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重慶直轄28周年的日子。

　　6月17日晚，無人機組成重慶市花山茶花圖案，慶祝直轄28周年

　　1967年天津恢復直轄，到重慶直轄的九十年代，大致是三十年。那時候，已經幾乎沒有人會把天津人“誤認”為河北人了。

　　今天，重慶直轄的時間也已經接近三十年，但四川盆地之外的人將重慶人誤稱為四川人的，仍然所在多有。

　　有重慶人對此很不忿。為什么你們不會把北京人、天津人稱為河北人，不把上海人稱為江蘇人，而要偏偏把重慶人稱為四川人呢？

　　有一種分析認為，京津發展水平遠超過河北，上海發展水平超過江蘇，但重慶發展水平較四川的領先（尤其是在外地人對四川的認知主要來源于成都的前提下）不明顯，所以外地人“不尊重”重慶直轄市的地位。但其實，外省人在對重慶人說“你們四川”這句話的時候，大部分人腦子里并不會蹦出GDP數據。

　　還有一種分析認為，這種誤認只是因為重慶直轄時間不夠長。但京津滬同樣在直轄二三十年的時候，早已不存在這種情況了。

　　其實，沒那么復雜。重慶人被“誤認”為四川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個——重慶和四川省使用同一種方言，而方言是他人識別籍貫最主要的方式。

　　根據1987年的第一版《中國語言地圖集》，成都和重慶的方言同屬西南官話成渝片，根據2012年的第二版《中國語言地圖集》，成渝兩地方言被劃為西南官話——川黔片——成渝小片。無論哪一種劃分，成都話和重慶話即使在最細分的語言學意義上，都無法被定義為兩種方言。

　　成都話和重慶話無論發音還是音調都基本一致，除了個別用字（如成都用“很”重慶用“嘿”）、部分兒化音（如重慶說“火鍋兒”較多成都通常說“火鍋”）和一些俚語之外，主要的差別只有兩個——最明顯的是所謂“梅花音”，漢語拼音的an，重慶話發音和普通話相同，而成都話發音大致相當于國際音標的?；另一個是重慶話有啜口呼韻母而成都話沒有，所以“女”等個別字發音有區別。

　　其實，在四川盆地通行的西南官話除了成渝片，還有灌赤片。明末戰亂之后，四川盆地中的平原地帶和川中丘陵，是人口損失最嚴重的地區，也是清朝以后湖廣移民最多的地區，后來成了成渝片的天下。反而盆地偏西、偏南原住民損失反而較小，當地居民所操的“灌赤片”保留的古語更多，和官話距離更遠，相對更難懂。成都管轄的都江堰、邛崍、大邑、崇州等地都屬于西南官話灌赤片，這些地方和成都市區的口音差異，遠遠大于成都市區和重慶市區甚至萬州城區。

　　成都和重慶，作為兩個相距300公里的大城市，方言卻如此一致，這在中國類似的大城市組合中，絕無僅有。（即使哈爾濱、長春和沈陽的方言都分屬三個小片）所以，外地人區分不出來重慶話和四川省其他地區的話（事實上四川省東部許多地方的發音和重慶更接近，譬如廣安），實在是太正常了。

　　很簡單的道理，沒有人會認為鄧小平說的不是四川話，那重慶話這種和鄧小平操的口音幾乎沒有區別的話不叫“四川話”，應該怎么稱呼呢？鄧小平也不會說他的母語是“西南官話成渝片”吧。廣東、香港、澳門現在也不屬于同一個行政區，但好像也沒聽說，有人把“粵語/廣東話/廣州話/廣府話”這幾個詞改成“粵港澳語/粵港澳話/粵港話/穗港話/大灣區話”。

　　在很多人看來，講四川話的人就是四川人。別人聽到重慶人講方言，問一句“你是不是四川人”，本質上就和歐美人對馬來西亞華人問一句“Are you Chinese？”或者亞洲人對一個加拿大人問“Are you British？”一樣正常。

