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簡介：伊犁農墾局六十一團場禮堂火災（又稱“二·一八”火災）是1977年2月18日晚22時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力瑪里的伊犁農墾局六十一團場（今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四師六十一團場）禮堂的火災。火災死亡六百九十四人、燒傷致殘一百一十一人、輕傷五十人。

1977年2月18日農歷大年初一，伊犁農墾局六十一團場（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霍城縣境內，今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四師六十一團場）計劃于當晚21時在團場俱樂部露天放映朝鮮電影《戰友》。

可是，當天有寒流天氣，當晚室外的氣溫要低到零下30℃，露天看電影的話一場電影沒看完搞不好很多人會被凍成冰疙瘩。鑒于組織來看電影的人員大多都是六十一團場子弟學校（小學、初中、高中合校，當時共有學生一千六百余人）的學生，年齡大的17歲、年齡小的6歲，都是孩子，孩子的身子板肯定是頂不住嚴寒的，都是家里的寶貝疙瘩，凍壞了哪個都舍不得！

老照片 放映露天電影

因此，團場政委周政夫在20時45分臨時改變決定，電影改在位于俱樂部露天場對面的團場禮堂放映，從室外轉到室內，不用挨凍了，大家都很滿意，都說周政夫政委真是大大的好人（這里打個伏筆，因為不到半天后周政夫政委將成為整個團場的“公敵”）。

伊犁農墾局六十一團場禮堂完工于1966年，總面積760平方米，實用面積601平方米，室內長42米、寬14.52米、頂高7.2米、墻高3.7米，可以容納一千人。其屋頂是用木條插拼的棱形格椽，基本沒有梁，使用木板蓋面，覆蓋有兩層油毛氈和三層瀝青。1972年，禮堂正門外面加建一座柱廓，有兩個直徑1米的柱子充作支撐。

原本禮堂總共有七扇門和十七個大窗戶，1975年3月團場黨委在改造禮堂的時候用磚頭將十七個大窗戶全部砌了起來，每個窗戶各留下一個寬0.6米、高1.4米的窗洞。1976年2月，團場黨委對禮堂進行了第二次改造，禮堂南北三個大門被磚頭砌死，除了禮堂南側留下一個寬1.6米的大門外，其余的三扇沒被砌死的門都被上了鎖或者用鐵絲擰住。

2月18日21時，禮堂開始放人入場，至21時30分，總共有九百九十四入場就坐，21時32分電影正式開始放映。當時《戰友》這部拍攝于1958年的戰爭片在中國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再加上當時中國老百姓精神文化需求旺盛但可供選擇的文化產品卻相對匱乏，所以每到組織放電影，就如同趕大集過大節一般備受群眾的歡迎。

朝鮮電影《戰友》宣傳畫

22時20分，也就是電影放映到48分鐘的時候（《戰友》總片長84分鐘），禮堂屋頂后半部分的屋頂突然冒出煙霧，但是當時人們的注意力都被電影情節所吸引，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但是不到10分鐘后，禮堂前部的屋頂也開始冒煙。又過了幾分鐘，正在放映電影的銀幕以及懸在屋頂上的電線出現明火，禮堂前半部很快也出現了明火，現場頓時陷入一片大亂。由于現場內的近千人中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哪里遇見過這樣的場面，頓時哭聲一片，喊“爸爸”“媽媽”的，叫兄弟姐妹名字（當年獨生子女才是少數，基本都有兄弟姐妹）的此起彼伏，不絕于耳。

老照片，在伊犁地區放電影的放映隊，從60年代到80年代，這是最受基層群眾歡迎的一群人

混亂的人們試圖逃生，但禮堂的七個門被封了六個，只剩下一個正門，如果保持秩序魚貫而出，場內至少大部分人是有機會逃生的，但在場面已經完全陷入混亂的情況下還要保持秩序顯然是天方夜譚，隨著屋頂的木板、油氈、瀝青紛紛帶著火焰墜落入人群中，每墜下一塊都會造成更大的混亂，很快體弱者就因為體力不支或者奪路而逃中的推搡而倒地，緊接著就發生了踩踏——

由于火勢蔓延的過快，當禮堂外的人發現明火的時候，整個禮堂內已經一片火海，不斷有人從唯一的門中跑出來，撲救已經來不及了，外面的人只能盡量把逃出來的人拉離火場。但隨著火勢的很快變大，逼人的熱浪讓外面的人已經無法靠近火場，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整個禮堂燒成一個巨大的火堆。

時年14歲的少女仇茹萍是最后一個被救出火場的幸存者，她被救出時全身大面積燒傷，而她的父母、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都沒有從火場里出來，她就此成了孤兒。在她之后，再也沒有人從火場中活著出來——

由于伊犁地區地廣人稀，聯絡不便，當駐扎在霍城的伊犁軍分局邊防八團機動營兩個連共二百八十名官兵（每位救援官兵人均攜帶一把十字鎬、一把鐵鍬、兩副口罩）在陳福元副團長的帶領下奉伊犁軍分局的命令趕到現場的時候已經是2月19日清晨了，而此時的禮堂大火已經自然燒滅，機動營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清理現場、處理善后。

陳福元回憶：“看到部隊官兵趕到，群眾讓出一條通道，但門口根本進不去，靠門口的地方，尸體堆得有近一米高。大多數人燒得和煤炭渣一樣，有些人像瀝青一樣粘在一起。空氣中充斥著一股令人作嘔的味道，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們拿著鐵鍬和十字鎬站在尸體堆里不知如何下手，也不忍心下手。但是我們的任務就是清理現場，大家必須動手。”

