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國居魯士皇帝釋放猶太"巴比倫之囚",由此拉開了波斯人和猶太人交往的帷幕,并且奠定了雙方關系發展的良好基礎。即使在漫長的猶太人流散時期,波斯統治者對其轄下猶太人也基本采取寬容政策。1948年以色列成立后,伊朗和以色列分別成為波斯人和猶太人占主體的唯一國家。巴列維國王時期伊以之間建立了較為默契的雙邊關系。但是隨著1979年宗教色彩濃厚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伊以國家關系和波斯—猶太民族關系均陷入嚴重對峙,并一直持續至今。

原標題：《波斯與猶太：民族和國家關系的演變》；《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波斯人和猶太人是中東地區兩大古老民族， 在漫長遙遠而又跌宕起伏的歷史洪流中，二者之間的關系既有古時的融洽和巴列維國王時期 (1941年一1979年）的默契，也有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僵持。本文擬以時間為主線，以民族和國家為載體，對這兩大民族之間的關系以及以這兩大民族為主體的伊朗一以色列國家關系做一較為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深化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探尋二者關系發展的特點。

一、波斯人解放猶太“巴比倫之囚”

猶太人原是居住在阿拉伯半島的游牧民族， 最初被稱為希伯來人，意思是“游牧的人”。根據 《圣經?舊約》記載，希伯來人的始祖亞伯拉罕原來居住在蘇美爾人建立的烏爾帝國附近，后來遷移到迦南（巴勒斯坦地區）。早在公元前11世 紀，猶太人就在今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了統一的王國，但是不到一個世紀王國就分裂了。公元前 586年，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大軍攻陷了最后一個猶太人王國的政治之都耶路撒冷， 不僅毀掉了猶太人的宗教象征所羅門圣殿，還把 王室成員、祭司、工匠等數萬名猶太人擄往巴比 倫，史稱“巴比倫之囚”。正是猶太人歷史上這一 悲慘遭遇，拉開了他們與波斯人關系的序幕。

早在3500多年前，波斯人就出現在今伊朗地區，正如懷有強烈波斯民族主義情感的伊朗前國王巴列維所言“約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新興的雅利安族人與定居在伊朗高原的其他部族相匯合，成為我們的老祖先。” [1] (P.13)波斯人不僅歷史悠久，而且業績卓著。公元前550年，居魯士皇帝締造了波斯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一公元前330年），即古代世界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波斯帝國。仰仗雄厚的實力，居魯士皇帝大力推行對外擴張政策。在攻打新巴比倫王國時，居魯士受到居住在那里的猶太人的支持和策應，因此當他于公元前538年滅 掉新巴比倫王國后，立即釋放了“巴比倫之囚”并將巴比倫人掠奪來的5000多件物品歸還給猶太人。此后大約有4萬名猶太人得以陸續返回巴 勒斯坦，并且在波斯人的幫助下在耶路撒冷重建了他們的宗教圣殿。居魯士皇帝對“巴比倫之囚”的解放，深深贏得了猶太人的感激和友誼，為此后中東地區這兩個民族的關系發展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二、波斯帝國對猶太人的寬容政策

與漫長流散期間遭遇的種種苦難相比，猶太人在波斯人統治時期的生活可以用“平和”來形容。波斯統治者執行較為寬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猶太人在波斯帝國境內享有較高程度的自治， 一些猶太人還上升到宮廷顯赫位置[2]。

(一）波斯帝國對猶太人的政治管理

波斯帝國之所以在世界歷史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國家治理，特別是行政運作方面做出了杰出貢獻，行省制度就是其創新之一。大流士一世把全國劃分為多個行省，每個行省設一名省長。回歸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先后生活在阿巴拉哈拉和撒瑪利亞兩個行省管轄之下的猶地亞地區，猶地亞“主要由耶路撒冷及其周圍地區組 成” [3 ]( p. 119)。在政治上，猶地亞接受波斯帝國中央政府和行省的雙重控制，盡管如此，猶地亞對波斯帝國一直是非常忠誠的。比如在公元前448年，阿巴拉哈拉行省發生了大規模的反抗波斯統治的大起義，猶地亞就沒有涉入其中。也正是在鎮壓了這次起義之后，為了削弱阿巴拉哈拉行省的力量，波斯統治者把猶地亞并入了撒瑪利亞行省。

