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江西的唐先生向潮新聞反映，今年4月，他將身患重癥的孩子從江西省兒童醫院轉運至上海某醫院，800公里路程被“民營救護車”司機收費28000元，且沒有說明價格明細，也未開具發票，甚至費用都是轉入個人賬戶。因此，唐先生質疑這筆費用不合理。

16日下午，潮新聞記者致電江西省兒童醫院，了解此事的工作人員證實確有此事，并表示此事院方正在核實調查，有結果后會向上級部門匯報。

唐先生告訴記者，2025年4月4日，孩子入住江西省兒童醫院心臟中心接受治療，但情況未有好轉，反之愈發嚴重。8日晚，主治醫生建議孩子轉院治療。“我提出前往上海的醫院進行治療，并且讓主治醫生幫我聯系救護車用于轉運。”唐先生說。

8日晚上10點左右，一輛救護車停靠在江西省兒童醫院等待出發前往上海，救護車內有兩名身穿反光背心的司機，“其中一名司機和我確認了目的地醫院信息以及小孩病情后，直接告訴我轉運費用28000元。” 唐先生解釋道，他的母親曾詢問司機收費依據，但兩名司機都沒有回答。由于情況緊急，他和家人并沒有過多糾結費用，在上車前通過微信轉賬的形式向其中一名司機支付了14000元的預付款。

預付款轉賬記錄 圖源：受訪者供圖

9日凌晨5點，唐先生的孩子在救護車的運送下安全抵達上海，唐先生向另一名司機支付了余下的14000元尾款。兩名司機全程未向唐先生開具發票或收據。

救護車抵達上海 圖源：受訪者供圖

發生這件事情后，唐先生覺得這筆費用“有點離譜”，存在一定透明度不足的問題。“我不清楚這筆錢是醫院收取還是由個人收取，其次我也不知道這輛救護車是不是屬于江西省兒童醫院。如果是民營機構的，為什么事先不告知我，也沒有出示收費標準。這都是不合理的。”于是，唐先生向江西省衛健部門進行投訴。6月11日，江西省兒童醫院一名工作人員聯系到了唐先生，并解釋事件情況。

“江西省兒童醫院的解釋是，負責運送我孩子的救護車屬于一家名為南昌贛醫醫院有限公司的民營綜合性醫院，屬于正規機構。因為他們醫院的救護車不能出省，120救護車無法轉運我孩子這樣帶著呼吸機、ECMO等器械的病人。再加上需要連夜轉運，所以醫生在考慮到各方面原因后，幫我們聯系到了這輛救護車。院方否認這家公司與醫院有任何關聯。”對于院方的說法，唐先生并不認可，他認為，醫院或南昌贛醫醫院有限公司應該在轉院前告知他收費依據，在產生疑問后，更應該及時作出合理解釋。

16日下午，潮新聞記者以病人家屬身份致電江西南昌緊急救援中心，工作人員表示，南昌緊急救援中心對于救護車的服務價格是有明文規定的，現在從南昌轉運至上海整體費用大概在11000元左右。“我們沒有車型的區分，救護車長途收費是13元每公里，另加醫生出診費以及其他設備使用費用，沒有其他額外費用。”

而針對江西省兒童醫院向唐先生解釋的120救護車無法轉運問題，該工作人員表示，因車上已經裝滿了各類儀器，他們現階段的確無法承運攜帶呼吸機、ECMO這類儀器的病人。

據公開資料顯示，唐先生所提到的南昌贛醫醫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民營綜合性醫院。該醫院曾多次被南昌市青山湖區醫療保障局予以行政處罰。

公司負責人冷某在得知記者來意后表示，對于唐先生一事，目前他并未收到相關消息。

潮新聞記者也從江西省兒童醫院獲悉，目前院方已經介入調查此事，具體情況在調查核實后，會向唐先生以及上級部門匯報。

延伸閱讀

老人臨終前想回家 醫生介紹的救護車3公里路收費1800

據央視網消息，“從醫院回家，3公里路，10多分鐘車程，花了1800元。”家住廣東省湛江市的張理沒有想到，外公臨終前的“落葉歸根”之路，竟會如此昂貴。

湛江市航拍畫面 網絡圖

2024年8月，因心臟病、腫瘤、器官衰竭等多種老年疾病住院兩個月后，張理的外公走到了彌留之際：身體無意識，靠著吸氧維持著微弱的呼吸和心跳。醫生表示已無救治意義，家屬決定帶老人回家保守治療。

不過，怎么回家卻難住了家屬。“絕大多數普通汽車拒載病人，覺得不吉利，怕有麻煩，而且也沒有容納病人躺臥的空間。”家屬請求醫院派救護車送外公回家，卻被拒絕了。后者表示，醫院的救護車不能送病危病人回家。

