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曾經的“隱秘盟友”到現在的“生死仇敵”，伊朗與以色列關系為何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6月13日，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襲擊的真實原因又是什么？

我是“國際吃瓜客”，今天我們就來拆解背后的歷史、政治根源，小板凳準備好了沒？

以色列VS伊朗

伊朗-以色列沖突的歷史基礎

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與以色列曾維持著一種“隱秘的盟友”關系。

我們都知道，以色列成立于1948年5月14日，在以色列宣布獨立建國后的幾個小時之后，周圍的幾個阿拉伯國家，像埃及、黎巴嫩、敘利亞、約旦和伊拉克就宣布對以色列宣戰，這也就是第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剛建國，可以說是處境非常不妙，周邊的穆斯林、阿拉伯國家對它都很敵視。

中東地區

第一次中東戰爭之后，1950年，伊朗承認了以色列，是在繼土耳其之后，第二個承認以色列的穆斯林國家。你想想，在那個時代，這種外交承認，就是雪中送炭啊。兩國建立外交關系后，在軍事、農業和石油等多個領域保持著密切合作。當然伊朗承認以色列，也是心里打著小算盤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務實的地緣政治考量。伊朗雖然是穆斯林國家，但是和埃及、沙特、敘利亞、黎巴嫩等這些遜尼派占主導的國家不同，伊朗是什葉派占主導的國家。

不過這還不是主要因素，當時的伊朗還算是世俗化的國家。其實把二者推到一起的，更多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二戰后，西方的殖民體系在中東瓦解了，阿拉伯地區國家紛紛獨立。這一時期泛阿拉伯主義從文化思潮變為政治思潮，阿拉伯國家的一些人提倡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比如1958年至1961年，埃及、敘利亞就曾合并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你想想，如果中東地區出現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伊朗和以色列將面臨怎樣的地緣政治形勢。

為了對抗共同的“敵人”——泛阿拉伯主義，所以以色列和伊朗就走到了一起。

從這一階段的合作看，至少可以說明一點，伊朗和以色列并非不能共存，他們之間的敵意并非歷史宿命。那并非歷史宿命，只能說明它是某種特定歷史和政治巨變的結果。接下來，就是謎底揭開的時候。

伊朗和以色列關系的轉變，得從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說起。

1979年，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伊朗的巴列維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革命后，伊朗外交政策及其對以色列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霍梅尼對以色列的態度有著革命意識形象、宗教以及地緣政治的因素影響。霍梅尼本身是宗教領袖，他個人就一直反對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建立。他多次將以色列描述為“非法的猶太復國主義實體”“惡性腫瘤”，表示要將以色列“消除”。他認為，以色列的存在就是對穆斯林世界的壓迫。

此外，伊朗伊斯蘭革命后，還發生了“德黑蘭人質危機事件”，美國的外交官被扣押，后來美國還進行救援，不過失敗了。這一事件后來還拍成了電影《逃離德黑蘭》，大家感興趣的可以去看看。這之后，伊朗和美國關系也惡化了。

霍梅尼的伊朗把美國稱為“大撒旦”，撒旦就是魔鬼。美國是“大撒旦”，那美國扶持的小弟以色列就是“小撒旦”，是美國的“附庸”。

這一意識形態轉向，導致伊朗和以色列兩國正式外交關系的徹底中斷。這一意識形態的轉變是兩國持久沖突最根本的原因。

伊朗的“抵抗軸心”：培養代理人與擴大地區影響力

革命后，為了輸出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態以及對抗以色列和美國，伊朗積極在整個中東地區建立“抵抗陣線”。包括向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等提供大量資金、武器和培訓。其目標是使這些組織能夠對以色列發動襲擊，從而在不直接軍事介入的情況下擴大伊朗的勢力范圍和影響力。這種代理人戰略使伊朗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對以色列施加巨大壓力，同時又避免了全面直接沖突。

