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

2019年7月，考古工作隊員在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現場布置探方。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出土的石膏佛面、手部殘片。

2022年7月，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爾寺遺址考古發掘領隊肖小勇（左二）帶領考古工作隊員討論出土文物情況。

　　佛教誕生于印度，傳入新疆的時間說法不一，主流觀點是公元前1世紀左右，從于闐或疏勒傳入。文獻記載，西去求法的高僧，無論是法顯、還是玄奘，都曾對疏勒萬僧千佛的禮佛盛況發出贊嘆，但受古今人類活動區域重合等因素影響，疏勒保存下來的漢唐遺跡并不多，殘存于游記、史書中的只言片語留給今人無盡遐想和遺憾。
　　因此，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這座地處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由佛塔、佛殿和僧房等遺跡構成的大型、高等級佛教寺院遺址尤顯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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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實證

　　一百多年前，該遺址因被掠奪等原因，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圖片記錄。此后，在我國第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遺址有了初步測繪等信息，但遺址范圍、布局、建筑結構等關鍵問題仍不明確。
　　自2018年新疆考古納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以來，莫爾寺遺址考古項目被列入“新疆多元宗教發展與中國化的考古研究”課題，由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開展發掘。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鏟下，湮沒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遺存，再次回歸人們的視野。
　　動物骨骼鑒定顯示主要為羊、黃牛和馬骨，印證疏勒僧侶吃肉的記載；孢粉分析發現遺址有40余種植物種屬；運用地球物理勘探技術探測地下遺跡……多學科技術深度介入，讓考古發掘提取的信息更豐富，文獻里干癟的文字變得有血有肉。
　　“以往佛教何時傳入西域，大家都是從文獻記載得出的認識，而莫爾寺考古系列碳14數據結合遺跡遺物，提供了考古證據：在公元1世紀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李文瑛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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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剎探源續寫交融故事

　　對考古專家而言，以海量文物為線索，完成歷史拼圖，挖掘文化遺產背后的故事仍在繼續。
　　在已出土的上萬件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中，有大量石膏佛像殘塊，專家根據部分殘塊分析，莫爾寺最高佛像可達4米；結合古籍記載，以及出土佛像特點、開元通寶錢幣、泥瓦、貼金佛像手指等綜合分析，莫爾寺遺址長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與武則天時期在疏勒鎮修建的大云寺有關聯。
　　文獻記載，武則天曾令天下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區的安西四鎮也都興建，“疏勒亦有漢大云寺，有一漢僧住持，即是?州人士”。李文瑛介紹，莫爾寺遺址考古發現表明，唐朝時中央政權通過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有效管轄天山南北，為保障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當然也包括宗教穩定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莫爾寺遺址考古發掘領隊肖小勇認為，佛教公元前1世紀左右傳入新疆后，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傳播中心，并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繼而向中原地區傳播，與當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動格局。
　　隨著研究不斷深入，專家有了更多發現。
　　肖小勇認為，莫爾寺遺址附近在漢唐時期應為重要農耕區。此外，莫爾寺遺址南面有直線距離約5.2公里的汗諾依古城遺址，東面直線距離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遺址，西面約30公里還有三仙洞石窟等，進一步說明莫爾寺遺址一帶曾是當地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2024年10月,《莫爾寺遺址文物保護規劃（2024-2035年）》獲國家文物局批復，莫爾寺遺址面向公眾開放已提上日程。
　　成功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后，莫爾寺知名度日漸響亮，搭乘南疆火車的旅客，得知途經莫爾村附近時，總不忘透過車窗搜尋莫爾寺的身影。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黨組書記、局長李軍說，下一步將對莫爾寺遺址歷史信息進行完整展示，全面、準確闡釋其歷史文化價值，并整合周邊文化資源，讓遺址擁有集文物保護、研究、展示等為一體的功能，成為深入推進文化潤疆重要載體，有形有感有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文圖均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