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5年，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為了紀念那段抵御外辱的悲壯歷史，紅船融媒陸續(xù)采訪一批抗日老戰(zhàn)士和革命后代。不久前，采訪了張際春之子張曉剛，聽他講述其父親與抗日軍政大學的故事。

在張曉剛心中，父親一生唯愛做一名教書先生。

作為一名從湖南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簡稱“湖南三師”）走出來的革命家，教學生涯貫穿了張際春的大半生。

▲張際春

走出湖南三師后，張際春曾在家鄉(xiāng)一所學校任教。參加湘南起義上了井岡山之后，他曾在紅軍第二步兵學校（公略步兵學校）擔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長征后半段征途中，他作為中央紅軍對四方面軍“摻沙子”的一員，跟隨劉伯承到四方面軍的紅軍大學工作。到了延安后，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從紅軍大學脫胎而出后，他便成為“抗大”一員。

在“抗大”政治部主任的崗位上，張際春參與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新中國的第一批軍事政治人才幾乎都出自“抗大”。

▲“抗大”政治部舊址

在“抗大”，被學生稱為“老媽媽”

“老媽媽”這三個字，是張際春一生中最鮮明的標簽之一。為他貼這個標簽的人，是一群“抗大”的青年學子。

“在部隊里，人家叫他‘老媽媽’，不是說他替別人縫補衣服了，是他有教書先生的情懷。”張曉剛告訴紅船融媒。“意思是相比部隊里的其他干部，他講話比較溫和，同時又比較了解下屬的特點，包括‘農(nóng)民兵’、‘學生兵’、‘解放戰(zhàn)士’等等，善于一方面嚴格要求和督促他們，一方面與他們溝通，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發(fā)揮他們的長處”。

張際春與“抗大”的深厚緣分，還要從“抗大”從紅軍大學脫胎而來的歷史說起。

1936年6月1日，中國抗日紅軍大學在瓦窯堡成立。1937年1月20日，中央決定將其校名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在變更校名的同時，校址也遷至延安。

“抗大”的首任校長是林彪，劉伯承任副校長，張際春則是“抗大”的第二期學員。不久，張際春開始擔任“抗大”政治部主任一職。

“1938年2月，有軍中‘翰林’之稱的張際春，奉命調回延安，擔任抗大政治部主任和學校黨務委員會書記，與羅瑞卿一起，負責抗大的實際領導工作。”抗大陳列館在一篇文章中介紹道。在一小段時間內，張際春曾經(jīng)代理過“抗大”政委。

在“抗大”成立之時，也是大批進步青年奔赴延安之際。隨著投奔延安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不斷增加，“抗大”的大門向他們打開。

“抗大從第三期開始，招收了很多社會上的進步青年。我父親看見很多青年學生來了，特別高興。因為他知道共產(chǎn)黨的部隊里頭有文化的人非常少，他希望讓這些人融入到共產(chǎn)黨的革命隊伍里來。”張曉剛說。

隨著進步青年不斷增加，“抗大”也不斷擴容。到了1938年夏天，“抗大”已經(jīng)編了8個大隊。

“抗大”的急速擴張，讓延安的承載力受到一定挑戰(zhàn)。在這一背景下，“抗大”總校于1939年7月由延安遷至河北。

當時，張際春也舉家隨“抗大”遷居河北。“我的二姐就是在河北邢臺的漿水鎮(zhèn)出生的。那個時候，那個地方歸邢臺縣。”張曉剛說。

為了加快培養(yǎng)抗日軍政人才的速度，抗大逐漸在全國各個抗日根據(jù)地開設了12所分校。

戰(zhàn)爭是“抗大”最好的教科書

在艱苦的抗戰(zhàn)時期，“抗大”師生并不僅僅只進行教學工作，而是參與反掃蕩等斗爭。據(jù)張曉剛介紹，“抗大師生”也參加了百團大戰(zhàn)。

張曉剛特別提到，在當時比較艱苦的條件下，在太行山區(qū)，“維持這么大一個學校非常艱苦”。

“連鉛筆頭都不舍得丟。一個本子寫完了密密麻麻，然后在縫兒里頭接著再寫。原來，我們家有那時候的筆記本，你都不知道（字）從哪里開始，從哪里結束。”張曉剛在描述“抗大”的艱苦情形時，講述了這一細節(jié)。

在談到抗大歲月時，張曉剛依舊鮮少講述父親張際春做了什么，他講得最多的人是抗大師生。

抗大政治部一位姓鄭的青年知識分子，在艱苦的太行山時期，成天刻鋼板搞油印，出版“抗大”需要的各種教材和文件，握刻筆長出的老繭，一輩子都留在手指上。這些青年知識分子，不僅嚴守革命隊伍的紀律，而且有“吃苦的精神”。