猶地亞的地位在公元前445年改革后發生了 重大變化。改革后它在政治上爭取到了獨立自治行省的地位，這就使得它從此直接受波斯帝國中央政府的統轄，而不再受行省一級的牽制和盤剝， 猶地亞所承擔的賦稅自然也就大為減少。這一時期猶地亞還發行了自己的貨幣。一時之間，猶地亞經濟呈現出繁榮之景象，一些猶太人也發展成為土地所有者、商人、承包商、收租人等[4] (p. 110)。猶地亞的獨立自治行省地位一直持續到波 斯帝國滅亡。這充分說明了猶太人在波斯帝國中的政治地位不斷提高，同時也表明波斯人對異族特別是猶太人的包容。

(二）波斯帝國對猶太人的宗教寬容政策

總體而言，波斯帝國對被征服地區實施了宗教寬容政策。在公元前538年攻陷巴比倫之后，居魯士皇帝對兩河流域的宗教予以恢復。感受到波斯統治者在宗教方面的寬容態度，猶太人遂向波斯統 治者提出在耶路撒冷重建自己宗教圣殿的請求[5 ] (P.306)。懷著寬容之心的居魯士皇帝爽快地答應了猶太人的請求，頒布赦令允許“巴比倫之囚”回 到故鄉并重建他們的宗教圣殿。借此敕令，猶太人多年來回歸巴勒斯坦的愿望終于得到實現。正是由于居魯士皇帝的這一敕令對猶太民族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所以猶太人經常把這一敕令與20世 紀初英國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貝爾福宣言》相提并論[6] (p.70)。此后在波斯人的幫助下， 猶太人最終在公元前515年（一說516年）完成了耶路撒冷猶太教宗教圣殿的重建。

在居魯士皇帝釋放“巴比倫之囚”時，并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返回了巴勒斯坦地區，也有一些猶太人寧愿繼續生活在巴比倫，而且猶太社團還 逐漸從巴比倫擴展到波斯帝國的其它地方，他們 也受到波斯人的寬容對待。總而言之，在波斯帝國時期，猶太人不僅得以重返巴勒斯坦，再次擁有 了自己的家園；重建宗教圣殿，再次擁有了自己的 精神寄托；而且還在政治上實現了較大程度的自 治，在經濟上也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既然享受到如此之多的發展便利，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當面臨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的強力征服時，為何很多猶 太人拒絕投降“因為他們不想背叛對大流士（波斯帝國）的忠誠” [7] (p.200)。

三、歷史變遷中的波斯人和猶太人

從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國被亞歷山大大帝統帥的希臘軍隊所滅，直至20世紀前期，波斯人雖 然在不同時期又建立了幾個統一且獨立的王朝， 但是他們也曾經多次遭受異族人的統治，和流散中的猶太人一樣成為他國的臣民，這使得猶太人 和波斯人之間的關系呈現出時斷時續、時緊時松的特點。

從公元前330年直至公元前129年，伊朗歷史進入了所謂“希臘化”時期，先前處于波斯帝國統轄之下的猶太人也與波斯人一道成為希臘人的臣民。自然，由于共同淪落為被征服之民，所以這一時期的波斯一猶太關系也就乏善可陳。為了擺脫希臘人的統治，不管是波斯人還是猶太人，都進行了艱苦的反抗。經過持續的斗爭，波斯人于公元前247年建立了帕提亞王國（中國史書中稱其為“安息”），并且在該王國帶領下于公元前129年結束了希臘人對波斯的統治。而猶太人則在公元前2世紀中期建立了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馬卡比王國”此后猶太人和波斯人又陷入了與羅馬人的激烈斗爭之中。對猶太人而言，羅馬帝國是一個夢魘，在接連反抗失敗并遭慘烈鎮壓之后，幸存下來的猶太人最終于公元2世紀前期被迫離開巴勒斯坦，開始了漫長的流散生活，其中有一部分猶太人來到伊朗。

公元224年，伊朗建立了在其歷史上十分有名的薩珊王朝，直至651年被阿拉伯人所滅，這個王朝始終是中東地區的重要力量，與（東）羅馬帝國的長期戰爭構成了薩珊王朝對外交往活動的主題。在這一時期，波斯人再次對猶太人敞開了寬容的胸懷。因為這時猶太人已經遭受了較為嚴重的基督教宗教迫害，作為非基督教地區，而且歷史 上又有對猶太人實行寬容政策的傳統，所以伊朗自然成為流散中的猶太人的一個可靠選擇，再加上人口的自身繁衍，這些因素導致薩珊王朝時期伊朗的猶太人數量呈現出穩步增長之勢。

