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最近的某熱點新聞事件，我常常會想起那句意味深長的格言：“對一個人的不公，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

這并非一句單薄的倫理訓誡，而是一條深刻的政治命題、社會預警，甚至可以說，是對現代文明秩序本身的反思與守望。

這句話的精神源頭，可以追溯至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他對權力機制、制度設計與社會公平運行邏輯的冷靜觀察與總結。

孟德斯鳩所處的法國，正是“舊制度”臃腫失衡的年代。特權階層安享豁免權，平民百姓則淪為稅役與司法的受難者。特權傷害個體的事件頻發，但底層民眾得不到“伸冤昭雪”。

在這時候，孟德斯鳩敏銳地發現了問題根源所在。

在一個對“局部不公”習以為常的社會中，他看到的不是偶發的個體悲劇，而是文明結構的蠕變與腐蝕。他的判斷基礎是制度理性，而非情緒動員。

因此，孟德斯鳩提出“必須制衡權力”的原理，并非出于抽象的烏托邦式愿景，而是希望通過制度約束構建一種“防止不公發生的秩序機制”。因為他深知：當正義無法觸達最邊緣者之時，它也終將失去維護整體秩序的功能。

歷史對此有著一而再、再而三的驗證。

法國大革命前夜，特權階級漠視底層民眾日益積壓的不滿情緒。當最初的訴求遭漠視、被扭曲，壓抑終成火焰。斷頭臺上的名單最終也包含了曾高枕無憂的貴族。正義若無法在弱者身上顯現，亦無法保護強者。

納粹德國時期大搞政治清洗，一開始許多人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風暴不過是特定群體的遭遇。直到有一天，沉默的人也發現自己被列入清算名單——但他們曾以為保持沉默就能不被權力“眷顧”。

歷史告訴我們：制度對個體的不公，并非局部性“事故”，而是結構性風險的信號。一旦這種不公被習慣、被容忍、被正當化，它便構成對社會整體法理基礎的侵蝕。

不公何以威脅所有人？

在現代政治哲學與法理學中，有一個核心判斷：制度的正當性，建立在“普遍適用”的基礎之上。若制度不能保護“最弱的一環”，它便失去了作為“共同契約”的資格。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一個人的不公”是一次對制度底線的測試。它不僅挑戰公平本身，也為社會構筑了三個層面的隱患：

其一，信任的坍塌。
公信力并不源自宏大的口號，而是日常治理中每一次具體公正的兌現。當普通人看到，一個維權者被粗暴對待，一個底層工人尋求正義卻被推諉，他們不只是同情，而是產生一種警覺：“這套制度未必能在我遇險時保護我。”

這種信任的裂縫，將逐漸轉化為全社會的不安全感。

其二，惡的擴散機制。
不公若未受到約束，便是一種默許。一次草率執法、一次信息泄露、一次司法不公，若未得到有效糾正，就為下一次更嚴重的傷害提供了“經驗基礎”。

社會對不公的沉默，本身就是對不義行為的助力。

其三，共同體的破碎化。
現代社會不是封閉的部落，而是高度交互的網絡。今日你無感他人的困境，明日他人便可能無視你的權利受損。這一邏輯，既是倫理命題，也是制度邏輯：正義必須具有普適性，否則它只能是一種利益工具。

中國傳統文化其實也并不缺乏對于這一命題的文化表達。

《左傳》有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強調結構的聯動性。孔子亦曾言：“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意即為政之道，在于自身制度的正當性。

古人深知，秩序不是以暴力維系的，而是靠制度正義贏得認同。

現代社會為什么要追求法治？正是在回應“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在法治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訴求。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一個人的不公”不再是“個案”，而是對整個治理體系的反射鏡。

當然，并非每個人都能成為“改變者”。但在不公面前，我們至少可以成為一個理性而堅定的見證者。

當你看到他人遭遇權利傷害，不必急于評判其“行為是否得體”，不妨先確認制度是否發揮了應有功能。

當你面對社會輿論對弱者的嘲諷，不妨提醒一句：真正的文明，不以羞辱弱者為樂。

當你看到一個不公的事件無法得到真相，可能你也無能為力，但你至少應當保持憤怒和關注，而不是高高掛起。

正義的實踐，不止于法庭的裁決，更多在于公眾日常生活中的共識守護。

我們不需要每個人都是英雄，但我們不能都選擇沉默。

“對一個人的不公，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這句話之所以穿越三個世紀，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是因為它早已超越了個體遭遇的描述，而上升為對現代社會運行邏輯的核心提醒。

它讓我們明白：社會的底線，不在于最強者的邊界，而在于最弱者是否能被溫柔以待；制度的力量，不在于它能懲治誰，而在于它能守護誰。

自由不是做想做的事，而是免于他人專斷的保障。真正的社會自由，不是無邊放任，而是在每一次“本可以被忽略的不公”中，依然有人選擇站出來守住公平。

愿我們所處的社會，不是以沉默為常態，而是以正義為底色。愿我們每一個人，既是受益者，也是守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