無奈之下，張理家人只能聯系醫生介紹的私人運營“救護車”。從外觀上看，這種“救護車”和正規救護車幾乎一模一樣：貼著紅色的線條、紅十字、車頂還有閃爍燈。但車內配備的人員和設備還是讓她嗅出了一絲“山寨”的氣息：車上3個人，一個司機，另外兩人一個穿著白大褂，一個穿著便服。車內除了一個移動床和氧氣袋，再沒有其他醫療設施和藥品。

圖為救護車 受訪者供圖

更讓張理和家人沒有想到的是，除了設備簡陋，這輛“救護車”還是個“價格刺客”。“車遲到了20分鐘，一見面就說要收2000元，我舅舅說距離較近，1000元行不行。一番討價還價后，價格定在了1500元。”可到了張理家，車上人掏出付款碼，說要收1800元。“我們小地方人均月收入才兩三千元，但事態緊急，我舅舅也只能無奈接受。”

“病危的人需要回家，醫院不安排救護車，只能找外面的‘假救護車’，情況危急，老百姓沒有選擇的余地，只能任人宰割。”張理說道。屢禁不絕的“黑救護車”

這種“任人宰割”的滋味，家住山西臨汾的王離也體會過。今年2月，身患癌癥卻已不具備手術條件的父親，被北京的醫生建議送回家。她緊急聯系了救護車轉運，并告知對方，車上需要配備呼吸機、制氧機和輸液泵，協商后價格為8元/每公里。

“我們當時也沒細問是否有別的收費項目，結果車到了之后，一個破被子收費300元；路上爸爸發燒，一個冰袋50元，用了6個收費300元；吸痰6次，每次60元；早餐費100元；路上的監護費、氧氣費都要單獨收錢。”最后，從北京到山西，800公里的路程，王離共花費8400元。“當時著急也沒仔細核對費用，后來才覺得被坑了。”

“公眾認知里的救護車，大多是指執行院前急救任務的120聯網車輛。但在現實中，更多的救護車執行的是醫療服務工作。”平頂山市急救指揮中心原主任武秀昆專注于急救領域研究多年，據他介紹，我國衛生行業標準將救護車分為兩類：

一類為院前急救車輛，主要執行醫療急救任務，以現場搶救為主，輔以途中監護治療，是刻不容緩、分秒必爭的“短平快”式醫療服務；

一類為非急救醫療轉運，主要承擔除院前醫療急救以外幾乎所有的以救護車為載體的醫療服務，如轉運非危重病人，運送器官、血液、標本等，以及服務醫療下鄉、重大活動的醫療保障等等。

和院前急救車輛由120急救指揮中心統一編號、統一調派不同，非急救醫療轉運，沒有全國統一的呼叫受理電話號碼，由不同體制的公司承接，服務范圍沒有限制，雖然屬地轄區較多，但出市出省甚至出國也屢見不鮮。

事實上，“黑救護車”亂象大多發生于非急救轉運領域。這類“救護車”大多由面包車改裝而成，外表酷似正規救護車，涂有急救或“120”字樣，實際多為改裝車、套牌車，未經備案卻長期盤踞在醫院附近，到處張貼散發小廣告、小卡片，以低價誘騙患者上車，途中以“設備使用費”“加急費”等名義坐地起價，甚至敲詐勒索。

“黑救護車”大多只配備簡易擔架和供氧裝置，急救設備不符合基本要求，衛生狀況堪憂。同時隨車人員無行醫資質，一旦患者病情發生變化需要醫療救護時，隨車人員無法提供規范的急救服務，輕則延誤病情，重則導致死亡。

國家衛健委大樓入口 網絡圖

2018年8月，國家衛健委聯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印發《關于貫徹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的意見》，明確提出要聯合有關部門對“黑救護車”等現象進行嚴厲打擊，凈化行業環境。

不過目前，“黑救護車”在不少地方仍普遍存在。2022年12月，安陽市衛健委曾組織對53家醫療單位504部救護車進行摸底排查，發現共有145輛救護車存在問題。被忽視的需求

“黑救護車”為何屢禁不絕？“因為非急救轉運市場需求巨大，而正規的救護渠道滿足不了。”武秀昆認為，醫療轉運市場供需失衡是根本原因。

武秀昆表示，除了院前急救外，患者還有大量的非急救醫院轉運需求。比如，危重病人的屬地轉院和跨區域長途轉診；病人病情雖有緩解但需要轉至下級醫院繼續治療或療養康復；臨終病人雖放棄治療但希望能維持生命體征回家；以及對行動不便病人的送醫上門服務等等。