不過，此后猶太人在伊朗的日子并非一帆風順。公元651年阿拉伯人滅掉了薩珊王朝，在此后的數百年間，伊朗成為阿拉伯伊斯蘭帝國的一 部分，伊斯蘭教逐漸成為波斯人信奉的最重要的宗教。伊朗歷史上的這一變化，對其境內存在的 很多少數民族及其宗教產生了重大影響，包括猶太人在內的非穆斯林被剝奪了社會和政治的平等權利，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二等公民。在阿拉伯人的統治結束之后，經過短暫的地方割據，伊朗又被蒙古人所征服，波斯人和居住在伊朗的猶太人再 次淪入外族人的統治之下，直至16世紀初伊朗薩法維王朝（1502年一1736年）建立，波斯人才又 建立了自己的獨立政權。

但是對伊朗境內的猶太人來說，薩法維王朝的建立在最初并不是一個福音。因為該王朝奉伊 斯蘭教什葉派為國教，在很長時期內包括猶太人在內的非穆斯林被認為是不純潔的信仰者，因此該王朝強迫他們皈依伊斯蘭教，并以此作為享有豁免人頭稅等權利的必備條件。此外薩法維王朝還關閉了猶太教堂。盡管猶太人被迫在表面上皈依了伊斯蘭教，但是他們在內心深處仍然虔誠地信仰猶太教，所以這一時期他們實際上過著表面的穆斯林和內心的猶太教徒的雙重宗教生活。直到1661年，薩法維王朝才頒布法令，宣布猶太人享有公開并踐行自己宗教信仰的權利，此后猶太人在伊朗的生活又逐步歸于平靜。

進入20世紀以后，猶太人在伊朗的處境得到進一步的改善，特別值得提及的是，伊朗1906年憲法授予了猶太人在議會中擁有一名代表的權 利。在巴列維王朝（1925年一1979年）時期，伊朗猶太人的政治和社會狀況發生了重大變化，王朝的締造者禮薩國王給予猶太人宗教自由，希伯來語被納入到猶太學校的課程體系中，猶太報紙也被允許出版，猶太人甚至可以到政府中任職等等。不過，隨著希特勒的上臺和國際社會反猶主義的加劇，相當親德的禮薩國王也相應調整了對 猶太人的政策，這使得伊朗猶太人遇到了一些發展障礙。

四、伊朗和以色列：國家關系的演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1948年5月14日，以 色列宣布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因為伊朗和以色列均是波斯人和猶太人分別占主體的唯一國家，所以此后在考慮二者之間關系的時候，波斯一猶太的民族關系更多地讓位于伊朗一以色列的國家關系。對于這一時期的雙邊關系，可以非常清晰地劃分為特點鮮明的兩大時期：一是巴列維國王(1941年一1979年在位）時期的默契；二是霍梅尼及其后（1979年至今）的僵持。

(一）巴列維國王時期伊以關系默契發展的主要因素

雖然伊朗在聯合國就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和接納以色列為成員國表決時投了反對票，但是在其后的歷史發展中，伊朗和以色列仍然保持著較為融洽的雙邊關系，這既是這兩個國家所面臨的惡劣的周邊環境和與美國的親近關系使然，也受到各自現實利益需求的推動。

1. 伊以接近的國際環境

以色列建國后，其周邊環境非常惡劣。在它建國后的第二天，就遭受到來自埃及、伊拉克、外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等五個阿拉伯國家的聯合軍事進攻。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以色列又先后數次和阿拉伯國家兵戎相見。可以想象，生活在阿拉伯人占主體的中東，新生的以色列國家會承受多么嚴峻的壓力。另一方面，伊朗雖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但是由于歷史上的互相征服和現實中的利益糾葛，伊朗與阿拉伯人也是多有恩怨，其地區處境也不甚理想。這樣，以色列和伊朗均處于心懷仇恨或不甚友好的阿拉伯國家的包圍之中，都面臨著擴展外交空間、擺脫地區孤立的緊迫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兩國之間加強聯系就成為其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可取選擇。

