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我國成人人群中約有4570萬支氣管哮喘（簡稱哮喘）患者，占總人口的4.2%。然而，在龐大的哮喘患者群體中，僅有44.9%的患者病情得到控制，其中的34.5%未得到良好控制。由此可見，哮喘已成為我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基于此背景，康迅網有幸邀請到天津大學海河醫院李莉教授，從2型炎癥機制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哮喘管理新篇章。

專家簡介

天津大學海河醫院 李莉教授

主任醫師、碩士研究生導師

天津大學海河醫院（天津市海河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 主任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肺功能學組 委員

中國醫師協會呼吸醫師分會 委員

中國老年保健協會呼吸專委會 副主委

中國醫藥教育協會慢性氣道疾病專委會 委員

天津市呼吸疾病專科聯盟 主席

天津市醫學會第八屆理事會 理事

天津市醫師協會呼吸醫師分會 副會長

天津市醫療健康學會肺康復專委會 副主委

天津市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 常委

天津市醫師協會變態反應分會 常委

天津市體外生命支持協會 常委

天津市整合醫學會重癥感染專委會 常委

天津市預防醫學會過敏病預防與控制分會 常委

主持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子課題1項、省部級重點項目1項、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2項，發表SCI論文20余篇。

一、2型炎癥驅動哮喘核心病理

1.概述

哮喘是由多種細胞包括嗜酸性粒細胞、肥大細胞、T淋巴細胞、固有淋巴樣細胞、中性粒細胞、平滑肌細胞、氣道上皮細胞以及細胞組分參與的慢性氣道炎癥性疾病，臨床表現為反復發作的喘息、氣短、胸悶、咳嗽等癥狀，不典型者可僅以咳嗽或胸悶為主要臨床表現。

哮喘是慢性氣道炎癥性疾病，2型炎癥是常見的炎癥類型，現已發現50%~70%的哮喘與2型炎癥有關，在重度哮喘患者當中，2型炎癥的比例更高，超過75%。

2.隨著發病機制研究的深入，2型炎癥成為哮喘炎癥分型的關鍵判斷維度

· 全球哮喘防治創議（GINA，2019—2025年）：重度哮喘患者應評估其炎癥表型。根據2型炎癥水平可分為2型哮喘和非2型哮喘。

· 支氣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與2020年版相比，表型及內型的評估中新增2型炎癥評估，提醒注意2型生物標志物的檢查，用于指導個體化精準治療。

不僅如此，在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哮喘專病建設中，已將評估2型炎癥作為考核指標，詳情見表1。

表1 哮喘專病建設中2型炎癥評估的相關考核指標

注：哮喘為支氣管哮喘；ICS為吸入性糖皮質激素；LABA為長效β2受體激動劑；為嗜酸性粒細胞；FeNO為一氧化氮；IgE為免疫球蛋白E

3.根據2型炎癥存在與否的哮喘分型：臨床特征與分子機制差異（表2）

表2 2型炎癥與非2型炎癥哮喘的特征差異

注：IL為白介素；IFN為干擾素；TNF為腫瘤壞死因子；Th為輔助性T細胞；ILC為固有淋巴細胞

4.2型炎癥是哮喘的重要可治療特征

（1）可治療特質是：①具有臨床重要性（例如與哮喘發作等不良健康結果相關）；②可識別和測量；③對治療有反應（可治療）。

（2）一氧化氮和嗜酸性粒細胞可作為預測/評估哮喘疾病進展的重要指標。

二、靶向生物制劑引領哮喘治療新方向

從GINA 1995指南首次提出哮喘分級治療框架，以癥狀嚴重程度為核心劃分治療階段，到GINA 2014指南明確哮喘個體化治療，直至GINA 2023指南提出更高的目標——臨床緩解，哮喘的治療和管理已經進入個體化精準管理時代。

其中，靶向生物制劑的出現是哮喘管理的重要突破之一。靶向生物制劑可不同程度抑制炎癥信號通路。

1.抗免疫球蛋白E（lgE）單抗：奧馬珠單抗通過阻止IgE與其高親和受體的結合和抑制肥大細胞上IgE受體的表達發揮雙重作用機制。

2.抗白介素（IL）-5單抗：美泊利珠單抗和本瑞利珠單抗結合并抑制IL-5，以防止IL-5結合其嗜酸性粒細胞受體并減少下游嗜酸性粒細胞炎性反應。

3.IL-4/IL-13及相關單抗：度普利尤單抗IL-4Rα的單抗，可以阻斷IL-4和IL-13信號，減少2型炎癥。

4.抗胸腺基質淋巴細胞生成素（TSLP）單抗：Tezepelumab與TSLP結合并阻止其與受體復合物相互作用，從而阻止TSLP攻擊免疫細胞，并防止促炎細胞因子的釋放。

GINA 2025指南推薦基于是否有2型炎癥表型選擇生物制劑的決策路徑（圖1）。而生物制劑也為臨床帶來了多維度的獲益，包括降低哮喘急性加重風險，改善肺功能，減少口服糖皮質激素的使用劑量。

注：ICS為吸入性糖皮質激素；LABA為長效β2受體激動劑；IgE為免疫球蛋白E；IL為白介素；EOS為嗜酸性粒細胞；FeNO為一氧化氮；TSLP為胸腺基質淋巴細胞生成素

圖1 基于重癥哮喘表型的靶向2型炎癥生物制劑選擇策略

然而，根據現有的研究數據來看，生物制劑治療哮喘病例的疑似不良反應中，約有41.3%應被歸類為嚴重事件，顯著高于其他適應證（15.7%）及全數據庫參考組（32.3%），生物制劑仍需累積更多的安全性數據。同時，哮喘生物制劑經濟可及性不足，在我國的使用率相對較低，僅為3.5%。由此可見，生物制劑的選擇仍需綜合考慮患者的生物標志物水平、臨床特征、經濟因素及患者偏好。

小結

· 我國哮喘患病率高，且哮喘患者控制情況不佳，診治現狀不容樂觀；隨著發病機制研究的深入，2型炎癥成為哮喘炎癥分型的關鍵判斷維度。

· 靶向生物制劑的出現是哮喘管理的重要突破，然而生物制劑的長期安全性需進一步評估，并且現有生物制劑靶點覆蓋不足，非2型哮喘仍缺乏特異性靶向藥物。

撰稿專家丨天津大學海河醫院 李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