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文。”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文獻典籍浩如煙海。受到兵燹之災等歷史因素的影響，文獻要在漫長時光中保存下來并非易事。就以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來說，共計兩萬多卷，目前存世的有800多卷、400多冊，僅占全書的4%。而且，一種古籍又往往包括諸多版本，選擇收錄哪一種版本，需要研究人員如偵探般抽絲剝繭進行研究。

古籍文獻整理與研究，這是一門典型的“冷門絕學”：入行門檻高，出成果周期長，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總是缺乏有力“籌碼”。

如何焐熱“冷門”，讓“絕學”代有傳承？在山東大學中心校區文史樓北樓二層的校經處，駐守著80多位古籍守護者。經過代代學人接力，《杜甫全集》《四庫全書》《永樂大典》等古籍得以校注、傳承。如今，帶領眾多年輕人從事這項“冷門絕學”研究的正是山東大學文學院講席教授杜澤遜。

日前，在他一手創辦的校經處，杜澤遜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把最好的年華用在有價值的事業上

走進山東大學中心校區文史樓，歷史的厚重氣息撲面而來。在這座不起眼的小樓中，隱藏著國家清史工程重大項目《清人著述總目》工作處、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委托重大項目《日本藏中國古籍總目》工作處、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十三經注疏》匯校工作處，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永樂大典》整理工作處等諸多重大項目。

歷經多年，《永樂大典》存卷的全部標點工作已經完成，正式進入出版流程，最快兩年內將以標點本形式重現。“擇一事，終一生。但古籍整理得是幾輩子的事情，一輩子還是太短。”從事古籍整理研究近40年，山東大學文學院講席教授杜澤遜培養的經學人才已遍布全國。

古籍整理與研究，是需要靜下心來坐冷板凳的“苦”活。在山東大學校經處，年輕人每天至少花4小時埋首校勘、標點、注釋……快節奏的時代，究竟是什么讓年輕人能夠每天沉浸在這些看似枯燥的基礎工作中？是代代傳承，更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熱愛。正如杜澤遜所言，“把最好的年華用在有價值的事業上，樂在其中。”

談起與古籍有關的點點滴滴，杜澤遜充滿激情。還在讀中學時，擔任語文教師的父親就送給杜澤遜一本徐振貴編著的《〈紅樓夢〉注釋》，那是最早的古文獻研究啟蒙。考上山東大學后，濟南市緯三路上的古籍書店就成了他的另一個圖書館。1981年，國家恢復古籍整理工作。彼時，我國古籍整理專業人員70%都在高校。也是從那時起，杜澤遜堅定選擇了古籍整理與研究作為讀研的方向，因為“這是一項神圣且重要的事業”。

1987年，杜澤遜留校任教，擔任文獻學家王紹曾教授的助教，開始全身心地投入文獻典籍整理研究工作。初入職場，杜澤遜就參與了教育部古委會項目《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當時研究條件比現在差得多，古籍整理主要依賴人工。”杜澤遜回憶，團隊所有人就靠手寫卡片、排卡片，把清朝人的著作逐一登記，形成一部記載清朝人著作的書目。這項成果獲得了2002年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

1992年，國務院第三次古籍整理規劃會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著名學者周紹良在大會分組發言時指出了《四庫存目》的重要性。從報紙上讀到相關發言后，杜澤遜倍受鼓舞，撰寫了《四庫存目標注敘例》并發表在國務院古籍小組《古籍簡報》上。也因這篇文章，他獲得了加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出版計劃的“入場券”。

“這是當時我國古籍整理研究最高級別的項目。對一名20多歲的年輕人而言，這真是可遇不可求！”于是，從1994年開始，杜澤遜便開啟了北京、濟南的雙城生活，他常常是在北京做研究，然后再坐一夜火車硬座，回濟南給學生上課。在一節課不落的情況下，他作為總編室主任完成了這項工作。1997年10月底，《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工作完成。在叢書編纂過程中，杜澤遜閱覽“存目”書籍善本5000余種，叢書共計1200冊、200多萬頁。此后，他又把目標定在《四庫存目標注》，直到2007年，這套書最終出版。

杜澤遜的研究成果《四庫存目標注》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受訪者供圖）

總得有人做“看不見”的鋪路人

做文獻學研究，酸甜苦辣并存。在30出頭的年紀，因參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項目，杜澤遜在學界嶄露頭角。多年后回頭看，他深知其中的不易。這份堅持背后，離不開前輩“領著做”的支持。眾多前輩俯首躬耕多年，排除萬難也不曾放棄古籍整理與研究的奉獻精神，成就了一代人的精神坐標。