再者，雖然在巴勒斯坦分治決議表決、給予以色列外交承認和支持以色列加入聯合國等一系列行動中蘇聯的表現也讓猶太人和以色列政府非常滿意，但是睿智的以色列決策者仍然在建國后不久就確立了親美的外交路線。另一方面，近代以來伊朗飽受英、俄（蘇）兩大強國的持續蹂躪，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同盟國和軸心國皆對地緣戰略價值巨大的伊朗虎視眈眈，結果英蘇兩國于1941年8月聯手武裝占領伊朗，禮薩國王被迫讓位于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稱的“巴列維”或“巴列維國王”。國家和家庭的慘痛經歷促使巴列維國王認真思索伊朗今后的對外戰略，在1953年伊朗發生了美國策劃的政變之后，權力失而復得的巴列維國王在外交上就完全倒向了美國。這樣，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兩個重要伙伴，伊朗和以色列兩國的接近又具備了較為強大的外部推力。

2.以色列發展與伊朗關系的主要訴求

以色列建國后，吸納更多的猶太人成為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所在。因為阿以沖突的加劇，一些生活在阿拉伯國家中的猶太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視或迫害，特別是伊拉克猶太人，人數較多且遭受的磨難較重，幫助這些猶太人移居自己的祖國自然成為以色列決策者的堅定使命。因為伊朗和伊拉克有漫長的邊界，所以加大對伊朗的外交力度，尋求伊朗的幫助以“解救”伊拉克猶太人， 就構成了以色列對伊朗外交的初期特征[8]。需要注意的是，伊朗本身也擁有一些猶太人，以色列與伊朗加強聯系也有維護伊朗猶太人利益的考慮。不過在巴列維國王時期，伊朗猶太人并沒有受到像一些阿拉伯國家猶太人所受到的那樣的歧視和迫害，所以在1948年到1977年間，只有4. 5 萬猶太人從伊朗移民至以色列，大部分猶太人仍 然繼續留在伊朗生活[9]。

以色列主動發展與伊朗關系的另一因素，是希望獲取伊朗石油。雖然中東是世界主要石油輸出地區，但是那里盛產石油的國家除伊朗外幾乎都是阿拉伯國家，對于石油缺口較大且深陷阿以武裝沖突中的以色列而言，獲取中東石油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和猶太人有較好關系記錄的伊朗。早 在1950年代前期，以色列就和伊朗簽署了石油供給協議，此后以色列一直積極與伊朗探討雙方的石油交易，并且取得了較為理想的結果。甚至在對阿拉伯世界造成重大災難的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后，伊朗也沒有停止對以色列的石油出口。從1959到1971年，以色列所獲得的80% ~ 90%的原油是從伊朗進口的，1976年這一比例則是75% [10]。來自伊朗的石油對深處困境的以色列而言，猶如雪中送炭。

3.伊朗發展與以色列關系的主要訴求

國際關系的發展有賴于利益價值的互相交換。在伊朗幫助以色列的同時，以色列同樣可以向伊朗提供巴列維國王所渴求的東西。雖然巴列維在1941年就登基為王，但是直到1953年政變后，他才成為美國并不十分得力的地區盟友，而此 時，維護以色列的安全早已成為美國中東政策的 一大鮮明主題。為了改變獲取美國援助不力的現實，巴列維國王著重加強與以色列的關系，希望通過此舉，可以使美國猶太人向華盛頓政府施壓，以推動美國執行對伊朗更為有利的外交政策。伊朗的這一迂回戰術，的確有效地推動了伊以關系的良好發展。

獲取軍事和特工等業務培訓是伊朗發展與以色列關系的另一考慮。巴列維國王是一個非常崇尚軍事力量的國王，同時也是一個特別注重情報機構建設的領導者，而以色列恰好在軍事、情報建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所以，伊以兩國在這些領 域中的合作就順理成章了。至1961年，以色列已經為伊朗培訓了約400名飛行員、傘兵和炮兵，而且從這一年起，以色列軍隊中包括總參謀長在內的多名高級將領多次造訪伊朗，當然也有很多伊朗高級軍官訪問過以色列[11](pp.43 ~44)。伊朗的情報機構建設同樣需要以色列的幫助，伊朗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SAVAK) ”在發展過程中曾經得到聞名于世的以色列摩薩德的人員培訓和信息提供[12] (p.165)。總而言之，在巴列維國王時期，伊朗和以色列面臨著相似的國際環境，而且都和美國保持著親密的外交關系，在此基礎上雙方各取所需，進行了長時期的默契交往，兩國政府間 的關系處于一個相對融洽的時期。

