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歷史作家馬伯庸小說改編的劇集《長安的荔枝》于近日上線后，以濃烈的色彩、創新的架構、豐富的群像引來頗多稱贊。

與《長安十二時辰》背景相似，《長安的荔枝》的懸念同樣圍繞風雨欲來的玄宗朝，同樣建構了波詭云譎的權力生態。

不過，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古裝劇，馬伯庸的故事里雖然也有帝王將相，但他共情的對象始終是普通人，是真正組成了歷史的蕓蕓眾生。

推陳出新的史觀

馬親王IP有一個特質，即依托大眾的共識，對史實進行通俗易懂的復原。有句話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努力，就是在“其一”的基礎上建構“其二”。

例如大家都知道“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但給貴妃運荔枝的過程究竟有多少波折，又是什么樣的人在承擔代價，在以往的認知中則是空白一片。

又例如大家都聽過唐人審美偏好體態豐腴，卻不知道唐朝“以胖為美”的邏輯，是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人的體型和階層直接掛鉤。在窮人普遍吃不飽飯的年月，胖是一種專屬富人的特權。以胖為美的背后，其實寫滿了明晃晃的生存焦慮與暗戳戳的物質崇拜。

由此可見，歷史流傳的過程中既有大量留白，又不免產生誤會。

一方面，對此填補和澄清的過程十分必要；

另一方面，人的先入為主又是一股很強大的力量，這決定了推陳出新需要廣博的掌故積淀與高明的敘事技巧。

馬伯庸則深諳這種創新之道。即清楚共識而不滿足于共識，積跬步，聚小流，日拱一卒，循序漸進，終以新共識取代舊共識，為僵化的印象賦予可能性，還事情本來面目。

繼《長安十二時辰》闊別六年之后，在原班主創打造的《長安的荔枝》中，我們再次在一個傳奇故事的演繹下進入了馬親王的唐朝。

疲于奔命的小卒

與《長安十二時辰》相比，《長安的荔枝》中的長安顯得更加青面獠牙，故事的切入點，正是作為“職場牛馬”的主人公的無奈遭遇。

如李善德作為一個擅長偏學的基層小吏，無論是他“明算科”及第的學歷背景，還是他喜好鉆研的文化稟賦，都沒有在人際關系上帶來加成。相反，這個上林署里唯一認真做事的人，平日被同僚邊緣化，關鍵時刻被上司當作替死鬼。

同僚們雖不如李善德博聞強識，但也都大抵知道荔枝易腐爛，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因此從嶺南往長安運荔枝，可謂是板上釘釘的催命活兒。既然李善德是單位的異類，和大家都玩不到一塊去，那他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

在把這個可憐的小人物推進火坑之前，《長安的荔枝》有一處細微的妙筆。那就是作為單位領導的劉署令還是動了一絲惻隱之心，而這原本就有限的道德虧欠，隨著旁人“言之有理”的附議很快就煙消云散了。

具體是怎么打消的呢？且看這句把活人說死的歪理——“李善德雖然救活了那些苗木花草，可也耽誤了咱以后為此采買的理由啊，他這是把咱上林署變成了一潭死水。”

在一干同僚眼里，原來身邊那個侍奉花草的閑雜人，還長期堵死了他們損公肥私的套利空間，于是就只有“今日不除更待何時”的道理。

再如李善德的小舅子鄭平安，作為陪酒侍郎的他與主人公大異其趣，平日對權貴躬身示好，已經極盡諂媚之能事，但在靖安司興師問罪時，又命如草芥，他必須在任務辦砸后證明自己還有價值，否則下一秒就會人頭落地。

這對歡喜冤家無疑構成耐人尋味的對照：

李善德是死心眼兒、鉆牛角尖的軸人，鄭平安是會來事兒、八面玲瓏的頑主，但在無遠弗屆的權力面前，他們的待遇似乎并無不同，都是大人物們案板上的魚肉。

至于城門前被吊死的宋無忌，就更凸顯了權貴把持下的長安的面目猙獰。

真實的長安本就有這一面，例如李善德下班后意識到被算計，背景已然臨近宵禁，即便他當晚沒有在官衙中暈厥，應該也不能趕回家去。否則，電影《妖貓傳》里秦昊飾演的金吾衛，可以當街對他實施棍棒懲戒。

