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就是劉祿曾的故事，一個普通卻不平凡的中國女子，在朝鮮戰爭的硝煙里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干了大事，還在多年后跟當年的敵人有了一場意外的重逢。這段經歷不光是戰爭中的一段插曲，更讓人感慨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光輝和和平的可貴。

劉祿曾1928年出生在上海，家里條件挺好。她曾祖父劉秉章是晚清淮軍名將，打過太平天國，名頭不小。到了她爸這輩，在上海當銀行經理，家住租界附近，日子過得算得上體面。

劉祿曾小時候常跟著媽逛百貨公司，手里攥著英文讀物，滿腦子都是對外面世界的好奇。她上的是上海有名的女校，英語學得特別好，老師常夸她發音地道，跟英國人似的。1947年，她考進東吳大學法學院，學國際法，課上認真記筆記，課下啃英文原版書，書桌上總放著《國際法概論》和報紙，紅筆標注得密密麻麻。

1949年新中國成立，全國熱火朝天地搞建設，劉祿曾也想出一份力。她報了名想進解放軍文工團，覺得自己能用歌聲鼓舞人。可惜因為家庭出身問題沒被錄用，她有點失落，但沒放棄。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軍都快打到鴨綠江邊了，新中國邊境安全受到威脅。志愿軍急需會英語的人處理敵方文件和審訊戰俘，劉祿曾一看征兵告示，二話不說就報了名。她收拾行李，跟爸媽告別，家里勸她別去，她就說：“國家有難，我得去。”1950年底，她跟22個年輕人一起坐上了北去的火車，車廂里冷風嗖嗖，她裹著棉衣，手里攥著一本英語詞典，心里滿是期待。

到了沈陽，部隊要求精減行李，她把毛衣和書寄回家，只留了個背包和幾本專業書。之后就是千里行軍，過鴨綠江時江面都凍住了，她踩著結冰的木橋，背著包，風吹得臉生疼。到朝鮮中部后，她被分到志愿軍第九兵團政治部敵工部，當英文翻譯。那時候她才22歲，從上海的洋房小姐變成了戰場上的戰士。

在朝鮮，劉祿曾干的活兒又多又危險。她得翻譯繳獲的美軍文件，像裝備說明書、作戰計劃啥的，晚上就著油燈，一個字一個字摳，連夜趕工。她還得審訊戰俘，搞清楚敵軍的情況。第一次審訊，她站在露天場子，腳下是泥地，戰俘裹著破毯子，面黃肌瘦。她用英語問姓名、部隊番號，記在本子上。有些戰俘挺橫的，還有人沖她吹口哨，想惹她生氣。她不慌不忙，語氣穩穩的，慢慢讓對方放下了戒心。

有個叫詹姆斯·伯特納的美軍戰俘讓她印象挺深。這家伙在美國因為偷車被抓，政府拿免刑當誘餌把他送上了戰場。剛見面時，他吊兒郎當的，斜靠在椅子上，眼神不服氣。劉祿曾耐著性子跟他聊，給講志愿軍的俘虜政策，還讓人給他弄了點吃的，安排休息。

沒幾天，伯特納發高燒，躺在戰俘營角落動不了，她趕緊找軍醫，還申請用車把他送到后方。她這人就這樣，工作認真，對戰俘也講人道，慢慢地，伯特納態度軟下來，愿意配合了。

在朝鮮那兩年，劉祿曾真挺拼的。她背包肩帶都磨破了，靴子滿是泥，可精神頭一點沒少。她翻譯的文件和審訊記錄幫志愿軍拿到了不少情報，戰友們都挺佩服她。她桌上總堆著筆記本，寫滿了軍事術語和記錄，晚上還熬夜整理，生怕出錯。戰友看她這么拼，常偷偷塞點干糧給她，她老推回去，說：“你們吃，我不餓。”就這樣，她從一個城里姑娘變成了戰場上靠得住的人。

