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意建交55周年之際，回望兩國文化交流史，文明互鑒始終是雙邊關系發(fā)展的永恒主題。自18世紀意大利“中華學院”創(chuàng)立伊始，以《聊齋志異》《論語》《紅樓夢》為代表的中國典籍便開啟了在亞平寧半島的傳播歷程。通過一代代漢學家的精心譯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獨特的藝術魅力與人文精神，持續(xù)向意大利讀者展現(xiàn)跨越時空的價值。

《聊齋志異》的域外傳播

清代文學家蒲松齡所著的《聊齋志異》以其深邃的思想內涵與卓越的藝術成就，自問世以來便廣為流傳。《聊齋志異》的外文譯介最早可追溯至明治初期的日本，神田民衛(wèi)、石川鴻齋、宮崎三昧等漢學家率先開啟了對這部中國古典小說的日譯歷程。進入20世紀后，柴田天馬、田中貢太郎、松枝茂夫等知名作家、學者相繼加入譯介行列，形成了選譯與全譯并重、復譯迭出的繁榮景象。

在《聊齋志異》西傳的歷史圖景中，意大利占據(jù)開創(chuàng)性的地位。1878年，時任羅馬大學教授、著名東方學家卡羅·瓦倫哲安尼將其畢生珍藏的中國典籍捐贈給羅馬維克托·伊曼紐爾二世國立圖書館。這批珍貴藏書目錄中赫然收錄了兩部《聊齋志異》：十六卷本的《批點聊齋志異》和但明倫評點的朱墨套印本《聊齋志異新評》。瓦倫哲安尼在編目時將該書譯為“書房閑趣”，并特別稱贊其“語言純粹而優(yōu)雅”的文學特質。瓦倫哲安尼的批注簡練而準確地抓住了這部中國古典文學杰作的語言藝術特征，為西方世界理解《聊齋志異》的文學價值提供了最初的參照框架。

“西醫(yī)儒生”的意文譯介

20世紀，《聊齋志異》在西方的譯介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一成就主要歸功于意大利漢學家儒拉的開拓性貢獻。

儒拉命運的轉折始于一次偶然的東方之旅。1894—1896年間，儒拉參加了“克里斯托弗·哥倫布”號的環(huán)球航行，其間在中國香港、澳門、廣州、上海等港口城市短暫停留。這段東方見聞猶如一粒文化的種子悄然落入儒拉的心田，在其精神世界生根發(fā)芽。隨后，他以醫(yī)官身份隨意大利外交使團來到北京，在意大利駐華公使館譯員威達雷的指導下系統(tǒng)研習中文，潛心閱讀儒家經(jīng)典、唐詩及明清小說。這種沉浸式的學習不僅使他精通漢語、培養(yǎng)出深厚的文學修養(yǎng)，更讓他有機會融入中國文人圈層，獲得“西醫(yī)儒生”的美譽。

在華期間，儒拉筆耕不輟，留下30余篇時評文章、4部重要譯作和2部文學作品。1926年，他以青柯亭本為底本，完成了《聊齋志異》第1篇至99篇的選譯工作。這部名為《中國寓言》的譯本由米蘭蒙達多利出版社出版。該譯本配有東方風格的插圖，是《聊齋志異》在意大利出版史上的首個版本。在翻譯過程中，儒拉摒棄了當時通行的轉譯慣例，堅持采用直譯法從中文原文進行翻譯。為準確把握文本內涵，他不僅逐字推敲文言字句，更深入考察故事背后的文化語境。在遇到文化專有項時，他創(chuàng)造性地采用音譯加注釋的方式，既保留原文特色又確保可讀性。這種直譯原則的確立，一方面保證了譯文的準確性，另一方面也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典文學外譯的新范式。

1955年，蒙達多利出版社又推出了儒拉的《聊齋志異》全譯本。這不僅是意大利的首個全譯本，也是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首個全譯本。該譯本一經(jīng)問世，立即在意大利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出版當年便有專題書評見諸報端。1956年，譯本中的三則故事被節(jié)選刊登于意大利漢學期刊《中國》的創(chuàng)刊號上，彰顯了其學術價值。儒拉譯本不僅是意大利中國文學研究者的必讀文獻，更成為西方漢學界研究明清小說的標志性譯本。

意國他鄉(xiāng)的中國典籍

中國典籍在意大利的傳播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和鮮明的階段性特征。早在18世紀初，意大利人馬國賢便在那不勒斯創(chuàng)立了中華學院，開創(chuàng)了歐洲系統(tǒng)教授中文和中國文化的先河。這一教育機構是歐洲首個專門從事亞非語言文化研究的國立高等教育機構，為中國典籍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20世紀初期，中國典籍傳播進入專業(yè)化階段。1926年，北京遣使會出版社推出的《論語選錄》譯本開創(chuàng)了中國哲學經(jīng)典翻譯的新范式。該譯本精選55條核心箴言，使用漢意對照的編排體例，右頁保留漢字原文，左頁則呈現(xiàn)意大利語譯文、拼音標注及詞匯解析。這種多維度的呈現(xiàn)方式既滿足了學術研究的需要，又兼顧了普通讀者的接受水平，對后來中國哲學經(jīng)典在歐洲的譯介產生了深遠影響。

與此同時，中國古典詩詞在意大利也逐漸被接受。1929年，《紅樓夢》中的部分詩詞以《東方之花》為題與意大利讀者見面。通過直譯的方式，該譯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文學特質，同時借助序言的文化導讀和注釋的細節(jié)解析，在忠實性與可讀性之間取得了巧妙平衡。次年，意大利蘭恰諾市的出版商吉諾·卡拉巴首次將50首李白代表作完整引入意大利語世界，取名為《李白之詩》。譯作采用“以詩譯詩”的原則，在保持原詩格律美的同時，輔以詳盡的注釋闡釋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體系與審美傳統(tǒng)。這種“文學再現(xiàn)與學術闡釋并重”的翻譯范式，為此后中國詩歌的譯介確立了標準。可以說，這兩部譯著的問世，標志著中國古典詩詞在意大利的流傳從零散的摘譯進入了系統(tǒng)化傳播的新階段。

中國典籍在意大利的傳播歷程展現(xiàn)出一條獨具特色的路徑。與歐洲其他國家的譯介傳統(tǒng)不同，意大利漢學界呈現(xiàn)出“文學優(yōu)先”的傾向，深刻影響了本土讀者對中國文化的整體認知。從18世紀中華學院的初步引介，到20世紀專業(yè)漢學家的系統(tǒng)研究，再到當代多元化的跨學科探索，中國典籍的傳播主體、內容和方式都發(fā)生了質的飛躍。這些轉變不僅反映了意大利漢學研究的深化，更標志著中意文化交流已實現(xiàn)從“單向傳輸”到“雙向對話”的歷史性跨越。古老的東方智慧與意大利的人文傳統(tǒng)相遇，不僅激活了經(jīng)典的當代價值，更創(chuàng)造了文化理解的新維度，為全球化時代的文明互鑒樹立了典范。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意大利歷史與文獻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