“（他們）不僅和當?shù)匕傩找黄鸱磼呤帲相l(xiāng)一塊兒在山里頭鉆，而且親眼目睹日本人在中國怎么搞屠殺。”張曉剛感慨，這是“非常有效的一種教育。”

張曉剛據(jù)此認為，這就是“后來中國共產(chǎn)黨能夠建立一個那么龐大的政權，在直到‘文化大革命’那頭十幾二十年里沒有出現(xiàn)腐敗，沒有人自己藏著掖著弄個小山頭”的根源所在，也是“抗大”的一項功績。

當然，“抗大”的功績遠不止于此。“抗大”的功績不僅在于完成了“培養(yǎng)抗日軍政干部”這一歷史使命，更在于為新中國政權建立提供了人才保障。

“抗大”，為新中國提供了人力資源保障

“抗大”很龐大，張際春管過很多事兒。

張際春在公略步兵學校的時間很短，但是在抗大時間很長，這是他的事業(yè)中間他覺得特別值得驕傲的地方。因為那時候毛主席就跟他們講，你看孔夫子的弟子就是賢人72個，就能把儒家文明一下傳遞至今。你看你們這個任務多光榮啊，一下子教這么多學生。

“我父親從小就跟我們說，他一直覺得自己在‘抗大’是特別好的一個經(jīng)歷。如果留在老家，他可能教一幫農(nóng)民孩子，就是十幾個人，二十幾個人。在抗大，學生（不止）好幾千，是成千上萬，那么多學生都把他當成老師。”張曉剛說。

“抗大”給予張際春的珍貴記憶，應該是為師者桃李滿天下的成就感。特別值得說明的是，“抗大”的畢業(yè)生在日后都是國家的棟梁之材。

“不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部分將領，而且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第一任的省長、副省長、市長，第一任大學校長或者黨委書記幾乎全是‘抗大’的學生。”張曉剛在介紹這段歷史時，語氣里洋溢著自豪之情。他進一步評論道，“抗大”為1949年以后“中國共產(chǎn)黨接過全國的政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源保障和思想上的準備工作”。

正是因為自己的學生在黨政軍擔任重要領導，張際春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做了一個重要選擇——不擔任某個部門的領導。

在回答“為什么”這一提問時，張曉剛的回答是：“他有點兒舊文人的思想，他要避嫌。因為走到哪里都有他的學生，所以他就說我做一個比較后臺的工作，不去直接挑頭干一攤事兒。”

“他有很多這種想法。”張曉剛接著說，并講述了幾個令人感佩的故事——

比如說，他的生日。我估計當時按陽歷去報生日，但是他一查，自己的生日跟毛主席好像是同一天或者是時間很近。然后，我記得特別清楚，他就說“那就取一個零頭就行了”。最后，他的生日是12月20號。

再比如，參加革命的時間，他不愿意往前說。他說，“我在學校參加過學生運動，我是學生運動的一個積極分子”。那是1921年和1922年的事情，他不愿意跟別人說這個。他說，“我就是大革命那個時候入黨就夠光榮了”，他不愿意再往前說了。他就是這么一個人。

在“抗大”政治部主任的崗位上，張際春一干就是5年多。

后來，由于八路軍缺干部，張際春就被調到八路軍前線司令部。“他離開的時候，是1943年。那個時候，情況也好一點兒了。”張曉剛說。

張曉剛說的“情況好一點了”，是指抗日戰(zhàn)爭的形勢開始好轉。為了準備反攻，“抗大”總校也于1943年初遷回陜北綏德。

從那時起，張際春就離開了“抗大”，但他那一顆“教書先生”的拳拳之心一直不曾改變。“這么說吧，只要有機會，我父親就心心念念的想辦學，不論打到哪里，只要有任何機會就是辦學。解放之后也一樣，還是喜歡辦學。”張曉剛如是說。

▲張曉剛

在接受紅船融媒采訪時，張曉剛歷數(shù)了其父親心心念念辦學的歷程——

解放戰(zhàn)爭最艱難的時候過去后，第二野戰(zhàn)軍從大別山一出來，到了河南的寶豐，他就辦了一個中原大學，也是培養(yǎng)干部。后來，中原大學搬到武漢，主要系科成了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的前身和華中師范大學的主要基礎。

后來，“二野”一進四川，他就跟原來在“抗大”做教育工作的老教員、后來成了重慶市委書記的任白戈一起，去選西南局黨校的地址。

“劉伯承也是這樣，他是辦部隊里面的軍事院校。他到了四川后，很早就離開了，去南京辦南京軍事學院去了。他們這一代人，心里想的從來都不是自己的地位和官職。”張曉剛深有感觸地說。

后記：“抗大”是十幾萬人的母校

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抗大”總校先后辦學八期，總校和分校共培養(yǎng)了十幾萬名干部。在為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為新中國誕生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礎。

撰文：李秀平

視覺：王學民

統(tǒng)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