　　“Chinese”這個詞在英語語境里，本來就有“中國人”這個政治概念，和“華人”這個文化概念雙重含義。如果一個認同自己文化身份的新馬華人，聽到別人說自己是Chinese也不會跳腳，因為在新馬本來也是用這個詞來區分和馬來、印度等其他族裔身份關系的。如果想要強調自己的政治身份，那說自己speak Chinese but not from China，其實也就結了，不必認為人家提問的人，有什么惡意。

　　四川，既是四川省這一行政區劃的簡稱，也是這一自然地理概念的簡稱，所以“四川人”一詞，天然可能有“四川省人”和“四川盆地人”兩重解釋，就和Chinese在英語語境里一樣。

　　這種狀態其實在全國省份里是相當特殊的。雖然談中國行政區劃“犬牙交錯”的人都會提到陜南從川峽四路劃出的例子，但1997年以前的四川省仍然是行政疆域和自然地域重合度很高的省份。而京津滬的“母省”河北和，主體地跨多個地理單元，沒有任何與省名相同的自然地理概念（沒有河北盆地、江蘇平原之類的說法）。

　　四川是地域文化極為強勢的省份，而成都更是“強省會”的代表，因此外地人很容易對四川形成強烈的認知標簽。然而，河北和江蘇都是天然的“散裝省”。因為“散裝”，省內的共同認同很弱，石家莊和南京在省內的地位和成都在四川完全不可比；也因為“散裝”，外地人也難以形成對“河北人”或者“江蘇人”的認知標簽。

　　即以京津冀為一個整體，北部是燕山和壩上高原，這一區域和北京市區通行的是北京官話；西部的太行山區和張家口一帶，通行的是晉方言；而天津和河北中南部，通行的又是冀魯官話。外地人甚至連“河北話”本身都無法定義，自然不可能把講“河北話”的人稱為“河北人”。而北京、天津兩地的方言特色又是如此突出和濃厚，早就把自己從“河北話”里摘了出來，外地人一聽便知道誰是北京人或天津人。

　　就更不消說了。從地理上看，北部是江淮，南部是江南；從方言來看，更地跨中原官話、江淮官話、吳方言。“江蘇人”是個完全不能用地理、文化或方言去定義的概念，那么就只能是個行政區劃概念。當上海脫離江蘇，外地人自然也不會再以“江蘇人”去稱謂上海人。

　　再簡單總結一下，“四川人”是一個不依賴于四川省這一行政區劃可以獨立成立的概念，即使明天把現在的四川省再分拆，大家也可以像今天定義東北人一樣繼續把講西南官話成渝片灌赤片的人定義為四川人。而江蘇人、河北人天然就是江蘇省人、河北省人，是無法脫離行政區劃去定義的。

　　前面捋了一些基本概念，下面談談歷史。

　　為什么京津滬就連方言都和河北、江蘇其他地方區隔明顯？而重慶和四川就如此相似呢？

　　其實很簡單。京津滬這三個直轄市，在現代意義上，和河北、江蘇這兩個所謂的“母省”，聯系并沒那么強。而重慶，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都和四川省同屬一個一級行政區劃，從宋朝設置川峽四路到1997年重慶直轄，重慶作為四川一部分的時間超過了千年，而現代“河北”概念出現還不到百年，現代“江蘇”概念出現也就三百多年。

　　從元朝開始，京津冀曾長期同屬一個一級行政區劃，但這個區劃的名字要么叫“中書省”、要么叫“京師”，要么叫“直隸”，這些名字本身都不帶有任何自然地理含義，只是說明這片土地是“首都及其周邊”而已。

　　1928年，南京政府確定了對全國的名義統治，北京喪失了首都地位，改稱北平，它周邊的地區繼續叫“直隸”也就不合適了，這才相對河南用“河北”重新命名了直隸省。民國時期，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區劃變動非常復雜，但概括來說，北平和天津在多數時候都是直轄市。