1952年10月，上甘嶺戰役開打，這仗在朝鮮戰爭里特別有名，雙方都拼紅了眼。劉祿曾被調到志愿軍第二十四軍政治部敵工科，加入一個四人廣播小組，專門搞心理戰。她背著廣播設備上了前線，山路不好走，炮彈炸得土塊亂飛，她低頭躲石頭，手死死抓著發電機。到了上甘嶺坑道，那環境真不是人待的，窄得只能彎腰過，墻上全是水汽，空氣里一股泥土味兒混著血腥味。照明就靠幾根蠟燭，吃的只有硬窩頭和雪水，晚上風從坑道口灌進來，冷得她裹著大衣都睡不著。

她的任務是對著美軍喊話，瓦解士氣。她跟戰友把發電機和擴音器搬到坑道口，手搖發電機搖得胳膊酸痛。她錄了美國歌，像《鈴兒響叮當》《歡樂頌》這種，晚上放出去，歌聲飄到敵營。她用英語喊：“放下武器，志愿軍保證你們安全，回家見家人。”美軍那邊私下管她叫“夜鶯”，聽著她的聲音，不少人心里動搖了。

這活兒風險不小。有回她在坑道外弄設備，敵機飛過來，子彈打得地面冒煙，她趕緊趴戰壕里，帽子都沾了土。還有次撤退，一顆炮彈在她旁邊炸開，震得她摔地上，耳朵嗡嗡響。她爬起來，拍拍土接著走。戰友遞水給她，她擺擺手說沒事。有回她在坑道里待太久，出來被新鮮空氣一沖，暈了過去，戰友拿濕布給她擦額頭，半小時才醒。她揉揉眼，笑說：“空氣太好，頂不住。”

坑道里苦是真苦，可她從不抱怨。一次她掏出塊糖，分給旁邊的戰士，戰士們推來推去，最后接過去，眼里全是感動。她還常跟大家講上海的事兒，外灘的夜景、家里吃的啥，戰士們聽著就樂。有回她哼《我的祖國》，大家圍著她，疲憊的臉上有了笑模樣。她在坑道里不光是廣播員，還是大家的開心果。

她的廣播真管用。美軍那邊聽著圣誕歌，好多人放下了槍，有些還在日記里寫想家的話。這些日記被志愿軍拿到后，她就拿來用，喊：“你媽在家等你，別送命了。”這話聽著簡單，卻直戳人心，不少美軍士兵投降了。1953年停戰談判有進展，她又播停戰消息，敵軍那邊槍聲少了，士兵都聽著她的聲音發呆。7月27日停戰協定簽了，她跟戰友走出坑道，勝利終于來了。

回國后，劉祿曾被分到南京干行政工作，靠著英語和戰時經驗，干得挺順。1978年改革開放，她調到南京國際旅行社，接待外國游客。她穿著制服，在機場接外賓，用英語講中國的歷史，游客都夸她專業。1979年4月，她跟教育家吳貽芳去美國搞文化交流。吳貽芳是大人物，中國第一位大學女校長，劉祿曾當翻譯，跑了好幾所大學，忙得不亦樂乎。

在紐約有天她去白石博物館的餐廳吃飯，正吃著牛排，有人盯著她看。一個中年男的走過來，問她是不是朝鮮戰場上的女翻譯。她點頭，那男的激動得不得了，說自己是詹姆斯·伯特納，就是當年她審訊的戰俘。伯特納穿得挺體面，說戰后回美國后痛改前非，靠努力開了個餐館，日子過得安穩。他一直記得劉祿曾對他的好，說她改變了他的人生。兩人聊了半天，講戰場上的事，也感慨和平的不容易。餐廳里其他人聽著，都挺好奇。

這次美國行結束后，劉祿曾回南京繼續工作。1988年退休后，她沒閑著，常去學校和社區講志愿軍的事兒。她講得特生動，年輕人都愛聽。她還接受過《新華日報》《解放軍報》采訪，故事傳得挺廣。

劉祿曾的經歷，從上甘嶺到美國餐館，真挺震撼的。她用自己的本事為國家爭了氣，也用善意影響了敵人。她在坑道里喊話，不光是戰術需要，更是給敵人一條活路。伯特納能改過自新，跟她那份善意分不開。這故事告訴咱們，和平多珍貴，人性多復雜。戰爭是殘酷的，可人跟人之間總有那么點溫情，能讓人看到希望。你們覺得呢？有啥想法可以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