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社深圳6月9日電 題：影響歐洲和中國之間相互理解的因素有哪些？

——專訪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教授、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鐘鳴旦

作者 崔白露 裴心語

日前，以“理解中國：人工智能時代的漢學研究”為主題的第九屆世界漢學大會在深圳舉行。該大會由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共同主辦，來自5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近200位漢學家齊聚，共商漢學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創新發展之路。

與會期間，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教授、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圍繞“自我與他者的相遇”這一哲學命題，結合其在中西方文化互動、文獻考據及數字化領域的實踐，闡釋中歐文化交流的歷史邏輯與當代路徑。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主要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并提出“人是通過與他者的相遇以及隨之發生的溝通而成為人的”。如何用這句話理解中歐文化交流的歷史和現實？

鐘鳴旦：這句話源于一個哲學前提。一些哲學家指出，自我的身份由他者塑造，人之所以為人，是通過與他者的相遇及隨之發生的溝通而實現的。沒有他者，便沒有自我，這便是“因人成己”。

為解釋這一點，我以攝影史的一例作為類比。過去，人們一直依賴他人，由他人告知何時微笑、如何擺姿勢，而后通過他人拍攝的照片認識自己。大約15年前，有人發明了“自拍”技術。雖然它有很多優點，但也造成一種錯覺，即人們不再需要“他人”為自己拍照。而攝影的本質特征在于以他者來認知自我身份。

同理，由他人塑造自我的過程，需要一種“互動”(interaction)和“居間性”(in-betweenness)?！伴g”(inter)這一概念對所有“相遇”至關重要。例如，中文里的“時間”“空間”“人間”等表述，均蘊含“間”的意涵。

我在此探討的人際關系，同樣適用于歐洲與中國之間的文化間關系。書寫文化史，不應僅關注其本身，更要重視這種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互動。

文化間的歷史，乃至一切歷史，本質上都是自我與他者的相遇史。主體與客體間的互動形成一種“居間性”，每次相遇都可能孕育故事，而故事又能催生出文化創造：文獻、圖像、藝術品、建筑、禮儀、團體、概念。

就像此刻的相遇，我們在此相逢，而后你會寫一篇文章轉述，傳遞信息和照片，最終在“東西問”專欄呈現。作為歷史學者，我們得以觸及這些文化關聯。書寫歷史的一種方式，正是嘗試捕捉或感知那最初的相遇時刻。尤為重要的是，“東西問”文章并非“自我”的獨白，而是你我之間的思想結晶。這正是實踐中的文化間交流。

2024年5月9日，第三屆“東西問智庫”對話活動在北京舉行。對話活動由中國新聞社主辦，主題為“發現彼此：中法建交60年”。中新社記者 蔣啟明 攝

中新社記者：您強調“從邊緣看文化”與“交錯的文化史”具有意義。在新著《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歐洲文獻里的中國邸報》中，您如何通過歐洲文獻中的“邸報”案例，實踐這一方法論？

鐘鳴旦：研究中國文化時，“從邊緣看文化”指的是通過中國周邊各個文化區域留存的各類文字材料展開文化研究，反向觀照和研究中國的傳統與文化。

我致力于考察歐洲文獻中關于邸報的記載，以及歐洲保存的中國邸報，發掘出中國本土及中文史料中未曾記載的新信息。其他學者也通過朝鮮史料開展過類似研究。

“交錯的文化史”意為通過文本傳播探尋文化間的關聯。以邸報為例，我不僅考察了中國邸報在本土的傳播，還關注其在歐洲的流布，特別是譯介后的邸報如何被啟蒙思想家接納，并成為他們發展自身思想的鏡像。

我的研究結論是，傳教士對中國邸報的翻譯，使歐洲讀者得以接觸到清代治國之術的相關知識，且這些知識無法通過其他渠道獲取。早在18世紀，中國邸報就已進入海外公眾視野，其影響遠超漢字文化圈的范疇。這比學界此前認知的時間要早得多。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影響歐洲和中國之間相互理解的因素有哪些？為增進理解，雙方應作出哪些努力？

鐘鳴旦：我認為需從三方面努力，這種想法也來自其他學者——先關心他人，再進行學習，最后連接歷史。

關心第一。理解他人通常始于關注他人，并謙遜地學習他人的語言，無論它多么困難。歐洲人應更多地學習中文，而中國人也應學習更多歐洲語言——而非僅限英語。

互學互鑒。學習不僅是教給他人知識，還要向他人學習，尋找他者之美。在談論人類共通性的基礎上，談論文化的獨特性。漢學不僅是關于中國的學問，更是關于人性的學問。

連接歷史。這需要與其他文化的具體的人建立聯系，分享和書寫歷史，這就是“居間性”。

2025年6月6日，第九屆世界漢學大會漢學圖書展在廣東深圳開展，本次書展圍繞漢學主題，薈萃多個系列漢學研究叢書、譯作和學術集刊。中新社記者 陳楚紅 攝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探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時，不應局限于人與人，還應包括信息流通層面。在數字化和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當下，中西方如何通過數字資源的交互實現交流？

鐘鳴旦：數字技術存在諸多可能性，且能大幅提升研究效率和質量。對于我的研究而言，能在大量中文及其他文本中進行術語的數據庫全文檢索，這至關重要。

在我的研究領域，我與其他同事也為這一發展貢獻了力量。我們開發了中文基督宗教文本數據庫(CCT-Database)，該參考數據庫收錄了17至18世紀歐中文化交流的一手及二手資料，涵蓋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各文化領域的文獻，包含約1050種中文文獻、4000種歐洲印刷文獻等一手資料索引，以及超11000條二手資料索引。數據庫是開放訪問的，免費且無需注冊。許多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也在使用該數據庫。

中國在數字化、機器人化和自動化領域已處于世界前沿，不過在文化數字化方面還有較大發展空間。對許多中國學者及研究中國的歐洲學者而言，文本資料至關重要，但有些中國文化的原始資料還較難獲取。

2025年5月27日，“遇見云岡 數字公益藝術展”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紫荊藝術展覽空間亮相。圖為一位女士通過AR眼鏡體驗云岡石窟的魅力。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

因此，中國于2022年發布的《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非常及時，這份文件明確，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中華文化全景呈現，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優秀創新成果享譽海內外。

作為一名漢學家，我非常期待中國文化數字化的實現，尤其是歷史圖書館和檔案館的數字化建設，這能讓五千年中華文明在數字化時代更好地共享。(完)

受訪者簡介：

鐘鳴旦。中新社記者陳楚紅攝

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教授、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主要從事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史研究。著有《禮儀的交織：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中的喪葬禮》《禮儀之爭中的中國聲音》《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歐洲文獻里的中國邸報》《歷史文本的文化間交織：中國上古歷史及其歐洲書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