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經濟結構深度轉型與鄉村振興戰略交匯期，農民工群體呈現“回流潮”與“就業難”并存的復雜態勢。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課題組陳文勝、陸福興等調研發現，湖南作為“勞務大省”，農民工面臨“城市就業收縮”與“返鄉機會不足”的雙重困境，表現為沿海產業調整導致崗位減少、收入下降；鄉村產業基礎薄弱，難以吸納就業，創業又受資金、技術、市場制約；技能斷層與新業態需求錯配加劇就業難，對農村社會穩定帶來潛在風險。并以此提出對策建議：技術賦能創造新業態就業機會，特色資源賦能提升農產品附加值，農地改革賦能釋放增加農民收入紅利，社會保障賦能筑牢農民生存最后一道防線，龍頭企業下沉鄉村賦能聯農帶農。

在經濟結構深度轉型與鄉村振興戰略交匯期，農民工群體呈現“回流潮”與“就業難”并存的復雜態勢。湖南作為“勞務大省”，其就業格局直接關系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協同推進。以勞務輸出大縣衡陽縣為例，2025年春節前后返鄉農民工達18.3萬人，其中4萬多人未能返崗，折射出當前農民工就業的深層次矛盾。如何幫助返鄉農民工走出就業困境，既承載著城鄉融合發展的時代命題，也伴隨產業銜接不暢、收入增長乏力、社會風險傳導等多重挑戰，成為亟待破解的重大現實課題。

一、農民工返鄉就業的現實困境：多重壓力交織

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產業升級與區域重構，首當其沖的是出口貿易受阻，沿海外向型企業用工普遍減少，加之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加快，就業結構急劇變化，農民工面臨“城市難留、鄉村難進”的雙重擠壓。衡陽縣數據顯示，2025年春節前后開展的60場就業服務活動雖覆蓋2萬余人次，但農民工返鄉后仍面臨多重現實困境。

1.產業結構調整直接壓縮城市低技能就業空間。隨著經濟高質量發展結構深度調整，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經濟增速放緩，制造業、建筑業等傳統用工大戶受到技術升級和產業轉型的沖擊，農民工城市就業遭遇“擠出效應”。對衡陽縣調查顯示，未返崗者中41.7%因“崗位減少/工資過低”滯留，反映出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背景下，農民工“被動返鄉”的趨勢明顯。實地調研發現，不少農民工未返城的原因是“不好找工作”或“工資太低”。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農民工跨省就業人數較2019年下降10.1%，而省內就業占比首次突破60%，標志著農民工就業格局從“外向型”向“本地化”轉型。

2.返鄉規模擴大與收入銳減構成雙重矛盾。在農民工城市就業遭遇困境的背景下，返鄉規模逐漸擴大，普遍面臨“就業難”與“增收難”雙重壓力。衡陽縣2025年返鄉農民工占21.9%，收入層面，城市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萎縮導致農民工就業崗位減少，議價能力降低，即使找到工作，也往往面臨工資水平低、不穩定的問題。調研中發現一個48歲的農民工月收入從6000多元降至不足3000元，“做幾天停幾天”成為常態。而衡陽縣維權服務活動顯示，2025年春節前后處置欠薪案件300余起，為402人追回工資428萬元，凸顯薪資保障機制的脆弱性。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2024年，本地就業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比重雖有所上升，但農民工老齡化趨勢明顯，工資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占比也逐漸降低。

3.縣域經濟承載力薄弱導致就業機會嚴重不足。縣域產業基礎薄弱制約就業容量。衡陽縣雖通過“市民化服務活動”開展5場惠民演出、吸引3000人次參與，提供31500人次臨時崗位，但由于產業基礎薄弱，新興產業發展滯后，難以支撐長期就業。同時，創業所需的資金、技術、市場等要素短缺，使得農民工創業面臨諸多阻礙。調研發現返鄉的一個農民工開辦香菇合作社，因缺乏冷鏈物流和市場渠道，積壓的20噸香菇最終腐爛，直接經濟損失超百萬元。而縣城快遞分揀員崗位因要求智能終端操作技能無人勝任，凸顯“低技能崗位不愿干、高技能崗位干不了”的結構性矛盾。

4.就業壓力向鄉村社會傳導潛在穩定性風險。農民工返鄉規模的擴大，也給農村社會穩定帶來了新的挑戰。返鄉農民工聚集鄉村，就業競爭與資源分配容易引發鄰里矛盾和勞資糾紛。加之社保缺失、醫療負擔重等問題，增加了基層社會治理的難度。衡陽縣關愛服務雖投入100萬元開展留守兒童護航、困難慰問等活動，但未根本扭轉就業競爭引發的社會矛盾。調研一個農業鄉鎮發現，2022年土地糾紛調解案件同比上升43%，部分農民工因失業滋生酗酒、賭博等問題，與衡陽縣未返崗群體中1051人“暫不外出”形成潛在風險對照。

