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瞿秋白就義二十周年之際，經中央批準，瞿秋白的遺骨被移葬至八寶山公墓。然而在11年后，瞿秋白卻被定為叛徒，不但墓葬遭到破壞，就連負責保管瞿秋白烈士文物的同志，都受到了株連。

作為繼陳獨秀之后中共第二位主要領導人，瞿秋白為何會在建國后被定為叛徒？

1934年，隨著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決定戰略轉移，因瞿秋白身患重病，被要求留在蘇區。瞿秋白曾請求隨中央一起走，結果遭到拒絕，心情郁悶的瞿秋白只好借酒排解憂愁。

“我個人的命運，以后不知怎么樣。”瞿秋白喝光杯中酒，接著說道：“但我可以向戰友們保證，一定要為革命奮斗到底。”

中央紅軍踏上長征路之后，蘇區成立中央分局，瞿秋白任宣傳部長。當時蔣介石派出十幾萬軍隊對中央蘇區“全面清剿”，三萬多留守人員生活十分艱難，更別說和敵人作斗爭。

極端艱苦的環境，讓瞿秋白的病情更加嚴重。遵義會議之后，中央要求留守機關改變斗爭方式，并安排瞿秋白等人轉移到上海治病。

在一個警衛排的保護下，瞿秋白一行踏上了南下的道路，沿著當年瞿秋白進蘇區的交通線，先到汕頭，然后進廣東到香港，最后抵達上海。原本這條交通線非常安全，但由于沒有早做打算，這條交通線如今變得危機重重。

瞿秋白一行歷經艱險，終于抵達汀江邊，由于碼頭有敵兵把守，瞿秋白一行只好趁著夜色踏水渡江。到了江對岸之后，瞿秋白一行來到一個小山村，大家疲憊不堪決定停下來休息吃飯，順便烤干濕漉漉的衣服。

其實瞿秋白一行剛剛過江，當地的反動民團就已經收到消息，立刻派出幾百人前去圍攻。在這萬分緊急的時刻，瞿秋白等人蜷縮著身軀滾行下山，鄧子恢催促著瞿秋白趕快突圍，但此時的瞿秋白已經精疲力盡，坐在地上難以動彈。

眼看著敵人槍聲越來越近，鄧子恢急著就要伸手去拉瞿秋白，瞿秋白一把推開鄧子恢的手，讓他趕快走，自己要躲進路邊的樹叢之中。鄧子恢再三勸說瞿秋白不懂，只好留下他先行突圍。

就在瞿秋白躲在樹叢的時候，周月林也從山上滾了下來，兩人相互攙扶慢慢走，路上又遇到了張亮。三個人在灌木叢里隱藏時，不幸被敵人發現。

瞿秋白等三人被捕之后，受盡了折磨，但三個人堅持不吐露實情，用早已編好的身份搪塞敵人，甚至還寫信給魯迅作保，以證明他們和共產黨沒有關系。就在這個時候，福建省委書記的妻子被俘，指認出瞿秋白的真實身份。

身份暴露之后，瞿秋白坦然承認，并且在獄中寫下長篇“供詞”，宣揚中共在革命根據地取得的成就，駁斥國民黨對蘇區的攻擊和污蔑。時任國民黨軍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曾去勸降瞿秋白，瞿秋白當著他的面厲聲譴責蔣介石，弄得宋希濂只得將話題引向別處。

宋希濂早在讀中學的時候，就拜讀過瞿秋白的文章，對于瞿秋白十分仰慕。在宋希濂的關照下，瞿秋白在獄中生活優裕，有書桌紙筆可以用來寫東西，伙食按照師部官長標準，煙酒另備；有專門的副官和軍醫照料生活，白天不設看守，不對瞿秋白使用鐐銬，一律稱呼瞿秋白為先生。

當然，這些優待措施的背后，除了宋希濂對瞿秋白的仰慕，更多的還是希望瞿秋白能夠投靠國民黨，這樣宋希濂在蔣介石面前也是大功一件。

從5月17日開始，瞿秋白開始撰寫長文《多余的話》，5天之后完稿，全文約兩萬字。不同于方志敏的《獄中紀實》，瞿秋白的這篇文章，更多的是他挖掘自己的內心深處，說說“最后的最坦白的話”。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不再擔任黨的領導人，就輪到了瞿秋白這么一個“文人氣質很重的人”，成了中共的主要領導人。瞿秋白承認，在擔任領導工作期間，犯了很多錯誤，之后對于政治的興趣便逐漸減少。

當時瞿秋白已經預感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因此在文中交代，千萬別將他當成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他承認自己不是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他對于政治早已經厭倦。

這篇文章是瞿秋白對于自己一生的一次清算，結果在30年后，卻成了他被定為“叛徒”最主要的證據。

瞿秋白在獄中堅貞不屈的表現，令蔣介石極為惱火，密令將瞿秋白就地處決。宋希濂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后，為瞿秋白的后事作出一系列的決定。當宋希濂派人通知瞿秋白時，瞿秋白面不改色地說道：“我早就準備這一天了！”

行刑當天，瞿秋白在國民黨士兵的押解下，走到了中山公園。面對照相機，瞿秋白背負雙手，昂首直立，留下了自己在世間最后一張影像。隨后瞿秋白手里夾著一支香煙，淡然走向羅漢嶺，一路上都在高唱《國際歌》，高呼“共產黨萬歲”。

隨著一聲槍響，瞿秋白英勇就義，遺骸被安葬在羅漢嶺盤龍崗。新中國成立后，瞿秋白的遺骸被移葬至八寶山公墓。

時間來到20世紀60年代，瞿秋白的《多余的話》，被污蔑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書”，有人指名道姓說“八寶山不都是烈士，里面還有瞿秋白”。就這樣，瞿秋白的墓葬遭到嚴重破壞，遺孀也受牽連遭受無端磨難。

1978年，在瞿秋白女兒的四處奔走下，中央終于對瞿秋白作出正確結論。在瞿秋白就義50周年當天，福建長汀舉行瞿秋白烈士紀念碑揭碑儀式，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陸定一親筆為紀念碑書寫“瞿秋白烈士紀念碑”八個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