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和美國聯邦政府之間的矛盾，很早就產生了。

冷戰后期，美國國防部計劃將國民警衛隊派遣到中美洲地區執行任務，結果居然被加利福尼亞州和緬因州州長以“總統無權跨境調動國民警衛隊”為由拒絕配合。

既然州政府給出的理由是“總統無權”，那深感不滿的聯邦政府索性就直接為總統“賦權”，于是，美國國會在1985年通過了《蒙哥馬利修正案》，誓要“正君道、明臣職”。

通過這份修正案，總統獲得了不經州長同意便可以征召國民警衛隊的權限，而這一“集權”措施，更是為后續美國發動的海灣戰爭、反恐戰爭調集地方軍事力量提供了的合法依據。

可是，當時的美國政客們不會想到，眾人挖空心思奠定的權力基礎居然會在40年后成為一把揮向民眾的利刃，他們更不會想到，這把“快刀”甚至還有“黨同伐異”的一天……

移民政治化

2025年6月6日，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在洛杉磯開展大規模的非法移民突擊搜捕行動，突襲了至少7處地點并逮捕44人，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

當天晚上，就有約500名抗議者在市中心聚集，試圖沖擊拘留所，并與警察爆發劇烈沖突。

可是，事件至此還遠遠沒有結束，第二天，執法局并沒有收斂，反而在拉美裔聚居的派拉蒙市再與抗議者爆發對峙沖突。

而緊隨其后的便是特朗普動用了國會40年前賦予總統的巨大權力，在未經州長同意的情況下，直接調動2000名國民警衛隊隊員進駐洛杉磯“鎮壓騷亂”。

6月8日，在催淚彈與橡皮子彈的“淫威”之下，警方宣稱抗議活動已“平安結束”，但隨之而來的卻是聯邦大樓前接連不斷的沖突與持續惡化的局面。

以至于，就連白宮都不得不“再出重拳”，公開喊話加州州長與洛杉磯市長或因“窩藏非法移民”被捕入獄，甚至就連“解放洛杉磯”的說法都被特朗普寫進了推文。

我們并不知道洛杉磯市長巴斯與加州州長紐森對執法的抨擊是否真的起到了“妨礙執法”的作用，但這二人同為民主黨議員的身份肯定是特朗普不愿放過他們的首要原因。

再說細致些，不管是洛杉磯市還是加利福尼亞州，都毫無疑問是民主黨的重要票倉，聯系到前段時間特朗普對哈佛的制裁，我們能夠看到，美國兩黨黨爭似乎呈現進一步升級的態勢。

雖然對移民問題的限令可以算作特朗普兩屆任期的“政策連貫”，但此次將加州選為威懾民主黨的實踐陣地，確實堪稱特朗普的“有意為之”：

20世紀90年代初，加州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州財政赤字與失業率節節攀升，這就讓部分民眾將矛頭指向了本州的非法移民，認為他們消耗公共資源并加劇了社會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共和黨州長皮特·威爾遜為爭取連任，首先將非法移民問題做了“政治化變現”，提出修改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激進舉措。

在移民限制主義的助推下，加州的187法案就此起草，核心內容包括禁止非法移民享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并要求公職人員核查上報疑似非法移民，為限制移民打下了基調。

1994年，共和黨更是發起了“拯救我們的州”活動來征集民眾簽名，直接將這一草案升格為加州全民公投提案，繼續加快法案進程。

之后，威爾遜更是利用競選廣告，強化了非法移民的“入侵者”形象，將法案與“維護納稅人利益”深度綁定，成功吸引到跨黨派選民的支持。

經過共和黨的不懈努力，截止到9月，該法案的民調支持率已然高達62%，因此，在11月的全民公投中，法案得到了白人選民壓倒性的支持并獲得通過。

這份充滿歧視與偏見的法案一經落地，立刻引起了少數族裔群體的一致反對。

拉美裔學生直接通過大規模罷課游行表達自己的抗議，猶太群體更是以美國拒絕猶太人登岸的“圣路易斯號事件”來類比法案的危害。

反對的聲浪直接席卷了整個加州，而這也引起了聯邦政府的高度重視。

在最高法院的討論中，由于187法案違反了“普萊勒訴多伊案”認定移民受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保護的判例，因此不予生效。