然而，由于缺乏相關法律法規準入，正規救護車難以滿足這部分需要。我國《院前醫療急救管理辦法》明確規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網絡醫院不得將救護車用于非院前醫療急救服務。而且，絕大多數公立醫院救護車也明確限制跨市跨省流動。“我們之前從浙江想要轉院到上海治療，沒有渠道就只能找民營醫院的救護車。”杭州市某醫院肝癌患者家屬劉某說道。

武秀昆介紹，此前他曾帶隊到全國七個省份的上百家醫療機構進行暗訪，發現醫院附近都有一些偽裝成正規救護車的“黑救護車”，其中醫院的骨科、腦科、婦產科以及急診科等科室與‘黑救護車’關聯密切，“行動不便的病人多集中在這些科室里”。

另一方面，由于“黑救護車”監管涉及衛生、公安交通管理、道路運輸管理、市場等多部門，因法律和法規不健全，部門監管存在職責不清、監管乏力等問題，導致長期以來整治效果不佳。

上海市虹口區衛生健康委員會監督所工作人員程芳、錢曉敏表示，作為醫療機構的特殊用車，正規救護車的設計、醫療設備配置等都應符合國家衛生部WS/T292-2008《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行業標準-救護車》有關標準。而且，只有獲取資質的醫療機構才有資格申請配置，不管是院前急救專用救護車，還是非急救轉運專用傷殘運輸車，都需要通過衛健委、交通管理部門的審批獲得完整資質后方可運營。

而在現實中，據武秀昆介紹，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行業標準-救護車》為非強制性規定，且針對非急救醫療轉運行業，全國缺乏統一的規范標準，現行法律對違規掛靠、非法改裝等行為缺乏具體罰則，導致各地對救護車的管理水平參差不齊。

他在調研中發現，部分民營醫院、基層醫療機構允許個人“掛靠”救護車運營，車輛實際被司機用去“拉私活兒”，醫院未建立臺賬或GPS監控，導致車輛長期脫管。

“救護車監管涉及衛生、公安、交通、物價等多個部門，但實際執法中職責劃分模糊。例如，衛生部門無權處罰非法營運行為，運管部門僅管理普通營運車輛，對特殊服務車輛缺乏監管依據。”武秀昆認為，這讓“黑救護車”長期處于監管的“灰色地帶”。

武秀昆認為，救護車監管需要明確牽頭部門，“應該由衛健部門來牽頭，要求公安、工商、交通等部門全力配合。”

首先，需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和管理規范。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劉智慧建議，在國家和行業層面不斷加以完善法律制度、行業標準，尤其是完善對“黑救護車”等問題車輛的查處制度，明確相關責任人員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責任，讓執法人員有法可依。

“要么全國一盤棋出臺統一的規范標準，要么將政策制定權限下放到各省并據此追責。” 武秀昆說道。目前我國包括上海、廣東、江蘇等多個省市已陸續出臺關于非急救轉運服務的政策和要求。

其次，上海市虹口區衛健委監督所工作人員程芳、錢曉敏建議，健全全國范圍內的跨省聯動機制，明確職能部門、聯絡人和聯絡方式，一旦發現違法線索通過統一的網絡平臺及時移送，互通案件信息，進行快速處置。

比如，衛生執法部門發現“黑救護車”后，需統一協調處置：將車輛及駕駛員線索移送公安核查；抄告道路運輸管理機構，通報其非法經營、轉運患者情況；抄告市場監管部門，通報其非法經營情況；發函給車牌屬地衛健部門協查車輛備案情況；向車輛始發醫療機構及其屬地衛健部門通報情況；將涉事醫護人員違規執業情況及查處結果通報其注冊醫療機構及注冊地衛健部門。

當然，要想根治“黑救護車”亂象，最重要的是加大合規救護車的供應，滿足民眾的醫療需求。

“應通過引入競爭機制、實行多元化的經營模式來改善這一狀況，讓國營、民營企業共同參與競爭，以服務取勝，允許經營主體適當盈利的同時確保救護車能挽救更多的生命。”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劉小兵呼吁取消救護車專營制度，在車輛、設備、人員、服務等方面開展良性競爭，一切以及時、安全、順利、有效為宗旨，讓救護車醫療服務真正成為救死扶傷、挽救生命的事業。

目前，廣東、江蘇、山東等部分省市正在探索非急救醫療轉運的市場準入機制，對民營資本放開非急救轉運市場，一定程度緩解了醫療轉運供需不足的矛盾。

“治理‘黑救護車’亂象，不能光打擊非法運營行為，還得給老百姓提供更多元、更優質的醫療服務。畢竟人吃五谷雜糧，誰沒個大病小災呢？”武秀昆說道。

（應受訪者要求，張理、王離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