作為《長安的荔枝》故事背景板的里坊制與宵禁制，都是以往古裝劇鮮有涉及的唐代社會管理系統的冰山一角。

這種壓力和緊迫感，在同為馬伯庸原著的《長安十二時辰》中沒有更多體現，原因主要有兩點：

一是前作的背景落在上元節，是一年中少有不宵禁的日子；

二是前作人物的身份更高階，而《長安的荔枝》中的角色則更加平民、更加打工人、更加“牛馬”。

具體到《長安的荔枝》，李善德們包含“班味兒”、職場黑話和辦公室政治的“社畜”經歷，無疑更容易被當代觀眾共情。

畢竟比起公司，中式的職場更像朝廷。你以為你在做事，其實很可能是在侍君。只有領導可以當甩手掌柜，牛馬則不僅要對方案落地貫徹始終，還要懂得揣摩上意，提供不可或缺的情緒價值。

至于人到中年的觀眾，則有概率會對李善德貸款買房的因果感同身受：由于債務在身，所以肩上的韁繩絲毫卸不得，哪怕往長安運荔枝也在所不辭。

這種負重前行的生存狀態，真正是“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閑”。

窮奢極欲的盛唐

從某種意義上看，一個時刻給予李善德們壓力的唐朝，更接近那個被謬傳已久的盛世。

對普通人來說，皇權之下其實從無盛世。在這一點上，唐朝非但不是例外，還發生了一個重要轉變，即對作為制衡力量的貴族權的弱化。

歷史學家姜士彬（David Johnson）在《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中寫道：“《唐律疏議》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人們的地位在何時以何種方式被國家所褫奪，以及在國家的視野中，不再存在任何精英的社會集團。”

就在這部成文法典頒布前后，李家通過一場科舉制，消除了漢魏六朝以來的任官途徑，以至于唐太宗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到了大權獨攬的玄宗朝，鑒于舊的田賦制度運行不暢，李隆基便增設大大小小的財政使職，這正是劇中李善德“荔枝使”的背景。

在《長安的荔枝》中，接下燙手山芋的上林署監事李善德，是被折騰的對象；而在真實的玄宗朝，被轉運使、勸農使、租庸使、出納使、鑄錢使等間接稅務的征收者們折騰的，則是平民百姓。

這些手握全國性或地方性經濟事務攤派大權的特使，憑借奉旨斂財的底氣，所到之處自然是橫征暴斂，雁過拔毛。劇中那位右相，鼎盛時就身兼40多個使職。

至此，《長安的荔枝》的主題可作如下闡述——百姓們尚未吃飽，貴人們卻想吃好，滿足不了貴人們的口腹之欲，就得有人吃不了兜著走。貴人啖碎的是荔枝，可運送荔枝的鬼門關前，一路都免不了“吃人”。

在李善德的遭遇中，無論從嶺南運荔枝去長安的計劃多么荒誕，多么奇葩，多么不切實際，都不會有人提不同意見。畢竟發號施令者的權威，此刻已然不受任何約束。

用內侍魚朝恩的話說：“圣人口含天憲，他說什么，咱們這些做臣子的，唯有應承的份。你想提醒他，莫不是你比圣人還聰明？”

非但如此，魚朝恩等人還看到了渾水摸魚的機會，例如那句“沒有他（指李善德），我們就沒有那么多活了”，就有一種非常時期斂非常之財的風范。

不過，錯誤的締造者免于承擔后果，并不代表錯誤從始至終不存在，只是不管它有多么嚴重，都被系統向下、向外、向他人強行做了轉嫁。這一罪責遞送與風險轉嫁機制，害苦了我們的主人公李善德。

從這個意義上說，上位者是沒有權利犯錯的，哪怕是一個微小的錯誤也不行，因為他們一個思慮不周，一個疏忽大意，一個想當然耳，就會造成消極的連帶反應，就會批量生產不可逆的悲劇，就會給不計其數的無辜者帶去滅頂之災。

故事中毫不知情的李善德，就是“皇帝新衣”之下首當其沖的代價。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權力系統壓力傳導的具象化，看到時代的一粒沙，落在主人公的身上就變成了一座山。

圣人言出法隨，手令在內庭轉了一圈，右相擺擺手，厄運就傳給了司農寺，司農寺不敢接，向下落入上林署，上林署職責所系，再無下家可落，作為最基層的李善德只得承擔所有。

用李善德好友韓洄的話說：“皇帝詔令無可取消，那么最好能尋一只替罪羔羊，能把這樁差事接了。做不成，死了，才天下太平。良元兄可玩過羯鼓傳花，你便是鼓聲住時，手里握花的那個人。”

只要這樣一種機制持續存在，每個人都可能淪為李善德。無論給荔枝保鮮這件事本身，是否還足以成為一樁時代難題。

No.6399 原創首發文章｜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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