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館

有一名湖北婚檢醫生在網上發文吐槽：婚檢的重要性，就是要坑死醫生。

他的帖子很快就上了熱搜。

據這名醫生說，幾個月前，有一男一女來做婚前體檢，結果女的查出來患了艾滋病。

但是這個女的強烈要求不能告訴她的未婚夫。

這個女的如此要求，自然是有她的道理。

因為這涉及到她的隱私，她有權要求醫生為她保密。

《艾滋病防治條例》里也有明確規定，未經感染者同意，醫生不得將其感染的信息告知他人。

其實不僅是病情，按照條例規定，連可以推斷出感染者身份的個人信息，醫生都不得告知他人。

《母嬰保健法》里也有規定：“婚前醫學檢查中發現醫學上認為不宜結婚生育的疾病時，醫師應當向當事人說明情況，提出預防、治療以及采取相應醫學措施的建議。”

但這里的“當事人”，是指體檢的當事人，而不是結婚的當事人。也就是患者本人，但不包括家人和親屬。

因為病人的隱私確實應該得到尊重和保護。特別是艾滋病又有其特殊性，稍有不慎，可能會讓患者承受巨大的損失和壓力。

但讓人想不到的是，這名醫生嚴格尊重患者的要求，也嚴格按照規定辦事，替這位女子保密，卻迎來了無妄之災，差點就是殺身之禍。

原來這名女子和男人結婚后不久，男人發現自己被感染了。

男子一氣之下，揚言要“弄死”這個婚前體檢的醫生。

網上有種說法，他已經提刀去找過婚檢醫生了。

他投訴到管理部門，這名醫生被罰停職三個月。

當然，這名男子的心情可以理解，他也有他的道理。

婚前體檢的意義在哪里？就是要檢查雙方的健康狀況，是否適合結婚以及生育。核心目的是為了杜絕風險，或者把風險扼殺在搖籃里，而不是反過來。

艾滋病，又是對婚姻和生育有著重大影響的疾病。

無論是《民法典》，還是《傳染病防治法》都有明確規定，艾滋病屬于婚前應告知的重大疾病。

如果有所隱瞞，婚姻無效。

司法機關就公布過這樣的案例：

四川雅安，一名女子婚后半年發現丈夫在服用治療艾滋病的藥物，追問之下，男人在結婚前就已經確診得了艾滋病。

但他沒有告訴自己的妻子，其妻子也并沒有感染。

女子仍然以“惡意隱瞞重大疾病”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撤銷婚姻。

最終，法院也確實撤銷了他們的婚姻。

需要特別強調，法院裁決的是“撤銷”，而不是“離婚”。

就是說這段婚姻從一開始就是無效的。撤銷之后，雙方的婚姻狀態是“未婚”，而不是“離異”。

這說明，一個人如果患有艾滋病，確實有告知另一半的義務。這是得到法律的支持的。

于情于理，也確實說得通。

畢竟，不管有多少的苦衷，如果得了艾滋病瞞著對方，結婚，甚至還生兒育女，不僅會害了對方一輩子，還會給一個孩子的一生帶來不幸。

每個人的安全都是頭等大事，法律也賦予每個人的健康權不受侵犯的權利。

這就真的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唯獨婚檢的醫生怎么說都沒理，不僅落得個里外不是人，還要被罰。

還是在同樣的地方，還是婚前體檢。

一年前，醫生發現女子感染了艾滋病毒。

醫生告訴了男子。

男子選擇了取消婚姻。

女子以醫生侵犯自己的隱私為由，將醫生投訴到管理部門。

醫生也被罰停職三個月，不得已選擇了離職。

這實在是有些讓婚前體檢的醫生不知所措了。

也難怪這位醫生會發文吐槽。

就像是一個死局，無論說與不說，總會得罪一方。

而任何一方，都可以去投訴。一訴一個準，鐵定受到處罰。

還無法喊冤，因為都有法規作為依據。

相比之下，云南的醫生就輕松多了。

云南省從2021年施行的新的《艾滋病防治條例》，規定得非常清楚：感染者和病人應當將艾滋病病毒的事實及時告知其配偶或性伴侶，本人不告知的，醫療衛生機構有權告知；感染者不及時將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實告訴其配偶、有性關系者等存在暴露風險的人群，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隱私權要尊重，健康權要保護，婚前體檢工作也要開展。

多出臺一些像云南的這種條例、制度和規定，大家都可以少很多麻煩。

或者，既然婚檢是雙方一同參加的事情，那不如就一式兩份，一視同仁。

沒事兒皆大歡喜，有事共同面對，商量著把事情解決了。

婚前體檢的意義，本來就在此。

也許事情沒有那么麻煩。

即便相關的法律和規定隱私權和健康權有了顧此失彼的尷尬。

但也有法律專業的人提出了專業的意見：健康權大于隱私權。

這是很好理解的。

畢竟，人活著，比什么都重要。在身體健康面前，有些隱私權需要作出讓步。

何況，艾滋病很特殊，對另一半，對家庭，對下一代，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實在是深且遠。