　　所以，現代北京、天津和河北，可以大致視為“直隸省”一分為三的結果。這三者天然就是“兄弟”關系。1949年以后，北京成為首都。從邏輯上說，北京其實才是“直隸”的繼承者，河北省的本質，是直隸省的鄉下被分了出去。

　　北京因為其首都的超然地位，政治、文化背景和人口結構和河北并沒有什么天然聯系，所以沒有人會給北京人貼“河北人”的標簽，就不詳細展開了。

　　天津的情況，比北京復雜一些。從晚清到1928年，天津曾經是直隸省會，1930年到1935年，1958年到1966年，它還兩度成為過河北省會。如果說北京隸屬河北的時間可以忽略不計的話，天津和河北的關系還是要強一些。甚至時至今日，天津還有一個河北工業大學。

　　但除了河工大，天津其實也沒太多別的“河北痕跡”了。相較于河北其他地區，天津有很明顯的地域特殊性。前文已經提及，天津話和河北其他地方的方言區別明顯，現在被單獨劃定為冀魯官話保唐片天津小片，實際上就是一個“方言島”。

　　天津本質上是一個“點狀移民城市”。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難之后，將其南下的渡口命名為“天子津渡”，并在此設置“天津衛”，天津衛最初的軍事移民本來就來自江淮，使天津話帶有江淮官話的色彩。而天津地位的急劇提升，又是在十九世紀中期開埠之后，天津成為整個北方的商貿、工業和航運樞紐，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外來者，雖然其中，今屬河北省境內的移民大約占到四成，但仍有六成是非河北移民，山東移民就占到兩成。

　　上圖西北角矩形為天津舊城，而彩色區域為租界

　　在晚清民國時期，天津本質上是以“租界區”為中心的，租界是1945年抗戰勝利之后才完全收回的。考慮到這一重因素，在現代天津形成并成為北方經濟中心的過程中，它很大程度上是獨立于河北的商埠城市。

　　所以，天津人本質上是由一群長距離、多元化移民構成的。現代意義上的天津人，在文化、方言和生活方式上，和周邊地區的河北人是有顯著不同的。

　　理解了天津，自然也就能夠理解上海。上海同樣是個“點狀移民城市”。現代上海，雖然繼承了原江蘇省松江府全部和太倉州大部的土地，但本質上是從租界——上海縣城這一個核心區拓展而來。

　　華界為黃底，租界為紅、藍彩色，是近代上海的核心地帶

　　所以，并不是江蘇松江府演變成了上海直轄市，而是以舊租界為核心的上海市，吞并了松江府。事實上，在1958年之前，原松江府、太倉州的大部分地區也并不屬于上海市。

　　現代上海和現代上海人，都是開埠之后形成的。蘇州人、寧波人、蘇北人以及其他外地移民涌入上海，主要居住在租界區及其周邊。嚴格來說，租界的行政權并不屬于江蘇，今天許多的上海原住民，從他們祖輩踏上上海這片土地開始，就不是江蘇人。

　　上海天然是多元文化交融之地，雖然歷史上曾屬于江蘇，但現代上海人從祖籍地分布來看，江浙兩省不分伯仲。根據1948年前后的統計，上海蘇南籍和浙江籍人口都超過三成，浙江籍人口還略多，寧波籍更超過五分之一，是上海移民最大的單一來源地，上海話自然也成蘇南浙北多地方言的混合體，受寧波話影響尤甚，全國周知的“阿拉”一詞就來源于寧波。

　　早在民國時期，上海市區人就自稱“阿拉”，而把郊區原江蘇松江府的原住民稱為“本地人”，足見上海市區和郊區的明顯區隔。

　　現代天津和現代上海，本質上主要是這兩個城市前租界區的繼承者。以租界區為中心構成了天津市和上海市，而它們周邊郊縣分別是河北省天津地區、江蘇省松江地區，到上世紀中葉才分別合并了后者。所以，現在的天津和上海直轄市，本質上是這兩個獨立發展的近代商埠吃掉了河北、江蘇的相鄰縣市，而不是直接從河北、江蘇單獨劃出來一個新行政區。