(二）霍梅尼及其后伊以關系的僵持

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巴列維國王失去了政權，以色列也隨之失去了與伊朗的默契交往，因為1979年以后新建立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以 色列采取了非常敵視的態度。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締造者霍梅尼一再強調：“對待以色列的正確 態度是：認為它是非法的、強霸的、侵犯穆斯林權利的政權，不能與它建立任何形式的關系……必須消滅以色列。每個穆斯林都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來對付以色列……我們與以色列絕不建立外交關系，因為，它是霸權者，是與穆斯林為敵的……以色列是霸權者，應該盡快離開巴勒斯坦，解決巴以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巴勒斯坦兄弟盡快消滅這一毒素……在伊斯蘭國家心臟的這一毒瘤受到列強的扶植，其毒性每天都在威脅著伊斯蘭國家。因此伊斯蘭國家和偉大的伊斯蘭民族必須將其根除。” [13]霍梅尼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中占據著一言九鼎的地位，他凌駕于三權之上，幾乎不受憲法的束縛，對政治、宗教事務都有決策權，而且還有 權罷免總統。所以，他的個人意志往往會演化為國家政策，這一點在伊朗一以色列關系上表現得尤為突出。直至今日，伊朗現政權仍然不承認以色列國家的存在，并且積極支持一些激進勢力反對以色列。對于國際社會愛好和平的人們深切期待的巴以和平進程，伊朗的態度也不甚積極，認為這并不能給遭受苦難的巴勒斯坦人民帶來真正的希望，只有把以色列徹底趕出巴勒斯坦，才是問題最佳的和唯一的解決方案。

另一方面，盡管在兩伊戰爭期間伊朗和以色列曾經進行過秘密武器交易，盡管1989年霍梅尼逝世后伊朗的強硬外交稍有緩和，但是當伊拉克在海灣戰爭中遭到慘敗后，以色列還是迅速地把伊朗定性為地區不穩定因素，認為伊朗要趁伊拉克慘敗之際追求地區霸權，認定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黨”和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從事反以色列活動。在這種情況下，以色列加強了對抗伊朗的力度。以色列不僅逐步強化了與土耳其的軍事關系，在1996年簽署了讓伊朗人大為惱火的《土以軍事協議》，而且還一再鼓動美國向伊朗施壓， 在美國針對伊朗的“雙重遏制政策”和《達馬托法》出爐的過程中，以色列和美國猶太人起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2001年美國“911”事件發生 后，反對恐怖主義成為國際政治的新潮流。在這種形勢下，以色列更為頻繁地指責伊朗支持和從事恐怖主義活動，要求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特別是在2005年較為激進的內賈德出任伊朗總統 后，隨著他的一系列反以色列和反猶太人言論的出爐以及伊朗核危機的加劇，以色列與伊朗的對峙逐步升級。直至今日，仍然難以見到伊以關系改善的任何值得期待的跡象。

五、波斯-猶太民族關系和伊朗-以色列國家關系發展中的幾個特點

縱觀波斯一猶太民族關系和伊朗一以色列國家關系的發展歷程，有幾個特點尤為突出：

一是就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的波斯一猶太 民族關系而言，體現更多的是波斯人對猶太人的寬容的統治政策，相比之下，猶太人處于雙方關系發展中較為被動的地位。這主要是由兩個民族的 不同發展軌跡使然。公元前538年，波斯人以猶 太人解放者的姿態拉開了二者關系的序幕，在此后的二百余年中，雄踞西亞大地的波斯帝國對猶 太人的統治以及猶太人對此的反應構成了波斯一 猶太民族關系的主軸，二者關系的這一特征也表現在此后伊朗各獨立王朝統治時期，比如薩珊王朝、薩法維王朝、愷加王朝和巴列維王朝時期。但 是在這幾個時期以外，波斯人和處于充滿苦難的‘大流散”之中的猶太人一樣，也基本喪失了獨立 和主權，他們先后生活在希臘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和英、俄（蘇）的統治、管轄或侵略之下，這種皆為他人臣民的狀況嚴重制約了波斯一猶太兩個民族之間的交往，自然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就極為有限了。