又何況，將感染了艾滋病的事實告訴另一半，又不是廣而告之，對隱私權的傷害倒也沒那么大。

另一半是利益相關方，實在是有知情的必要。

畢竟，兩個決定結婚、攜手走過一輩子的人，這點最基本的坦誠實在是應該有。

那主管部門為何對在婚前體檢的醫生發現一個人感染艾滋病，告訴和不告訴另一半的做法，都要處罰呢？

這背后的關鍵原因應該不是在法律、規章制度相互矛盾的尷尬。

相關人員怕麻煩、不擔當、不作為才是根本。

因為有人來投訴了，因為有人鬧了，他們惹不起，就讓相對好說話、比較好拿捏的人做出讓步，受些委屈，方便息事寧人。

這種誰鬧誰有理的處理方式，實在是有失偏頗得很！

也是造成這種尷尬的根源所在。

作為執法者，需要有不怕麻煩、不怕得罪人的擔當。

只有這樣，大眾心中“惡人要有惡報”的樸素愿望才能達成，法律的意義也才能顯現。

廣西一韋姓男子在南寧某村里承包了280畝地種西瓜。

隨著西瓜陸續成熟，大部分已采摘，瓜田里還剩一部分沒摘。

這時候，村里有人來討瓜，韋先生覺著鄉里鄉親，幾個瓜也不是大事，就送了。

但不知為何，村民之間就傳開了，說韋先生地里的瓜不要了，免費摘。

結果不僅本村的，甚至隔壁村的人都來了，扛著麻袋、騎著三輪，甚至有人開著貨車，涌入韋先生的瓜地里，不分晝夜，搶瓜搬瓜。

地里的勞動工具被毀了，一些設施也爛了，水管都壓斷了……

韋先生和工作人員攔都攔不住，最后還發生了肢體沖突，報警了。

此事最終警察的具體處理如何，目前不詳。

反正韋先生很糾結，眼下的損失先不說，明年還要不要承包土地繼續種瓜，難下決定。

這么多年來，“組團偷菜”的事屢見不鮮，也屢禁不止，最根源的問題還是有些部門在處理時，只圖簡單了事，沒有主持基本的公平公義。

明明有明確的法律條款擺在那，明明是非也很明顯，但就因為壞人有一大群，壞人過于不講理，壞人足夠無恥又無賴，執法者就只想著趕緊把事情敷衍過去。

也恰恰是這樣，讓那些只要底線足夠低，只要豁得出去的人，總能占到便宜，甚至還有些上癮。

湖北武漢有個90后的小姑娘，大學畢業后雄心勃勃地回到老家創業搞種植。

她借貸了上百萬，承包土地種南瓜。

剛開始，瓜地里少幾個瓜，小姑娘覺得都是鄉里鄉親，沒計較，也沒聲張。

可沒想到她的大度，卻讓村里的老人嘗到了甜頭，成群結隊到瓜地里去偷瓜。

誰去晚了，摘少了，還覺得自己吃了虧。

被小姑娘抓了現行，這些老人就聲稱自己有高血壓、心臟病，躺在地上打滾，要死要活地威脅她。

小姑娘找村干部調解。

這邊還在村委會沒調解完，那邊有人提著刀到地里把瓜亂砍一通泄憤。

小姑娘創業之初，對各種困難都有預想，萬萬沒想到會被這些潑皮無賴的老人折磨得無所適從，最后連給工人的工錢都給不起。

小姑娘報警，但是面對這些偷瓜的老人，警察也束手無策，只能口頭警告、教育了事。

但話說回來，如果口頭教育對這些人有用的話，那他們也干不出既偷瓜，又訛人的勾當來。

但與河南一位種瓜的大爺相比，這位武漢姑娘又算是幸運的。

河南種瓜的大爺也遇到了相似的事情，周圍的村民，特別是一些老人，把他的瓜地當成了免費進貨的地方。

有一次大爺到瓜地里正好碰到一個老太太在偷瓜，在阻攔時，兩人發生了拉扯，偷瓜的老太太摔倒在地，把膝蓋磕破了皮。

還不等大爺打電話，老太太先報了警。

警察處理的結果，大爺不僅損失了瓜，還要給賠付老太太300塊錢的醫藥費。

種瓜大爺的老伴兒聽說了，直接氣得癱坐在地，嚎啕大哭。

這些人秉承光腳不怕穿鞋的江湖經驗，仗著自己年紀大、底線低、臉皮厚，敢耍無賴，敢胡攪蠻纏，更仗著“法不責眾”的不成文規矩，賭定一些執法人員怕麻煩，不會真拿自己怎么樣，越來越囂張，一次又一次刷新我們認知的下限。

甚至還形成了一種“吃大戶”的經驗。好像誰努力創造財富，就活該被他們纏上薅羊毛。

但我們明明是有法可依的。

《民法典》就明確規定：“私人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占、哄搶、破壞。”

也就是說，問題還在執法的一端。

如果我們的執法人員嚴格依法執行的話，完全是可以對這些人予以嚴厲處罰的。

針對偷瓜行為，《人民日報》就明確說：“只要是偷，就是違法。若偏袒違法者，不僅讓受害者遭受雙重傷害，還會主張違法者氣焰，侵襲法律尊嚴。”執法者要嚴格執法，“經得起‘吃瓜群眾’的審視，經得起正義的考量”。

可謂是一針見血。

法律條文明明白白地擺在那里，如果總是落不到實處，結果就是好人吃了虧，壞人沒報應，老實人一次又一次被撞到頭破血流。

如果一直這樣下去，那陷入尷尬的可就不只是婚檢的醫生，陷入困境也不只是種瓜的瓜農，而是我們大家，乃至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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