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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轉型的宏大背景下，中國正經歷著從傳統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服務經濟的快速躍遷。這一進程中，大量勞動力從農村、傳統制造業等領域向新興的平臺經濟行業流動，快遞員群體便是這一勞動力轉移浪潮中的典型縮影。他們大多來自農村或經濟欠發達地區，懷揣著對城市生活的憧憬與改善家庭經濟狀況的期望，涌入快遞行業。然而，受限于自身教育水平、技能儲備等因素，他們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難以躋身高收入、高穩定性行業。快遞行業的低門檻、高靈活性，恰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過渡性的就業選擇。

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副教授莊家熾深入快遞行業，化身為一名快遞員，基于在快遞站點開展的田野調查，寫成了新書《追系統的人：快遞員的勞動過程與社會關系網絡》。這本書在理論研究與田野實景的交織中，勾勒出快遞員在數字牢籠中的真實勞動圖景，探尋平臺經濟下個體勞動者的生存智慧。面對算法的追逐，勞動者并非完全被動，他們通過熟稔固定派送區域、構建互惠關系等方式，使自己成為城市社區中“熟悉的陌生人”，提升勞動過程中的自主性，重構勞動自主性，尋得與系統共生共存之法，實現對系統的反追。

《追系統的人：快遞員的勞動過程與社會關系網絡》

莊家熾| 著

人文書托邦|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5年1月

本書清晰映照出平臺經濟浪潮下快遞員群體在數字化勞動秩序中的掙扎、抵抗與不懈追尋。從被數據緊緊捆綁的日常工作，到算法邏輯下效率、權益與責任的失衡困境，再到快遞員憑借微觀抵抗策略展現出的頑強生存韌性，本書為我們呈現了一幅生動而復雜的行業畫卷。它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在追求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的道路上，不能以犧牲勞動者權益為代價。重構公平、合理、可持續的勞動秩序，不僅是對快遞員群體辛勤付出的尊重與回饋，更是實現平臺經濟高質量、長遠發展的必然要求。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另一本書《過渡勞動》，該書同樣是一部關于外賣騎手勞動狀況的實證研究著作，更是從社會轉型的宏觀視角出發，對平臺經濟下新興勞動形態進行深入理論剖析的佳作。作者王星博士提出的“過渡勞動”概念，精準概括了外賣騎手勞動的臨時性、不確定性及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這一概念豐富了對平臺經濟勞動形態的理解，指出外賣工作作為零工經濟的典型，本是勞動者職業發展中的過渡選擇，但現實中騎手卻因各種因素與平臺緊密捆綁，陷入難以掙脫的困境。

我們走進快遞站點，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墻上懸掛的電子顯示屏，上面實時跳動著各類數據：包裹攬收量、派送量、延誤率、投訴率等。這些數據宛如高懸在快遞員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左右著他們的工作節奏與收入水平。快遞員必須爭分奪秒地穿梭于大街小巷，逐家拜訪客戶，稍有耽擱便可能面臨超時罰款。派送環節更是數據管控的“重災區”，每件包裹在系統中都被賦予精確的派送時效，從快遞員取件那一刻起，倒計時便已啟動。他們對派送區域內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小區的布局都了如指掌，這種對空間的極致熟悉，并非源于個人興趣，而是被系統數據逼出的生存技能。

從更深層次的視角來看，這種數字化管理模式將快遞員的勞動徹底“去技能化”和“碎片化”。在傳統快遞行業中，快遞員需具備一定的人際交往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及對業務流程的整體把控能力。然而，在數字化系統的規訓下，快遞員的工作被拆解為一個個簡單、重復的動作，只需按系統指令操作即可。他們無需思考包裹的最優派送方案，因為系統已計算妥當；也無需與客戶過多溝通交流，只需完成包裹交接動作。這種勞動過程的異化，使快遞員逐漸淪為系統的附庸，喪失了對工作的自主性與創造性。

從效率維度來審視，算法的確展現出了強大的威力，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分析與處理，極大提升了快遞服務的時效性。然而，在算法全力追逐效率的背后，快遞員的權益卻遭無情擠壓。為契合算法設定的嚴苛時效標準，快遞員被迫長時間高強度工作，每日工作時長常超12小時。長時間騎行、搬運沉重包裹，讓他們的身體承受巨大負荷，腰椎間盤突出、關節炎、靜脈曲張等職業病在快遞員群體中極為普遍。