　　要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初天津和上海的地位，有一個非常直觀的類比，就是現在的深圳。

　　上海、天津的開埠，非常類似于1979年深圳建市。不過，上海和天津的移民歷史更長，足以形成“現代上海話”、“現代天津話”了，而深圳直接變成了一個普通話城市。如果明天深圳直轄，恐怕沒有幾個人會問深圳人“你是不是廣東人”？因為當代深圳的人口結構、文化背景乃至方言環境，和廣東省并沒有高度的同質性。

　　這時候再來看重慶，就會發現，它和上海、天津的形成機制并不一樣。

　　近代重慶也是通商口岸，但重慶歷史上只出現過一個實際占地不足200畝的日租界（且在長江南岸王家沱）。重慶不是一個像上海、天津一樣以租界為中心長出來的近代新移民城市，重慶的中心一直在兩千年未變的渝中半島。

　　1997年重慶直轄，并沒有上海、天津和的“兩部曲”——并不存在一個已經事實上和四川省有高度異質性的城區先直轄，然后吞并周圍縣市的過程。現代重慶，是直接從四川省“分出來”的。

　　現代重慶的絕大多數居民，就是清朝“湖廣填四川”的后裔。當年實際上是同一撥人從湖廣進入了今天的四川省和重慶市，所以在方言、文化、生活方式上是天然一致的。而上海市區和天津市區居民，和鄰省的原住民，并不是同一撥人。

　　當然，有人堅決不認同“四川人”可以指代“四川盆地人”，要把“四川人”稱為“川渝人”，把“四川話”，稱為“川渝話”，這也可以理解。（當然這也證明了川渝的同源性和同質性，從來沒聽說過“京津冀人”“冀津人”“蘇滬人”）

　　不過我確實不能接受一種“發明歷史”的可笑邏輯，說四川=蜀，重慶=巴。首先，如果硬要按照巴和蜀兩個上古時期國家的范疇來劃分，今天的達州、廣安、南充、巴中等地，是“蜀”還是“巴”呢，甚至巴中名字就帶“巴”，閬中以前就叫“巴西”，而湖北還有一個“巴東”，足以反證重慶直轄市范圍和“巴”并不重合。

　　巴國和蜀國已經滅亡兩千多年了，巴郡和蜀郡也已經消失了1400多年。從一千多年前開始，“蜀”這一單字，和“巴蜀”這一雙字，在指代四川盆地時，早已經是同義詞，而“巴”字其實是很少單用的。

　　過去在重慶，也很少有單用“巴”字的場合，倒是單用“蜀”字的場合，所在多有。元朝末年，在重慶建立大夏政權的明玉珍，在稱帝之前使用的王號就是“隴蜀王”，1911年11月22日，川東革命黨人占領重慶，設置的政府叫“蜀軍政府”；1921年，在重慶創辦的左翼報紙就叫《新蜀報》。

　　在重慶直轄之前，雖然不少重慶人對所謂“成都欺負重慶”頗有抱怨，但當時沒有重慶人認為自己不是四川人。上世紀八十年代，重慶建起了中國第一家本土可樂廠，名字叫“天府可樂”，還絲毫不覺得這個詞只能被成都平原壟斷。川渝分治之前，四川唯一的甲A球隊是四川全興隊，彼時大量重慶球迷包車到成都為自己的“主隊”助威，甚至還有人提議把全興隊主場搬到重慶。還有媒體報道說，“雄起”作為全興隊的助威口號，也是重慶球迷先喊起來的。

　　川渝分治已經28年了。川渝分治，讓四川盆地內事實上擁有了成都和重慶兩個“省會”，都得到了巨大的拓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如今被視為中國經濟的，兩地除了歷史和文化的鏈接，還有經濟社會層面更緊密的合作。

　　隨著時間的推移，“重慶意識”的興起，其實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外界對重慶“獨立性”的認知顯著弱于京津滬，有其自然的邏輯，只要多讀讀歷史，多走走看看，就能以平常心理解。

　　一個盆地，一種方言，可以各自表述，但它們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