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48小時，中美雙方在倫敦達成的“基礎性諒解備忘錄”，相較于此前日內瓦取得的“突破性諒解”，展現出更強的制度韌性。

然而，美方代表在談判進程中的技術性離席及白宮隨后的細微姿態調整，均清晰傳遞出其戰略籌碼持續衰減的信號。

經過現實權衡，特朗普政府無論出于主觀政治考量抑或客觀環境壓力，都需尋求與中國達成某種程度的戰略穩定。

從各自發布的官方聲明措辭分析，中方在此輪博弈中顯然占據了更有利的態勢，為后續復雜的戰略互動奠定了基石。

美方首席談判代表貝森特返國述職，其核心議題及外界所謂中方“得分”的關鍵何在？

可靠信息源顯示，中方已重啟對美部分稀土元素的出口許可，盡管嚴格限定于民用范疇，此舉仍可視作美方供應鏈壓力的實質性緩解信號。

作為回應，美方亦表明將重新評估對華高端技術產品的出口管制清單。這種在各自優勢領域的戰術性調整，本質上是雙方“以長制短”博弈邏輯下的必然結果。

但全球技術權力格局正經歷深刻重組：中方賴以博弈的戰略支點依然堅固，而美方傳統的技術威懾優勢則面臨系統性消解。

白宮人工智能顧問近期公開承認，中美在人工智能基礎研發的代差正從約兩個季度縮短至一個季度，中方技術躍進速度遠超美方預期。

這種“代差”表述，實則反映出美方在技術自信受挫后一種勉強的認知調適。在AI應用場景拓展、基礎設施部署及政策支持體系等關鍵維度，中方非但無明顯短板，更能依托其獨特的治理效能與市場規模實施“不對稱反制”。

與此同時，美方引以為傲的核心算法及高端硬件等傳統優勢，其戰略溢價正因技術擴散與替代路徑的出現而急劇貶值。

深層技術競爭邏輯呈現雙重特征

其一，中美技術哲學與研發路徑的深刻差異，導致雙方AI發展呈現顯著的“體系異構性”，彼此均難以簡單復制對方模式。

其二，美方試圖憑借殘存的半導體優勢，特別是通過對先進AI計算芯片的禁運，在算力層面對華實施“戰略卡位”。然而，中國半導體產業生態的爆發式成長與多元算力解決方案的突破，正使此類技術遏制政策的效力加速流失。

包括英偉達與特斯拉領袖在內的產業巨頭已多次警示，美方技術封鎖不僅將導致美企喪失龐大的中國市場，更將實質性推動中國技術自主進程，最終在全球市場削弱美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遺憾的是，產業界的持續游說未能撼動政策，此次達成的共識亦未涉及對英偉達特定AI芯片禁售令的解除。

無論源于談判籌碼不足抑或是戰略焦慮作祟，美方所剩無幾的技術“杠桿”時效性正在迅速流逝，其對華政策工具箱漸顯空乏。

貝森特緊急返國，表面是履行向行政與立法機構匯報的程序要求，實則迫于形勢需重新梳理其談判策略與底線。

中美戰略談判具有全局性影響，此輪若無法取得進展，將直接制約美方后續與日、歐等關鍵盟友的協調，對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在戰略利益再分配中適度回應中國訴求，可能比安撫傳統盟友面臨更小的國內政治阻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輪倫敦談判建立了季度戰略對話機制及48小時高層緊急溝通渠道，表明雙方均有意構建更具韌性的長期危機管控框架。這或許反映出特朗普團隊對大國對抗潛在風險的忌憚，在面臨內部壓力加劇之際，亟需中國提供某種戰略穩定性作為對沖，構成一種不言自明的戰略交換。

未來能否在關鍵領域達成更具實質性的協議，既取決于美方對這一新機制的重視程度，更考驗其在對華政策中能否展現足夠的戰略理性和現實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