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提及清代文壇，袁枚的名字總會引發兩極分化的評價。

這位自號 “隨園主人” 的文學家，究竟是灑脫不羈的真名士，還是放浪形骸的異端？

為何在正史中他是官聲清正的學者型官員，而在民間傳說里卻成了沉迷聲色的風流文人？

這種形象的劇烈割裂，恰似一層朦朧的面紗，掩蓋了真實的袁枚。

今天，我們將以他那首最富爭議的詩作《遣興》為切入點，通過史料辨析，還原這位文學奇才被誤解的真實人生，解讀詩句中流淌的滄桑感悟與豁達智慧。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袁枚出生于浙江錢塘（今杭州）一個普通家庭。

自幼天資聰穎的他，12 歲便中秀才，24 歲考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此時的袁枚，如同所有傳統文人一樣，懷揣著 “致君堯舜上” 的仕途理想。

然而，命運的轉折卻在乾隆四年（1739 年）悄然降臨 —— 因滿文考試不合格，他被外放江南任知縣。

在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任職期間，他留下了 “判案如神” 的口碑，曾在沭陽蝗災時，頂著上級壓力開倉放糧，用 “以工代賑” 的方式疏浚河道，救活數萬災民。

乾隆十三年（1748 年），33 歲的袁枚卻做出驚人決定：

變賣江寧織造隋赫德的隋園，改名 “隨園” 并隱居于此，從此開啟 “辭官養母，賣文為生” 的傳奇人生。

《清史稿?文苑傳》評價袁枚 “性通脫，篤于友誼，文多游戲筆墨，然亦足見其倜儻”。

他在文學上最大的貢獻是提出 “性靈說”，主張 “文章之道，本乎性情”，反對當時沈德潛 “格調說” 的復古傾向。

在隨園四十余年間，他寫下《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等經典，其中《隨園詩話》以 “街談巷語，隨手拾得” 的隨筆體，顛覆了傳統詩話的嚴肅面孔。

更具革命性的是，他打破 “女子無才便是德” 的禁錮，收女弟子三十余人，編選《隨園女弟子詩選》。

這種驚世駭俗的舉動，在當時被衛道士斥為 “敗壞風化”。

影視劇常將袁枚塑造成流連秦淮河畔的風流客，如某部古裝劇中，他被演繹成與歌姬吟詩作對的 “情圣”。

但真實的袁枚在江寧任上，曾頒布《禁游民令》，嚴懲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

在《牘外余言》中，他記載自己處理過一起 “惡奴霸占主母” 的案件，頂住鄉紳壓力將惡奴杖責流放。

這種剛正不阿的為官之道，與虛構作品中 “風流浪子” 的形象判若兩人。

正如他在《自挽聯》中所寫：“為官司猛如虎，為利錢疾如蠅，俯仰其間，能無怍乎”，道盡了仕途與本心的矛盾。

袁枚 “性靈說” 的提出，在乾嘉文壇掀起軒然大波。

當沈德潛強調 “詩貴溫柔敦厚” 時，袁枚卻在《隨園詩話》中直言：“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

這種強調個人情感的主張，被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斥為 “靡靡之音”。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袁枚在揚州偶遇沈德潛，后者當面指責他編選的《子不語》“怪力亂神，有違圣教”，袁枚則反唇相譏：“先生修《國史》，將刪去武后穢事乎？”

這場 “性靈” 與 “格調” 的論戰，本質是文學自主權與道統權威的較量。

袁枚的性格中透著 “職場刺頭” 的特質。

他任江寧知縣時，曾因拒絕向上司行 “跪迎禮”，被布政使當眾訓斥 “倨傲無禮”。

更具爭議的是他的收徒之舉 ——50 歲時在隨園大擺 “秋試”，以 “柳絮飛來片片紅” 為題考核弟子，當女弟子席佩蘭對出 “夕陽返照桃花渡” 時，他拍案叫絕，當場收為入室弟子。

這種打破性別藩籬的行為，讓江南士紳階層大為光火，甚至有人在隨園外張貼 “隨園弟子半天下，提筆能為旖旎詞” 的諷刺對聯。

袁枚生活的時代，正是清廷推行文字政策的高壓期。

從乾隆十六年（1751 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全國發生文字政策近百起，連沈德潛因死后被發現《詠黑牡丹詩》有 “奪朱非正色” 之句，竟遭剖棺戮尸。

袁枚的 “性靈說” 看似灑脫，實則是一種生存策略 —— 他避開時政議論，專注于個人情感表達，用 “游戲筆墨” 消解風險。

這種 “躲進小樓成一統” 的智慧，讓他在嚴苛的文化環境中得以保全。

臨終前的袁枚，做了三件顛覆傳統的事：

一是留下 “勿作佛事，勿燒紙錢” 的遺囑，二是將隨園藏書編為《隨園書錄》公開售賣，三是指定女弟子駱綺蘭整理《聽松園詩稿》。

這些安排產生了深遠影響：隨園藏書散入民間，其中宋版《李義山詩集》后被黃丕烈收藏，成為版本學重要善本。

女弟子們繼承 “性靈” 衣缽，在江南形成女性文學群體，直接影響了晚清秋瑾等女詩人的創作。

1739 年翰林院滿文考試失利，看似是仕途挫折，卻成了他轉向文學的契機。

1748 年辭官歸隱，并非消極避世，而是用 “賣文、授徒、開園” 的商業模式，實現經濟獨立。

1788 年以 82 歲高齡去世前，仍在修改《隨園詩話補遺》，這種對文學的執著，讓他超越了同時代多數官僚文人。

袁枚的一生，是傳統士大夫身份認同危機的縮影。

他既保留著 “修齊治平” 的理想底色，又以 “性靈” 為武器解構道統權威。

作為官員，他有開倉放糧的善政，也有辭官避世的消極。

作為文人，他打破文學桎梏，卻也因 “艷詩” 遭后世詬病。

正如錢鐘書在《談藝錄》中所言：“隨園之才，勝其學；隨園之學，不如其識。”

這種才、學、識的張力，構成了復雜的袁枚形象。

在當今職場，袁枚的生存智慧頗具借鑒意義：

當面對僵化的體制時，他沒有選擇硬剛，而是通過 “曲線救國” 實現價值 —— 就像現代職場人在規則內尋找創新空間。

當遭遇輿論非議時，他用 “閉門著書，開門迎客” 的方式，將爭議轉化為個人品牌流量，這種危機公關思維，比同期文人超前兩百年。

站在現代視角，我們該如何看待袁枚的 “離經叛道”？

當他在《遣興》中寫下 “愛好由來落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 時，究竟是在表達創作的艱辛，還是在隱喻堅持自我的不易？

在追求個性與遵守規則之間，是否存在永恒的平衡點？

這些問題，或許就藏在 “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 的詩句里，等待每個讀者用人生閱歷去破譯。

袁枚的《遣興》組詩，如同多棱鏡般折射出人生的萬千面相。

當我們讀懂 “鬢自催人老，顏休怨鏡欺” 的歲月滄桑，理解 “有才必韜藏，如錐處囊中，非不脫穎而出也，只怕甚處去出頭” 的處世智慧，或許才能真正領悟：

所謂豁達，不是逃避現實的超然，而是歷經滄桑后的和解 —— 與時代和解，與他人和解，更與不完美的自我和解。

這或許正是三百年后，袁枚留給我們的終極啟示。