心，她一直相信，這些積累會讓她在下一次閱片時有更多底氣。

如今，年近花甲的馮逢已然成為這百年歷史“接棒人”。她坦言，這份責任大于榮譽。協和放射科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一代代人的堅守與創新。謝志光、徐海超、胡懋華、張鐵梁、嚴洪珍、朱杰敏、金征宇……一代代放射科主任，為協和留下了無數個首創和創新，也為中國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代放射科醫生。

從協和放射科走出過很多專家，他們奔赴全國各地的醫院，開創了當地的放射醫學事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乃至全國有20余家醫院放射科與協和放射科有著深厚的淵源。

“技術會更新，設備會換代，但醫生的基本功和職業精神永遠不能丟。”從“小醫生”到“頂梁柱”，馮逢沒有一刻放松過。如今，她帶領著年輕醫生走向臨床，“影像醫生不能只懂技術，還要懂臨床、懂溝通。我們要從幕后走到臺前，參與MDT，用影像數據指導治療決策。”

采訪結束時已接近一點，馮逢快速整理好桌上的資料，“下午門診，我就先走了！”話語尚未落地，她已抄起搭在椅背的白大褂走向門外。

正午的陽光透過落地窗射進來，將她的身影拉成一道修長的剪影，白大褂的下擺隨著她利落的步伐輕輕揚起，只留下一串清脆的腳步聲在走廊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