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濤

備受全球關注的越南行政區劃改革塵埃落定，方案迅速在國內外掀起了軒然大波。

6月12日，越南國會投票通過合并省級行政單位的決議，將省市數量從63個減少到34個，包括28個省和6個城市。合并后的省市將在6月30日公布新領導班子，新的地方政府將從7月1日起正式運作。

行政重組后，越南將實施省級和鄉級兩個層級的地方行政管理模式，預計從2026年到2030年可節省約190萬億越盾（約合人民幣550億元）。

越南內務部長范氏清茶形容，這是自1945年“越南建國以來最大一次改革”，“省市合并后，將削減7萬9339名官員，他們會辭職或提前退休。”

越南國會主席陳青敏表示，“只有精簡機構，我們才有資源保障民生。一些經濟水平低于越南的國家，仍能實現全民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和住房保障。”不過，陳青敏也提醒：“合并容易，干部安排才是難題。”他指出，撤銷縣級建制必須明確哪些職能下放至鄉級，哪些上收至省級。

除了在行政區劃上進行改革外，越南此前已對政府機構進行了精簡。

今年2月18日，越南國會通過政府機構改革相關決議，越南政府機構經過精簡后由國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內務部、司法部、財政部等17個部門組成，相較改革前減少了5個部委。

此前，越南表示大約70%的國家預算用于支付公務員薪水和常規國家開支。越共總書記蘇林在去年10月說：“如果我們只用這些錢養活自己，就沒法發展關鍵基礎設施。”

精簡機構是蘇林關鍵改革之一

2024年8月，蘇林接替阮富仲成為越共總書記，隨即雷厲風行地推進經濟與政治改革，精簡機構是他提出“越南崛起新時代”宏偉愿景的關鍵改革之一，目標是在2045年成為高收入國家。

越共總書記蘇林

蘇林去年12月形容這項計劃時稱：“有時我們必須吃苦藥、忍受痛苦、切除腫瘤，才能擁有健康強壯的身體。”

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越南項目研究員潘春勇分析，蘇林將過于龐大臃腫的官僚體制視為限制國家發展的主要障礙，“這個決策有望提高政府效率，減少腐敗現象。這些變革將增強越南的競爭力，在吸引外資方面更具優勢。”

官方數據顯示，重組后的省份共有逾44萬7000名公務員，他們的薪金將按照新的行政區域劃分進行評估。當局說，盡管退休和遣散計劃將耗資超50億美元，但政府減肥可為未來五年節省45億美元的支出。

有專家表示，減少公務員薪資和行政開銷能否抵消遣散費支出的壓力，同時實現政府設定今年經濟增長8%的目標，讓人感到擔憂。“如果當局處理不當，可能引發公眾反彈。”目前尚不清楚私人領域是否有足夠的崗位吸收這些離職的公務員。而且，短時間內流失大量經驗豐富的公務員，而留下的人員也需要時間適應新的職責，這個過渡期或會導致公共服務出現中斷。

盡管精簡機構具有挑戰性，但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武明姜認為，這次重組帶來的效率提升將遠遠超過任何短期陣痛。“預期的結果是明確的，即未來幾年越南將擁有一個更高效、有成效、協調性更強的政府。”

除了對行政區劃和政府機構進行改革外，越南還計劃對警察和軍隊進行精簡，縣級警察部隊將被廢除，各項職能移交公安部。在媒體領域，16家國營電視臺將關停，數十家報紙、雜志和其他出版物將合并。

6月12日，越南國會投票通過合并省級行政單位的決議，將省市數量從63個減少到34個。

機構精簡將為國家發展釋放資源。從今年9月起，越南全國公立幼兒園至高中階段實施學費全免政策，涵蓋2600萬名學生，每年投入30萬億元越南盾。

不僅如此，越南政府趁熱打鐵，提出2040年培養200萬AI工程師的目標。為實現這項野心，越南自2025年起在全國500所高中試辦AI基礎課程，并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合作開發教材。

大刀闊斧改革教育的舉措，挑戰了發展中國家“先經濟后教育”的傳統路徑。表面上看，越南人口紅利依舊充沛，但事實上低生育率正醞釀危機。這讓越南政府下定決心提前搞15年免費教育，提高人口素質、刺激生育率，以接住全球第三輪產業轉移“潑天的富貴”。

隨著人工智能普及、機器人成熟，產業轉移中的“低成本邏輯”幾乎已不存在，當人工成本不再重要，重要是產業鏈在哪里、優良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在哪里，這使越南顯然有了緊迫感，不得不抓緊時間，來一場“國運豪賭”。

經濟處于十字路口

砍掉大量行政機構，不僅僅是為了省錢，更是一場效率革命。

2024年，越南經濟增長7.1%，成績亮眼，作為一個嚴重依賴出口的全球制造業中心，越南將今年的增長目標定為8%。

越南是過去30多年中東南亞地區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之一。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越南的地緣政治價值和經濟發展潛力得到進一步挖掘，這一輪全球產業鏈轉移潮中，跨國企業從中國遷離并涌進越南是最受關注的一股分流。

自2018年以來，越南經濟增長一直較為出色，其中外資驅動和出口導向是兩大關鍵因素。2018年，越南GDP增速達到7.5%，創下該國自21世紀以來經濟增速的新高；在2020年世界大多數國家因疫情干擾而陷入負增長的同時，越南卻保持一定韌性，維持2.9%的增速。

對越南而言，產業遷入為其創造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但同時對外資企業的依賴度日益上升，目前外資企業出口額占該國出口總額高達73%，一方面抑制了本土企業和產業的成長，另一方面也使越南對外資企業的經營動態極其敏感。因此，越南要維持其作為中美經貿“橋梁國家”的角色并從中獲益，就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地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既要與中國保持穩定關系以獲取來自中國的資本和中間產品，又要在對美出口與日俱增的情況下確保美國政府不對越南采取懲罰措施。

英國《金融時報》去年7月的社論《越南經濟的時刻已經到來》代表了歐美資本的美好期待——外國直接投資已經飆升至十年來新高。戴爾、谷歌、微軟和蘋果等大公司近年來都將部分供應鏈轉移到這個東南亞國家。

但文章也提醒，著眼長遠，越南政府“必須利用制造業增長的利好實現經濟多元化”，“越南經濟眼下正處于十字路口。”

為增強越南經濟的自主性，蘇林上任以來也動作不斷，包括：重新激活已被擱置14年的北南高鐵項目、重啟暫停8年的寧順核電項目、允許星鏈在越南提供衛星互聯網服務、批準政府資助本土企業進軍半導體行業等等。

任何良性改革的本質，都是讓生產關系去蕪存菁，但這種改革必然伴隨陣痛。

在成為國家主席之前，蘇林曾擔任公安部長八年，是反腐運動的主要執行者，但他在阮富仲逝世后的表態中也強調了“應為國家發展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這次大手筆改革將給越南帶來怎樣的變化，人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