二是在巴列維國王時期，特別是在1970年代 以前，以色列在伊朗和以色列兩國關系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更為積極主動。當以色列完成了建國 的民族夙愿之后，得到盡可能多的國家的承認成為其外交工作重點事項之一。為了贏得伊朗的外 交承認，以色列甚至通過美國情報人員行賄伊朗有關官員[14] (p.86)。經過不懈的努力，以色列終 于在1950年3月贏得了伊朗事實上的承認[15]。此后以色列一再呼吁兩國建立正常和公開的外交關系。1963年5月，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寫信 給巴列維國王，他在信中直言“以色列和伊朗面 臨的緊迫形勢需要兩國在外交和軍事上進行更為密切的合作，但是時下兩國間的秘密交往限制了 雙邊關系的發展。” [16 ](p.58)為了鞏固和加強與 伊朗的關系，以色列領導人本?古里安、梅厄、貝京、達揚、佩雷斯和拉賓等都曾訪問過德黑蘭，這在雙方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情況下顯得尤為 引人注意，也充分說明了以色列對伊朗的高度重 視。與以色列相比較，伊朗巴列維國王在發展與 以色列關系方面表現得特別謹慎，這主要是因為伊朗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在阿以沖突異常嚴重的 情況下，很多國內穆斯林與其他伊斯蘭國家均不 認同伊朗與“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以色列進行交 往，認為這是對伊斯蘭事業的背叛。正因為如此，直至巴列維政權倒臺，伊朗和以色列兩國都一直 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而只是保持著較為默 契的秘密交往。而且，即使巴列維國王在伊以關 系上如此低調，他仍然遭到國內外伊斯蘭勢力的猛烈抨擊，正如后來領導“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 維政權的霍梅尼所言，巴列維國王是猶太復國主 義者的代理人，以色列人是巴列維國王及其反動 政府的幫兇[17] (p.341)。事實上，巴列維政權對 以色列的承認也是1960年埃及與伊朗斷交的一個直接推動因素。面對國內外如此強烈的反對， 巴列維政權在發展與以色列關系時采取低調姿態 也是非常易于理解的。

三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后，伊朗 對猶太人和以色列國家的態度顯然受到巴勒斯坦 和耶路撒冷問題的嚴重影響。自19世紀末葉猶太復國主義者掀起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運 動后，巴勒斯坦地區、特別是耶路撒冷這一宗教圣 地就成為世界各地伊斯蘭勢力共同關注的焦點， 此后隨著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沖突的不斷加劇以及以色列完全占領耶路撒冷，伊斯蘭勢力對猶太人 和以色列的憎惡也日甚一日。作為20世紀最著 名的伊斯蘭主義者之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締 造者霍梅尼對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自然也給予了充分的關注。霍梅尼堅定地認為“耶路撒冷屬 于穆斯林所有……巴勒斯坦是被壓迫者，以色列 欺凌他們。因此，我們是他們的支持者……我們大家應起來消滅以色列，讓英勇的巴勒斯坦取而代之……從根本上來講，解放耶路撒冷、鏟除以色 列這株毒木是全體穆斯林的義務。耶路撒冷的問 題并非僅僅是某一個人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某個 國家的問題，同時也不僅僅是今天穆斯林面對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必 須面對的問題。” [18] 了解霍梅尼的上述觀點，再考慮到直至今日霍梅尼思想對伊朗仍然有著無可質疑的巨大影響力的現實，就不難理解為何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后伊朗執行相當激烈 的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了。

四是以色列國際處境的改善不但減少了它對 伊朗的需求，而且加劇了它與伊朗的對抗。事實上，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取勝后，以色列已經基本擺脫了為生存而戰的緊迫局面，之后阿拉 伯國家再也沒有足夠的力量消滅或對抗國力迅速 竄升的以色列了。發展至今，以色列已經在阿以沖突中占據了毋庸置疑的強勢地位，這大大降低了以色列對伊朗外交的積極主動性。不僅如此， 在“阿拉伯威脅”日益消失的形勢下，自1979年以來一直執行反以政策的伊朗被以色列視為是對自己國家安全的重大挑戰，從而大力宣揚所謂的 “伊朗威脅論”，一再鼓動美國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并且聲言要炸毀伊朗的核設施，這使得伊以關系改善的曙光更加難以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