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2日，一架飛機悄然起飛，機上坐著一個男人。他穿著便裝，手里只提著兩個箱子，箱子里裝的不是金銀財寶，而是書。

這個男人叫周嘉彬，國民黨中將，張治中的女婿。

柏林歸來的將軍

1934年，柏林陸軍大學，兩個中國學生坐在同一間教室里，一個叫蔣緯國，是蔣介石的兒子，另一個叫周嘉彬，是黃埔五期的窮學生。

蔣緯國回國后成了太子，周嘉彬回國后娶了張治中的女兒。

這不是巧合，周嘉彬在德國的學費，是張治中出的，張治中看中了這個學生，不僅因為他聰明，更因為他身上有種特殊的氣質。既有軍人的果斷，又有知識分子的猶豫。

1940年，周嘉彬娶了張素我，婚禮上，張治中對新女婿說："嘉彬，你要記住，我們是軍人，但首先是中國人。"這句話，周嘉彬記了一輩子。

抗戰期間，周嘉彬跟著張治中打淞滬會戰。炮火連天的戰場上，他表現得像個真正的軍人，子彈在耳邊呼嘯，他面不改色，上級問他怕不怕死，他說："怕死就不當兵了。"

但戰爭結束后，周嘉彬開始變了。

他開始讀佛經，練字，思考人生，張治中覺得奇怪，問他為什么，周嘉彬說："戰爭讓我明白，死很容易，活著更難。"

蘭州城下的抉擇

1949年8月，蘭州，周嘉彬被任命為第120軍軍長，守衛黃河鐵橋北岸，這是一個要命的位置，守住了，可能全軍覆沒，守不住，就是逃兵。

解放軍已經包圍了蘭州，城里的國民黨將領分成了兩派。

一派要死戰到底，一派要和平投降，周嘉彬夾在中間，進退兩難，更要命的是張治中，岳父已經留在了北平，選擇了和平。

周嘉彬知道，自己的每一個決定，都會影響到張治中的處境。

8月25日，蘭州城破在即，周嘉彬的副軍長找到他，問怎么辦："軍長，要不我們投降吧？""不行。""那我們死戰？""也不行。"

副軍長急了："那到底怎么辦？"

周嘉彬沉默了很久，說："化整為零，向寧夏轉移。"這是一個奇怪的命令，既不是投降，也不是死戰，而是撤退，但撤退到哪里去？沒人知道。

部隊開始分散，有的連隊向西北走，有的向西南走。

周嘉彬帶著指揮部，悄悄離開了蘭州，馬家軍的人急了，他們派人來問周嘉彬，為什么不增援？周嘉彬說："我的任務是守橋，橋沒了，任務就完成了。"

西安的胡宗南也急了，他發電報要求周嘉彬堅守，并承諾派空軍支援。

周嘉彬看了電報，沒有回復，最急的是部下，他們不明白軍長為什么要這樣做，有人提議通電起義，周嘉彬斷然拒絕："張家滿門忠烈，不可陷文白公于不義。"

這句話說得很重，周嘉彬知道，如果自己起義，張治中在北平的處境會更加困難。

但如果死戰，又違背了張治中選擇和平的初衷，所以他選擇了第三條路：逃跑。

九龍塘的隱居

1949年10月，香港九龍塘，周嘉彬租了一棟英式小樓，開始了隱姓埋名的生活，房東以為他是個普通的生意人。

每天早上六點，周嘉彬起床，然后泡茶，讀書，臨帖。

下午抄佛經，晚上聽收音機，日子過得很規律，也很孤獨，鄰居們都叫他"周先生"，沒人知道這個溫文爾雅的中年男人，曾經是個統帥萬軍的將軍。

更沒人知道，他的內心有多煎熬。

1950年初，妻子勸他回大陸，說張治中很想念他，周嘉彬搖頭："我怎么回去？我是逃兵。""你不是逃兵，你是在保護父親。"張素我說。

這句話讓周嘉彬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妻子說得對，但他也知道，回去意味著要面對質疑，面對批評，面對不理解，不久后，張治中來香港了，岳父秘密看望了女兒女婿。

見面的時候，張治中拿出宣紙，寫了幾個字："家和萬事興。"

周嘉彬也寫了幾個字："知足常樂。"兩人沒有多說話，但都明白對方的意思，寫完字，張治中把紙燒了，灰燼飛舞在九龍塘的夜空中，像是在訴說著什么。

那一夜，周嘉彬失眠了，他想起了在柏林的求學時光。

想起了淞滬會戰的硝煙，想起了蘭州城下的抉擇，他問自己：我做對了嗎？答案很復雜，從軍人的角度看，他是逃兵，從兒子的角度看，他是孝子。

從道德的角度看，他是懦夫，但他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水利部的參事

1950年12月，周嘉彬終于決定回來了，妻子的勸說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他想通了一件事：逃避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回到北京的第一天，周嘉彬去看張治中。

岳父已經老了很多，頭發全白了，見到女婿，張治中笑了："你終于回來了。""我讓您失望了。"周嘉彬說，張治中拍拍他的肩膀，"當時的情況，你只能那樣做。"

周嘉彬被安排到水利部當參事。

從將軍到參事，這是一個巨大的落差，但周嘉彬沒有抱怨，他知道，能夠安然回來，已經是最好的結果，水利部的工作很具體。

周嘉彬干得很認真，同事們都覺得這個參事很特別，做事一絲不茍，從不計較得失。

1959年，周嘉彬當選全國政協委員，這對他來說，是一種認可，政協開會的時候，他很少發言，但每次發言都很中肯。

有記者想采訪他，他拒絕了，"我只是個普通的水利工作者。"他說。

但周嘉彬心里清楚，自己永遠不會是普通人，1949年的選擇，注定了他一生的標簽，1976年4月，周嘉彬去世，享年76歲。

墓碑上只有簡單的幾個字：周嘉彬，1900-1976。

就像他生前說的，只是個普通人，但歷史不會忘記，1949年，在那個天翻地覆的年代，有一個人選擇了第三條路，這種選擇，或許比起義和死戰，更需要勇氣。

因為它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質疑，更多的不理解，更多的孤獨。

但周嘉彬承受了，他用后半生的低調和努力，為自己的選擇做了注解，或許，這就是亂世中的智慧，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而是在灰色地帶中尋找平衡。

不是轟轟烈烈的英雄主義，而是平平淡淡的人生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