但共和黨也沒有妥協，反手開啟了長達5年的司法訴訟，誓要對抗到底。直到1998年民主黨州長格雷·戴維斯上臺，才宣告放棄上訴，讓187法案徹底消亡。

憑借這一“善舉”，民主黨成功收獲了少數族裔群體的擁戴，而這也間接促使加州從共和黨的“搖擺州”轉為了民主黨的“鐵票倉”。

加州187法案雖然已經被掃入了歷史垃圾堆，但圍繞其展開的相關討論無疑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在它的催化下，209法案（取消平權行動）、227法案（取消雙語教育）陸續出臺，而移民問題的政治化，更是讓美國的移民政策都發生了深刻的轉變……

政治極端化

先不論特朗普針對民主黨票倉的施壓有沒有重拾共和黨“搖擺州”陣地的想法，單說特朗普依靠保守派“鐵票倉”才得以上位，他就注定了必須用移民問題做出些文章。

從美國立國開始，自由理念就貫穿了整個國家，再加上后來的“西進運動”與“工業化開發”確實急需人手，因此，美國兩黨一度形成過跨黨派的開放共識，決定大規模引進移民。

直到19世紀80年代，“優生學說”的興起和對外來人口同化的焦慮，直接讓美國的移民政策風向扭轉，尤其是20世紀經濟蕭條引發的排外浪潮，直接讓兩黨就限制移民達成了共識。

如果說，冷戰時期的勞動力缺口和技術需求造就了美國又一次接受移民的政策轉向，那么，當21世紀迎來全球化市場競爭加劇的慘烈現狀之時，保守主義就必將再一次降臨美國。

長達百年的移民進程稀釋了本該占據社會主流的白人人口，市場緊縮對勞工階層的沖擊以及宗教保守主義的回潮，更是直接催生出“大替代理論”等陰謀論的傳播。

當三分之一的美國人都認為移民會威脅到本土文化主導權之時，經濟弱勢群體就更加樂于接受極端敘事，將自己面臨的困境全部歸因于“移民競爭”和“覺醒文化侵蝕”。

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提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這種充滿“救世主”意味的口號，收獲了社會底層的廣泛支持。

同時，將極端移民立場與反建制、反精英的身份深度綁定，更是與選民形成情感共鳴，為特朗普整合黨內派系、排除異己鋪平了道路。

在漸趨民粹的競選態勢中，特朗普直接將民主黨推動的寬松移民政策塑造成了“縱容犯罪”和“顛覆國家認同”，這就更為加劇了選民對民主黨的不信任。

于是，拜登政府于2024年拆除得克薩斯州邊境鐵絲網的舉措，就成為了總統沒有履行保護美國邊境安全的政治指控，民主共和的黨爭徹底從中央擴大至美國地方。

兩黨的移民政策分歧從具體治理轉向理念對抗，只會使美國的共識基礎遭到空前削弱，而這也加劇了選民按種族等標簽實現身份政治的社會撕裂。

當民主黨“多元主義”敘事與共和黨“本土主義”敘事，均無力解決非法移民積壓、邊境管理失效等實際問題，傳統政策工具便都陷入空轉，國家治理能力也進一步惡化。

試想一下，特朗普上臺以來已經發過多少次總統令了？當美國總統只能依靠一份又一份的行政令來作為施政工具，三權中的其他兩權也就逐漸失去存在的意義了……

可以預見，移民議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成為美國政治戰場的中心，也將會是兩黨黨爭的得力抓手。

只要移民存在，只要邊境還有沖突，只要新聞里還能拍到“抗議者對峙軍警”的畫面，民主共和兩黨就可以塑造出一種看似“危機”的氛圍來為自己的強硬政策背書，同時也可以作為對自己競選基本盤的“交待”。

雖然特朗普動用總統調派軍隊的權力來對民主黨極限“施壓”，可回顧拜登政府對特朗普進行的數次調查，誰又能說，這不是一次歷史的戲劇性回眸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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