在責任歸屬方面，算法邏輯同樣引發諸多混亂。當出現包裹延誤、丟失或損壞等問題時，算法往往將責任簡單歸咎于快遞員。然而，這些問題的產生并非全因快遞員個人失誤，很大程度上源于交通擁堵、惡劣天氣等不可控因素。但算法在判定責任時，缺乏對復雜現實情境的綜合考量，只是依據預設規則和數據指標進行機械評判。在此過程中，人的因素被嚴重忽視，快遞員僅被視為實現效率目標的工具，而非有血有肉、有尊嚴和權益訴求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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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深陷數字化系統的重重圍困，承受著高強度工作與權益受損的雙重壓力，但快遞員群體絕非逆來順受的被動者。作者通過細膩觀察與深入訪談，為我們展現了快遞員群體在困境中展現出的微觀抵抗策略與頑強生存韌性。他們會精心構建自己的派送網絡，與小區保安、物業人員、商店店主等建立良好合作關系，換取這些關鍵人物的支持與便利。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際關系網絡，在快遞員的工作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快遞員之間也形成緊密的互助聯盟，他們會相互分享派送信息，合理調配資源，共同應對挑戰。這種基于業緣關系建立的互助機制，在艱難的工作環境中為快遞員們提供了情感支持與慰藉。通過這些看似微小的努力，快遞員們在系統的縫隙中艱難尋覓生存空間，努力維護自身尊嚴與權益。快遞員們的微觀抵抗行動，實則是對現有不合理勞動秩序的無聲抗議，它呼喚著社會各界對平臺經濟中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的關注與反思，推動行業朝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多數外賣騎手與眾包模式關聯，與平臺企業并非傳統勞動合同關系。這種模糊的勞動關系致使騎手在社會保險方面存在嚴重缺失，平臺通常不為其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常規社會保險。騎手主要依靠購買商業保險應對風險，然而商業保險保障范圍有限，難以提供充分保障。而且，工作強度與安全風險問題突出，長時間、高強度工作使騎手易疲勞，交通事故頻發。但因勞動關系不明確，騎手在遭遇事故申請工傷認定和賠償時困難重重，平臺與外包配送公司常相互推諉責任。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京東、美團等相繼宣布為外賣快遞員繳納五險一金，這一舉措被視為外賣行業的重大變革，是外賣行業發展歷程中的標志性事件。平臺企業為快遞員提供五險一金的“鯰魚效應”已顯現，部分平臺企業的跟進便是例證。但要實現全行業覆蓋，還需解決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如何界定“全職”與“兼職”快遞員，避免企業通過模糊用工關系規避責任；二是平衡社保成本與快遞員收入，防止企業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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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快遞行業乃至整個平臺經濟中勞動秩序失衡的現狀，重構合理、公正的勞動秩序已刻不容緩，也啟發我們從多維度探索重構勞動秩序的可行路徑。算法作為平臺經濟的核心技術支撐，其設計與應用理念的轉變至關重要。企業和管理者應摒棄單純以效率為導向的算法設計思路，將勞動者的權益與需求納入算法考量范疇，通過這種人本化的算法優化，實現技術與人性的有機融合，為重構勞動秩序奠定堅實技術基礎。

政府在重構勞動秩序中扮演著關鍵的引導與保障角色。從法律層面看，應加快完善適應平臺經濟特點的勞動法律法規，明確平臺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將快遞員等靈活就業人員納入法律保護范疇。例如，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保障勞動者在工傷、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基本權益。在監管方面，加強對平臺企業的勞動監察力度，建立常態化的監督檢查機制，嚴厲查處企業侵犯勞動者權益的違法行為。

快遞企業作為勞動秩序的直接構建者與維護者，肩負著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在管理模式上，企業應采用更加人性化、參與式的管理方式，樹立長遠發展的戰略眼光，將服務質量與勞動者權益保障作為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從而為提高快遞員的薪酬待遇、改善工作條件創造有利經濟條件。

從職業發展角度看，外賣騎手的工作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征。一方面，對許多騎手而言，送外賣只是他們在城市打拼的階段性職業，他們希望通過在這個行業積累一定資金和經驗后，實現職業的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外賣行業的工作經歷也為騎手們提供了接觸城市社會、提升自身能力的機會。但這種過渡性也帶來諸多問題，如職業技能積累不足、社會保障缺失等，使騎手們在從一種職業狀態向另一種職業狀態轉變的過程中面臨較大風險和不確定性。

從社會結構層面分析，外賣騎手群體的出現反映了當代社會勞動分工的細化與多元化，以及不同階層之間流動的復雜性。他們處于城鄉二元結構和新老經濟形態的交匯點，既受傳統農村社會關系網絡影響，又被卷入現代城市的數字化經濟體系。這種特殊的社會位置使他們在享受平臺經濟帶來的就業機會的同時，也承受著來自不同社會結構層面的壓力和束縛。

在《追系統的人》中，作者構建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數字全景監獄模型。外賣平臺的智能調度系統不再是簡單的工具，而是演變為具有自我進化能力的“數字利維坦”。這個系統通過實時采集騎手的行動軌跡、配送效率、用戶評價等海量數據，不斷優化其控制算法。當騎手在手機端看到“預計送達時間”時，實際上正接受一場精心設計的心理操控實驗——系統通過壓縮配送時限創造出的“時間盈余”，誘使騎手主動提升工作強度。

當騎手可以“自由”選擇接單時間時，他們不得不陷入“多勞多得”的自我剝削陷阱。書中描述的“游戲化”管理系統極具欺騙性，平臺將配送任務包裝成闖關游戲，用虛擬勛章和等級制度刺激勞動者的競爭本能，這種精神操控術成功地將資本邏輯內化為勞動者的自我規訓。面對技術異化的困境，本書提出了“算法人權”的前沿概念，作者主張在算法設計中嵌入人文關懷系數，通過技術民主化重構人機關系。這種技術改良主義路徑雖具啟發性，卻低估了資本對技術演進方向的把控力，書中提到的德國“算法透明度法案”試點，為監管創新提供了有益參照。

在數字文明的路口，我們需要重新想象技術的可能性。荷蘭某外賣平臺實驗的“騎手友好型算法”，通過延長配送時間和動態調整任務量，在效率與人道之間找到了平衡點，這種實踐印證了技術發展可以有不同的價值導向，關鍵在于重建“科技向善”的社會契約。

本書既揭示了數字資本主義的病理特征，也指明了治療的可能方向。技術異化的本質是人的異化，而破局之道在于重構技術發展與人類福祉的價值排序。在算法與人性博弈的戰場上，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更智能的系統，更是更具溫度的文明。或許正如本雅明所言，每個技術進步的瞬間都包含著救贖的契機，關鍵在于我們是否具備在數字迷霧中辨認星光的能力。

（作者系浙商資產研究院總經理）

（作者 馮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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