幾十年來，伊朗-以色列沖突都主要表現為這種“代理人戰爭”或者說“影子戰爭”。雙方都在背后搞一些秘密行動，雙方對對方目標進行相互攻擊，但均不公開承認。然而，這種動態自2024年以來發生了顯著變化，升級為兩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一個關鍵時刻是2024年4月1日以色列對伊朗駐敘利亞大馬士革領事館的空襲，導致多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高級指揮官喪生。伊朗也于2024年4月13日對以色列領土發動了前所未有的直接無人機和導彈報復性襲擊，這是伊朗首次對以色列進行大規模直接攻擊。這種轉變標志著沖突進入了一個危險的新階段。

核問題：沖突升級的直接觸發因素

在伊朗-以色列沖突中，核問題也一直是一個重要因素，而6月13日的這次襲擊，核問題可以說是這次沖突升級的觸發因素。

伊朗核計劃被以色列視為“生存威脅”。這次以色列發動打擊前，有消息就說以色列獲得了情報，發現伊朗鈾濃縮豐度達到83.7%，這距離武器級鈾（90%）僅一步之遙 。以色列就評估，伊朗可能在數日內生產出足夠制造多枚核武器的裂變材料。這一評估促使以色列發動了這場代號為“獅子崛起行動”的“先發制人打擊”。

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打擊

襲擊目標包括伊朗最關鍵的核設施，如納坦茲、福爾多、洪達卜和霍拉馬巴德，以及其支持性基礎設施。以色列聲明此次行動旨在阻止伊朗進一步提升其核能力，并瓦解其“核武器能力”。伊朗核突破的緊迫性和嚴重性，成為以色列發動6月13日襲擊的最重要理由。這與以色列長期以來阻止任何地區國家獲得核武器、從而維持其自身未公開的核壟斷和“核模糊”政策相符。

除了核設施，以色列在6月13日的襲擊還明確針對了伊朗境內的數十個軍事基地、關鍵軍事指揮中心和彈道導彈工廠。多方報告顯示，包括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參謀長穆罕默德·巴蓋里和革命衛隊總司令侯賽因·薩拉米在內的多名高級指揮官和核科學家在襲擊中喪生。此次襲擊旨在斬首伊朗軍事領導層，削弱其常規軍事能力（特別是導彈計劃），并擾亂其支持地區代理人的能力。

沖突升級背后，內塔尼亞胡個人政治算計

這次對伊朗的軍事打擊，除了核因素，與內塔尼亞胡個人政治算計也分不開。

跟美國的兩黨制不同，以色列國內政黨呈現高度碎片化。以色列議會總共是120個席位，要組建政府需要湊夠61席，目前在以色列議會擁有議席的政黨達到12個。擁有議席最多的是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所在的利庫德集團，利庫德集團擁有32席，排第二的是最大的反對的未來黨，有24席，其他沙斯黨11席、國家團結黨8席.....反正就是，任何一個政黨都無法單獨組閣，必須聯合其他政黨。內塔尼亞胡要維持內閣穩定，就必須展現強硬姿態，團結右翼勢力。

此外，今年3月25日，以色列議會批準了2025年度國家預算案，這避免了因預算未能及時通過而觸發議會解散和提前選舉的風險。2025年預算案的批準對內塔尼亞胡而言是一次“政治勝利”，這使其政府執政可以到2026年10月的原定任期結束，從而避免提前舉行議會選舉。然而，內塔尼亞胡也面臨著對其處理加沙戰爭日益增長的批評、外國領導人和前以色列總理對內塔尼亞胡提出了“種族滅絕”和戰爭罪指控，此外腐敗審判也威脅這內塔尼亞胡的政治前途。

有分析人士認為，內塔尼亞胡可能故意尋求與伊朗沖突，進而升級為一場更廣泛的中東戰爭，以減輕巨大的國內壓力，并迫使美國更深地卷入其中。

6月13日的襲擊，雖然有其戰略理由，但也似乎也是內塔尼亞胡的一種政治策略，旨在鞏固權力，團結分裂的公眾，并轉移對內部治理問題的審查。這表明沖突的走向并非完全由地緣政治計算決定，而是受到執政領導層內部政治生存的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