二、困境根源：發展轉型期的多重結構性矛盾

農民工返鄉就業這場“逆向流動”，其背后的原因錯綜復雜，困境背后是規模化替代、技術革新與能力斷層引發的深層失衡，折射出經濟發展轉型期的多重結構性矛盾。

1.城鄉規模經濟雙重排擠效應凸顯，加劇“非農非城”困境。城市規模化企業通過裁員壓縮人力成本，農民工因技能單一成為首要調整對象，其中2024年建筑業農民工較2014年減少超1800萬人。農村土地流轉加速下，規模化農業替代傳統小農。如黑龍江北大荒一臺無人收割機日作業量相當于200勞動力，導致鄉村“剩余勞動力”激增。衡陽縣農民工省內就業占比提升至60%，但縣域產業園區吸納能力有限，形成“城市留不住、鄉村回不去”的困境。

2.技術革命與人力資本斷層，導致技能供需失衡。城市產業升級帶來“去人力化”，工業機器人替代一線工人，調研長沙的一個電子廠智能生產線使用工量從2000人減至500人。農村產業升級帶來“高門檻”，在山東壽光的智慧大棚，溫濕度傳感器、自動灌溉系統取代了傳統種植工人。工業和農業生產領域越來越多的工作被機器和智能設備取代，而農民工普遍存在新職業技能不足的問題，難以適應這種轉變，導致技能匹配失衡呈現“斷層效應”，就業空間進一步被“替代”。衡陽縣雖通過60場就業培訓覆蓋2萬人次，但培訓內容多集中于傳統工種，與智能制造、電商運營等新業態需求脫節，能力斷層成為就業瓶頸。

3.傳統技能體系與新業態需求脫節，放大結構性失業。視頻電商、智慧農業等新業態蓬勃發展，但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缺乏系統的職業技能培訓，難以滿足新型產業的用人需求，導致結構性失業。人社部數據顯示，僅15%的農民工具備新職業技能。衡陽縣“就業服務”活動培訓2萬人，但實踐中，年齡在50歲及以上的學員難操作智能手機，鄉村旅游項目因缺專業團隊客流量不足預期的30%，凸顯數字技能與運營能力短板。

三、破解農民工返鄉就業困境的對策建議

農民工返鄉就業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關系社會穩定和鄉村振興的系統工程，需以技術賦能為引擎、資源整合為載體、制度保障為基石，激活返鄉就業內生動力。

1.技術賦能創造新業態就業機會。技術賦能要與鄉村新興產業發展結合起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手段開展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培訓模式。針對新型產業的需求設置電商運營、智能制造、家政服務等培訓課程，提高農民工的專業技能和綜合素質。以湖南省衡陽縣為例，在“春暖農民工”活動中，政府通過線上直播等方式推廣就業服務，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要進一步加大技術賦能力度，構建全鏈條新技能培訓體系，為不同年齡層次的農民工提供定制化課程。

2.特色資源賦能提升農產品附加值。充分挖掘農村地區的特色資源，如特色農產品、民俗文化、自然風光等，發展特色產業。通過品牌化運營提升農產品附加值，發展鄉村旅游、民俗文化體驗等產業，推動農文旅融合發展。這不僅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還能吸引和容納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以衡陽縣為例，春節期間通過組織專車、專列等方式運送農民工返崗復工，既體現了政府對農民工就業的高度重視，也是對地方勞務品牌的資源賦能。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村特色產業的扶持力度，為農民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3.農地改革賦能釋放增加農民收入紅利。深化農村土地制度、產權制度等改革，加快農村產權交易平臺建設，讓鄉村沉睡的資源轉化為發展資本。完善土地流轉機制，鼓勵農民以土地入股、租賃等形式參與規模化經營；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同時，加大對農民工返鄉創業的信貸支持，解決創業資金難題。這些措施將多方釋放紅利增加農民收入，為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提供有力保障。

4.社會保障賦能筑牢農民生存最后一道防線。社會保障是農民工返鄉就業的最后一道防線。加大對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改善農村醫療條件；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提高養老金待遇。同時，出臺就業扶持政策，如就業補貼、創業獎勵等，鼓勵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進一步完善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建立創業風險補償基金，為返鄉就業創業保駕護航。

5.龍頭企業下沉鄉村賦能聯農帶農。鼓勵和引導龍頭企業下沉鄉村，通過建立產業基地、發展訂單農業、開展合作經營等方式與農戶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政府可出臺相關優惠政策吸引企業到農村投資興業，為農民工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通過“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模式創新龍頭企業的聯農帶農利益分配方式，建設鄉村農民工返鄉創業園，為返鄉農民工提供“拎包入駐”的創業空間。這將有助于實現農民工返鄉就業與鄉村振興的雙贏局面。

(課題組成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陳文勝 陸福興 張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