直至今日，杜澤遜依舊清楚記得陜西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長黃永年對他的鼓勵。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項目總結大會上，黃永年直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成果有兩項，一項是1200冊的大書，還有一項成果就是杜澤遜的《四庫存目標注》。

“黃老在臺上看著我，叮囑我要快快做，作為一名坐在臺下的青年人，真是感動。”杜澤遜感慨，即便當時參與的這些重大項目并未認作成果、給評職稱加分，但他依舊干勁滿滿。

“鋪就高鐵的路上，總得有人甘心做‘看不見’的鋪路人。不能因為一件事情沒有顯示度就自我放棄。”不過，他也坦言，時移事遷，對當下的年輕人來說，要想完成古籍研究的接力跑，還需要給予更多實實在在的獎勵。

很多古籍整理項目周期較長，說“十年磨一劍”并不為過。例如，《杜甫全集校注》歷時近40年、經三四代學者的接續努力終面世；《清人著述總目》歷經19年，先后400余人參與項目；《永樂大典》則由70多所高校200多位師生前后耗時三年多整理尚未完成……相形之下，多數高校對研究人員的考核評價卻是希望“多出成果、快出成果”，這就導致一些從事古籍保護的研究人員在全身心投入一項意義重大的工作后，因為不符合現行評價的要求，短時間內未必能從中獲得世俗的獎勵。而這，也是這門“絕學”一度面臨人才斷層的原因之一。

古籍整理不僅很小眾，很多時候，耗時整理的成果也難以界定。比如，古籍的標點算不算創新，還存在著爭議。又如《史記》《資治通鑒》的著作權在司馬遷和司馬光，而整理者的創造性和貢獻常被忽視。即便是參與了國家級重大項目，如果并非項目第一負責人或是第一作者，埋首書桌數載取得的成果依舊很難納入評價體系……杜澤遜坦言，如果不能破除“一刀切”和唯論文的評價體系，提供多元、長周期的支持，在指標的“捆綁”下，更多年輕人恐怕會知難而退。

為此，在杜澤遜牽頭的項目中，他不僅鼓勵年輕人挑大梁分書、分卷整理，也鼓勵他們署名為第一作者。從教以來，跟著杜澤遜做過科研項目的學生已接近500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在從事項目中發現學術問題，發表諸多成果。

“我認為，不僅要尊重知識、尊重勞動，也要讓更多學生在研究中有獲得感和成就感。”杜澤遜說。

“盛世修文”是囑托更是激勵

隨著人工智能（AI）時代的來臨，全球范圍內，多所高校掀起“文科縮減潮”。

“語言文字學之所以被稱為‘小學’，正因為它一直是邊緣學科，在當下還有必要大力發展嗎？”“如果AI可以做精確句讀，我們是否需要這么多經學人才？”……近年來，杜澤遜的耳邊，類似的質疑之聲不時響起。對此，他的看法是，“研究方向雖然小眾，但對人才素質要求可不低。由于這項冷門絕學事關中華文化傳承的特殊使命，從長遠計，反而對從業群體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時，杜澤遜曾當面詳解《四庫全書》并匯報《永樂大典》存卷綜合整理研究情況。“在蘭臺洞庫，總書記多次提起‘盛世修文’。”杜澤遜說，這些叮囑更加激勵著他，要培養更多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者、接班人。

在他看來，高端經學人才的基本功，正是能看懂別人看不懂的古書，能標點別人標點不了的古書。當前，仍有大量古書沒有標點。縱然借助AI工具目前已可以完成一部分句讀標點的工作，甚至準確率有時可以高達90%。“但問題在于，誰來當裁判、評判孰對孰錯呢？”杜澤遜舉例說，就好比大家看不懂書時往往要查詞典，“當下頂尖高校要培養的不僅僅是會查詞典的人，更是會編詞典的人。”

為培養中國古典學術專門人才，山東大學于2012年設立尼山學堂。作為培養基地，這里從在校一年級本科生中選拔具有中國古典學術（即國學）愛好的學生。目前，尼山學堂有過半學生從理工科轉專業而來，覆蓋山東大學20多個學科專業方向。他們之中，絕大多數在本科階段就已在國家級項目中錘煉過硬本領，發表過多篇高水平論文。

“一個學者，沒有參加過重大學術工程，就好像一個士兵沒有上過戰場實戰，很難成長為優秀指揮員。”作為尼山學堂班主任，杜澤遜深感自豪，如今這群文理兼修的學生正結合大數據技術，將點校版古籍上傳到數據庫，讓更多熱愛經典的讀者們得以免費閱讀、學習、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