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襲黑袍屈膝而跪，中國女孩的雙手在劍橋院長手中微微發顫，七百年的古老儀式在她身上延續。

2025年，漂亮中國女留學生的一張劍橋大學畢業照引發國內輿論嘩然。照片中她跪在學院領導面前接受學位證書的姿態，被誤讀為“為了畢業文憑下跪”。

這個引發誤解的儀式，恰恰是劍橋大學延續八個世紀的傳統——在莊重的畢業典禮上，畢業生須跪著按照三位一體的宗教禮儀接受學位。因信仰或生理原因不能下跪者，必須提前提交書面申請豁免。

每年有數百名中國留學生，尤其是越來越多優秀的中國女生，在這一刻屈膝跪接劍橋文憑。她們的身影，折射著留學大潮與文化碰撞的交匯點。

01 誤解與真相：跪授儀式的本質

劍橋大學的畢業典禮流程嚴格得近乎刻板。校方頒發的典禮須知中，密密麻麻排列著近二十個“必須”和“不許”，從學生著裝、發型到鞋襪款式均有明文規定。跪授儀式位于整個典禮的核心環節：學生由學院院長牽手引至校長面前，屈膝跪地接受祝福。

這一動作承載著劍橋特有的象征意義——*學生是由學院親自“教導成材”，院長親手將其“交付”給大學的最高代表。

儀式的宗教淵源可追溯至中世紀。1233年，教皇額我略九世頒布詔書，允許劍橋畢業生在任何基督教地區授課，確立了其學術圣地的地位。下跪姿勢采用的正是基督教“三位一體”禮儀框架。

對中國漂亮女留學生的誤解源于東西方文化符號的錯位。在西方學術傳統中，跪地并非表示卑微，而是象征對知識圣殿的敬畏。

劍橋校長艾莉森·理查德曾強調：“每一所學校都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這樣的多樣性造就了世界性的杰出人才。”

02 中國面孔的增長曲線：從教室到最大禮堂

1994年，張其軍獲得獎學金赴劍橋攻讀醫學博士時，全校中國學生與家屬總數不足200人。“那時開會租個小教室就夠了”，他回憶道。而到2009年，劍橋中國社群已達數千規模，“劍橋最大的會場也僅能滿足30%左右的需要。”

這一增長曲線持續上揚。劍橋大學最新數據顯示，全校國際研究生中38%來自非歐盟國家，美國與中國學生占據主力，分別約為680人與620人。在畢業典禮的跪授隊列中，中國女生的黑袍身影日益常見。

她們進入劍橋的門檻依然高聳。本科申請者需雅思總分7.5（單項不低于7.0）或托福110（單項不低于25），高考成績需達到全省前0.1%；研究生要求平均分85分以上，雅思7.0-7.5。經濟成本同樣高昂——年學費約2.7萬英鎊，生活費每月需1000英鎊。

穿過這道窄門的中國女生，正改變劍橋的文化景觀。張其軍觀察到：“每逢春節，西方人穿中國服裝慶祝，中文成為當地正式第二外語，用中文字文身講中文成為時尚。這些在十年前無法想見。”

03 劍橋的學院制：聯邦式學術王國

跪授儀式的深層意義，植根于劍橋獨特的*學院制管理體系。大學由35個獨立學院組成，形成“聯邦式”結構：大學中央僅負責宏觀協調，各學院掌握行政財務、招生教學等核心自主權。

每個學院堪稱“微型大學”：擁有獨立財政（劍橋總資產達40億英鎊，為英國最富有大學）、自定錄取標準、自建圖書館宿舍系統。這種分權模式催生了學術多樣性——從1284年建立的彼得學院，到以諾貝爾獎產量聞名的三一學院，各具特色。

學院制強化了師生紐帶。所有本科生入學即配備導師，除學術指導外，“學生可向學院護士、牧師或導師尋求生活幫助”。這種關懷成效顯著：劍橋輟學率僅0.5%，遠低于英國大學1%的平均值。

當院長牽著學生的手走向校長時，體現的正是學院作為“學術家庭” 的核心地位——學生首先是學院的孩子，然后才是大學的成員。

04 文憑背后的學術圣殿：劍橋的全球坐標

跪地領取的那張文憑，承載著劍橋的學術榮光。迄今劍橋孕育了116位諾貝爾獎得主，在物理學（32獎）、生理學或醫學（26獎）、化學（22獎）領域尤其耀眼。2011年，它更登頂QS世界大學排名首位。

學術傳承體現于獨特的學位體系。哲學碩士（MPhil）是劍橋的特色設計：一年課程加論文，成績達標（平均分67-70）可直接轉入博士階段，總耗時僅四年。相較之下，普通碩士升博士通常需五年以上。

在校長艾莉森·理查德看來，劍橋的靈魂在于“開放的教學模式”：“幫助學生在校期間根據自身需求掌握新知，挖掘潛質，為社會做更多元貢獻。”她特別提及金庸的例子——高齡入讀仍學以致用，“劍橋以培養這樣的學生為豪。”

05 文化對話：跪與不跪間的文明互鑒

跪授儀式引發的討論，本質是不同教育傳統的對話。艾莉森·理查德曾指出：“中國一流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部分源于歷史沉淀。”劍橋七百年的傳統形成穩定秩序，而中國大學尚在探索“自主權與學術氛圍”的平衡。

對跪禮的敏感，折射中西禮儀符號的差異。在東方語境中，跪地易喚起封建等級聯想；而在劍橋傳統中，它是學術神圣性的身體表達。

值得玩味的是，當中國女生選擇遵循這一儀式時，展現的是跨越文化壁壘的適應力——理解符號背后的本真意義。

更深層的融合發生在學術肌理中。劍橋校長強調：“大學與大學合作的基礎常始于個人研究者的默契。”她觀察到劍橋各院系與中國研究機構的合作“都是世界級學者先找到對方，再展開研究”。這種平等對話，恰是文明互鑒的生動注腳。

劍橋三一學院門口，那株從牛頓家鄉移植的蘋果樹已亭亭如蓋。樹下走過捧著學位證書的中國女孩，黑袍襟角被英格蘭的風輕輕掀起。她們剛剛完成的跪授儀式，與牛頓17世紀在此接受的學術祝福一脈相承。

在倫敦金融城的招聘辦公室，劍橋文憑仍是“職業成功的通行證”；而在北京中關村的科技園區，這些經歷過跪授儀式的女生們，正將劍橋的學院制討論模式引入本土團隊會議。

儀式結束后的站立，才是她們真正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