反映2.18火災事故救援現場的影視作品畫面

另一個當事人回憶：現場的尸體集中的位置分別位于大門處和舞臺處，兩處尸堆層層壘壓，冒著“絲絲”白氣，最上面的尸體被燒得最慘，被壓在最下面的尸體被壓得幾乎成了一“片”，殘存的墻壁上還“印”著許多人形的痕跡，這是搬開靠在墻上被燒焦的尸體后留下來的印記。

經過4個多小時的清理，現場基本清理完畢，機動營的官兵和團場群眾總共從現場清理出六百九十四具被燒得面目全非的遇難者尸體，這些被燒得焦黑的尸體被分開擺在禮堂外的院子里來供親屬認領，但大部分的尸體都已經被燒得完全無法辨認，以至于家屬根本無從認領，只有少數的遺體被認領。但是經過清點，確認了六百九十四名遇難者中有五百九十七名是六十一團場子弟學校的學生，占全校學生人數的將近三分之一，占這起火災的死亡人數的86%。

另外，火災還造成一百一十一人燒傷致殘，五十人被燒成輕傷，其中95%都是六十一團場子弟學校的學生。

2月19日上午，伊犁農墾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馬驥帶領2.18火災善后小組趕到現場，負責火災善后處理事宜。

馬驥

馬驥帶人趕到時，現場的干部群眾因為喪失親人的悲痛（六十一團場幾乎每家都有孩子在火災中遇難）而充滿著憤怒，大家認為這次的火災事故就是因為六十一團場政委周政夫臨時決定將電影從室外改在室內，如果按照原計劃在室外放電影，就算起火也不可能造成如此慘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所以部分情緒失控的遇難者家屬包圍了周政夫家，要周政夫以死謝罪，甚至有人想將在火災中遇難的周政夫的女兒的尸體暴尸示眾。

但實際上周政夫當時的決定得到了團場上下的一致好評，群眾將責任完全推在周政夫的頭上完全沒有理由。

經馬驥帶領善后小組成員們一整天的耐心規勸和說服工作，以保證公安機關不清算任何一名鬧事群眾、支持遇難者家屬回老家探親、幫助遇難者家屬聯系調動到其他單位為條件化解了此次危機，所有遇難者的遺體在48小時內全部安葬完畢（墓園為三塊連片的墓地組成，當地人稱為“三大片”，而禮堂的殘墻被保留至1997年被拆除）。

為了鞏固這來之不易的“維穩”成果，穩定群眾情緒，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伊犁地委在2月底任命馬驥兼任六十一團場政委，負責處理“二·一八”火災善后事宜。

經調查得知，1977年1月底，為了迎接春節，六十一團場供銷社采購了不少鞭炮，火災發生當天在俱樂部空場有不少孩子在燃放各種各樣的鞭炮。在電影放映前，有不少孩子攜帶鞭炮入場，在放映電影的過程中，有數名淘氣的小孩因為無聊而試圖燃放手中的鞭炮，都被放映隊或者孩子家長及時發現而制止，但電影也因此三次中斷放映。

然而在22時15分左右，六十一團場子弟學校的小學生趙廣輝實在覺得電影無聊，自行跑到禮堂后部點燃了一個一個俗稱“地老鼠”的花炮（這種花炮的特點就是點燃后會一邊燃燒放出火星一邊因為燃燒產生的噴射力而四處亂竄，比一般的炮仗或者“竄天猴”放起來刺激，但是危險性極大，尤其在室內燃放），燃燒的“地老鼠”躥進了堆放在禮堂后部的一堆花圈中（總共有近千只花圈，堆放了120平方米的面積），將紙質的花圈點燃，火焰很快順著電線躥到了房頂，銀幕以及屋頂上懸著的電線很快著火，禮堂內濃煙彌漫。隨后禮堂前半部的屋頂出現明火，屋頂的木板、油氈、瀝青開始紛紛墜落。由于出口太小，禮堂內大部分人均未能逃出，致發生重大傷亡。

燃放中的“地老鼠”

以上是造成火災事故的直接原因。

經調查，這些花圈是1976年9月10日至9月20日團場為悼念毛澤東主席去世而扎制的，毛澤東同志的全國性追悼活動結束后，因為沒有人敢做主銷毀這些花圈，因此就被堆放在禮堂后部直到事故的發生，這些花圈是在火災事故中導致火勢迅速引燃的重要原因。

事故禮堂在兩次改造中使用了大量的易燃材料，是導致火勢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

事故禮堂在兩次改造中封死了七個門中的六個，只留下一個寬1.6米的大門，是導致火災中人員無法及時疏散，造成重大傷亡的重要原因。

1978年7月，2.18火災事故善后事宜基本處理完畢。

作為直接責任人，趙廣輝因為不滿十歲，無法承擔法律責任。

作為領導責任人，伊犁農墾局六十一團場場長和政委被處以行政撤職加留黨察看處分并被調離伊犁農墾局，另有六十三名團場和農墾局干部被處以行政警告至行政撤職不等的處分（當時在六十一團場的干部事后幾乎被全部調離）。

2.18火災事故紀念碑

謹以此文紀念在這次火災事故中遇難的六百九十四人。

參考資料：應急管理出版社，《中國安全生產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安全生產志-事故志（1949.10——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